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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学是中国传统的核心思想，包含了“天人合一”的价值诉求，也涵盖了成就“大人”的实现路径，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明策源期诸子百家思想的共同基础。诸子百家在人的理解和人的发展上都持相似的观点，都主张后天决定人的命运，人的发展在于后天的努力，而非先天的因素，即需要遵循特定的发展路径“道”，才能够将人的内在的力量源源不断地发挥出来。这是仁学思想的本质。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在《道德经》中最为著名的论述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故大道废，安有仁义；慧智出，安有大伪；六亲不和，安有孝慈；国家昏乱，安有贞。”老子得出，内在德性是在大道丧失而缺场的情况下产生的，德性的缺场使世俗的仁得以产生，仁缺失使义得以产生，义缺失就使礼得以产生。显然，《道德经》第三十八章老子对道与仁义道德的关系的运用与第十八章是一致的。老子在第十八章认为，大道废弃，于是产生了仁义；智巧被使用，于是产生了伪诈；家庭六亲关系失和，于是产生了孝慈；国家秩序混乱，于是产生了端方正直之臣。
从认识论的角度，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在“大道”难以认识或是无法取得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德”来认识来弥补；在“德”的认识难以涵盖时，可以通过“仁”来认识；而如果“仁”无法认识时，可以通过“义”的方式来认识；如果“义”难以达到，可以通过“礼”的方式来认识。因此，在老子的伦理体系中，存在着“道—德—仁—义—礼”，在伦理认识位阶上逐渐递减，但实践理性逐渐增强的发展路径。仁与义在认识道德的过程中扮演着基础性的作用。正如在《韩非子·解老》中的解释，“道有积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实而实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泽而泽有事，义者仁之事也。事有礼而礼有文，礼者义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后失德，失德而后失仁，失仁而后失义，失义而后失礼。”这里“失道而后失德，失德而后失仁，失仁而后失义，失义而后失礼”，也是遵循“道—德—仁—义—礼”的路径。
因此，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学说中，就存在着从道德本体和从仁义实践理性入手的两种认识路径，如道家和阴阳家就属于前者，而儒家、墨家、法家、纵横家则属于后者，但是，它们的思维模式都并没有脱离老子的“道—德—仁—义—礼”伦理路径。
儒家以孔子思想为根本，而孔子思想可以归结为仁学，但仁学又正是在孔子的整理和发挥下才成为显学。孔子的仁学是一种从“小人”到“大人”的实现的过程，这种模式归结为“君子”成长范式，即需要“兴于诗、立于礼、依于仁、成于乐”的实现路径，从而实现“不辱其身，不降其志”的“文质彬彬”的实现方式。因此，仁学是一种既重视人的外在的物质因素，也重视人的内在的成长因素，如何处世的各种道德因素统率于仁学的框架之内。因此，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成长模式，处世需要因人而异，因时而动。因此，孔子的仁学是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结合，即重视人的异质性，但同时，又认识到人的普遍发展规律，使两者能够统一起来。因此，仁学是一个思想体系，也是将诸道德结合成一体的伦理体系，实现了多样性与统一的结合。
但是仁学的多样性和变异性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否则，个体的多样性和现实的复杂性会使仁学产生分裂，无法统一于一个统一的框架之下。孔子之后，儒分八家，就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变动的准则和底线，仁学的分裂是无法避免的。孔子和孟子不约而同地找到了这仁学变动的准则和底线，那就是“义”。孔子讲，“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孟子也讲，“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是从”。唯有遵循“义”，仁学的实践性才能够实现，而避免分裂和背离原初的始点。
但是，“义”到底在仁学体系当中有多重要呢？这又会引起歧义和争论。墨家脱胎于儒学，是有感于儒学实现路径的困境，而提出的自身以“义”为中心的实现路径，“万事莫贵于义”。因此，在仁的问题上，墨家与儒学是完全一致的。墨子之“义”与仁具有相近的意思，义是利天下，而仁是爱天下。仁天下就是爱天下。仁义本是一体，仁爱是手段，义也是具体的实施方法，都是为了实践事物的本来面目。墨子的“义”直接源于“道”，源于“天志”。奉行义，并不是为了他人的赞扬或是批评，而是为了实践天的意志，而他人的赞扬或是批评又有什么重要的呢？义是天下最为重要的东西，何必要看着别人做自己才去实践，为什么不自己努力去做呢？如果天下的人都不为义，个人还有为义的必要吗？墨子的回答是不要以众人的评价标准为标准，而要以事物本来的面目做取舍，坚持世间原有的法则。因此，在墨子的思想中，“义”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仁”。正是在实现路径的“义”这一问题上，出现的儒墨的分野。
仁学实现路径“义”的复杂性在法家思想中也得到突出的表现。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出自儒学大家荀子的门下。荀子的思想严格遵循“义”在“仁”之下，“仁”约束“义”的思想：“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但是，在法家的思想中，这种“义”与“不义”的严格分野被抛弃了。韩非子指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认为道德、仁义的成长模式已不再适用，“世主美仁义之名而不察其实，是以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与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哀怜百姓不忍诛罚者，此世之所谓惠爱也。夫有施贫困则无功者得赏，不忍诛罚则暴乱不止……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
诸子百家的思想都将其思想指向仁学，在仁学的实现路径上，他们也都强调“义”的作用，只是强调的程度不同而已，而且，仁学也包括了实践伦理。仁学在于人的内在潜力的实现，而每个人的实现路径是不同的。孔子有“因材施教”，即每个人的实现路径是不同的。在这种不同中，需要遵循一些共同的规律，即兴于诗、依于仁、依于义，成于乐。但是，对于“义”在仁学的实现路径中的不同作用，就会产生不同的思想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