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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的情况下，志同道合的朋友足够应对变动社会的挑战，但是随着社会变动性程度的增强，社会的异化越来越严重，社会的非理性化程度会严重加深。当社会的刺激足够强烈时，如外族入侵、种族危亡等情况下，朋友之义可能会不足以应对大变动社会的冲击。这时就需要义的加强，就需要在义的支持下，将普通人和陌生人的结合转换为兄弟间的紧密纽带。这种思想在《论语》里面也得到了强烈的体现，即子夏所说的仁学的最终功效之一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一点在孔子的思想中并未得到强烈的体现，是墨子认为儒家学说中最大的不足。尽管可能在子夏的学说中有非常突出的表现，但由于孔子弟子的学说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所以没有办法窥探其中的全貌。不过，从子夏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部分的思想应该得到了全面的阐述。
在孔子的仁学中，存在着由己及人的推演，包括对父母的“孝”、对兄弟的“悌”、对朋友的“义”、对陌生人的“爱”、对敌人的“以德报怨”。原来仅仅有对朋友的义就可以应对一般情况下的变动社会的扭曲和非理性压力，但是，当这种压力持续加强，朋友间的“义”无法支撑大变动社会的压力，这时就需要寻求新的出路。即对将陌生人单向的爱转化为兄弟姊妹双向的爱，使之形成更为强烈的联结纽带。
这一部分思想在春秋时期的墨子学说中得到强烈的反映。在墨子的思想中，“万事莫贵于义”。墨家将义的纽带摆在了中心的位置，具有十分重要和突出的地位。那么，在墨子的思想中，朋友之义如何能够转变为兄弟之义呢？这一点，与西方的基督教具有同样的功能，基督教最为根本的使命和方法就是将陌生人在基督教的信仰之下转化为兄弟姊妹的关系。这种转化之成功使得基督教不但在罗马帝国的高压下存续下来，影响不断扩大，最终成为罗马的国教，而且，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成为西欧组织起来对抗北方蛮族入侵的中流砥柱，也成为西方近代市民社会的基础。
荀子对墨子的评价是“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即墨子只看到人和事物“齐同”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人和事物应该有“差异”的一面。这一归纳点出了墨子与儒家最大的不同。墨子是在乱世之中通过寻求人与人共同的一面，建立“士”的共同体。而在这一“尚同”共同体中，正直（“天志”）、善良（“尚贤”）、强大的行动力（“非乐”）、友爱（“兼爱”）、睿智（“明鬼”）、节俭（“节用”）才可能生存，人才不会被扭曲。善良的羊在“巨子”的带领下，不断地训练自己，提升自己的行动力，这也是为什么荀子所说的“世无王，穷贤良，暴人刍豢，仁人糟糠；礼乐息灭，圣人隐伏，墨术行”。
墨子认为仁义之学须符合天下“大利”的学说。天下不分国之大小，而在于“义”的强弱。所谓“义”，依墨子的说法，就是“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由此，墨子的“义”不再局限于“中人”以上的范围，而是直接适用于生存于下层的人们（“民”），以及生存于弱肉强食的春秋后期及战国时代的弱国。这是非常有用的。墨子的学说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生活在下层的人们“由义入仁”，或帮助弱国抵御强国的进攻。它是一个让善良弱者生存的学说，是一个让弱者能立足于“乖张曲僻”的世界的学说。由此，墨子的学说是帮助弱者在强者的世界中生存下来的学说。这也与墨子本身的身份是“贱人”有关。因此，在对“义”的处理上，孔子与墨子的“义”的差别是，一个在于维持朋友之义，另一个是将之推向兄弟之义。这也构成儒墨最大的差别。
“义”对于个人的成长与发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能在生活中贯彻“义”，并不是道义本身的问题，而是个人的执行与实施的问题，就好像木匠活做得不好，不是因为墨绳不好的缘故。如果一个国家在政治中用了“义”，那统治下的人民必然增加，刑法治理必然秩序井然，国家必然安定无患。所以，“义”是国家最宝贵的东西，对国家而言，可以有利于人民；对个人而言，可以有利于自己。
义，就是让天下人都能得“利”的“志”所产生的。它是一种讲“利”的学说，而这种“利”，是一种“大利”，而非“小利”，是一种长远的利，源于“天志”。同时，它也是一种讲“理”、讲“长期取向”的学说。这种“利”，是一种能利于他人的能力，并不是切切实实以“利用”为标准。由此，“义”是最为重要的，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比“义”更宝贵的。“万事莫贵于义”。奉行“义”，并不是为了他人的赞扬或是批评，而是为了实践“天”的意志。他人的赞扬或是批评又有什么重要的呢？“义”是天下最为重要的东西，何必要看着别人做自己才去实践，为什么不自己努力去做呢？如果天下的人都不为“义”，个人还有为义的必要吗？墨子的回答是不要以众人的评价标准为标准，而要以事物本来的面目来取舍，坚持世间原有的法则。“义”正是源于世间固有的法则。
在诸子百家中，墨家是最具宗教信仰色彩的学说。墨家之所以采取宗教“因信称义”的特点，源于它的受众相当一部分是没有开化的“民”，而不同于儒家的对象是“中人”以上的“士”与“君子”。可见，墨家需要的是先信仰真理化的认识，然后再实践，而非儒家先进行思辨性的认识（“学”），而后再实践。因此，墨学也具有仁学的理性精神、启蒙特质和人性关怀。正如《墨子》反映出来的：墨子的学说，深刻的地方极其深刻，如对天志、对鬼神的阐述，而应该浅显的地方也非常浅显。如墨子对比、比喻的地方，常用日常生活中的常识作比方；对应该给人带来利益的地方也非常明确地指出来，应该尊贵的就尊敬它，还事物的本来面目。这是墨子学说最为明显的特点。这些都是墨子考察事物本身产生的缘由，通过分析学说中的比附，指出道理成立的原因，直到精准明确地探明真理的精义要旨。因此，学习墨子的理论需要关注言论的端绪，核证实情才能够了解。
墨子的学说，能分辨是非，审察“乱”与“治”的区别，明白相同与不同的地方，明察名称与实际的原理，能很好地处理利害问题，决定迟疑不决的地方，明确世间万物的原理，明确各家之说的所长，通过“名”来发现“实”，通过文章来抒发自己的志向，通过言论来明确其出处，通过共同的特点来决定取予，自己有的问题不非难别人，自己没有的也不求于他人。
但问题又来了，天下人很多，各人各“义”，如何统一天下人的“义”呢？在孔子仁学中，个人的个性化发展之路是突出的特点。由此，墨子的理论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这就引出了“天志”的概念，墨子的尊天、事鬼；兼爱、非攻；尚贤、尚同；非乐、非命；节用、节葬都是由此而产生的。只是在不同的场合下，使用的重点不同。国家行义，则可以使国富民强，抵御外部入侵；个人要行义，需要有各种要素，而且需要有权变。个人通过“义”组织在一起，就形成士民的社会；士通过互相激励，互相合作，可以帮助弱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中生存下来，并不断走向强盛。
这种从陌生人的爱转化为兄弟姊妹的关系，集中体现于墨子的“兼爱”思想中。兼爱的环境是“士”成长的基础，兼爱是圣王之道、是为政者得以安宁，以及广大百姓的衣服食物得以满足的方法。所以君子应审查自己的兼爱做得如何，并切切实实地实行。为人君者一定要有恩惠，做臣下者的一定要讲忠信，做人父亲的一定要慈爱，做人儿子的一定要孝顺，做人兄长的一定要友爱，做人弟弟的一定要敬爱、顺从兄长。这是对孔子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最好的释义和实践。所以，君子如果想成为有恩惠的君主、忠诚的大臣、慈爱的父亲、孝顺的儿子、友爱的兄长、顺从的弟弟，那么像兼爱这样的道，就不能不实行。这就是圣王之道，百姓之大利也。
在墨子的思想中，合作是力量的基础。墨子指出，古代圣贤的治理天下，必定选择贤良的人作为自己的“左右”和辅佐自己的人；在外帮助他视察和倾听的人也要很多。所以圣贤和人商量事情，总是先于别人知道；和人行事，总是先于别人成功；荣誉和好的名声，总是先于别人得到传扬。只有相信这些去做事，才能得到这样的利益。古代有这样的说法：一只眼睛看东西，比不上两只眼睛看得清楚；一只耳朵听声音，比不上两只耳朵听得清晰；一只手拿东西，比不上两只手的力气大。只有相信这些去做事的人，才能获得这样的利益。古代的圣明君王治理天下，千里之外有贤能的人，他乡里的人还没听到或看到，圣明的君王就已经听到或看到了。是圣明的君王的眼睛很明亮，耳朵很灵敏吗？怎么能看到千里之外呢？听到千里之外呢？圣明的君王不去就能看到，不靠近就能听到。这就是用尚同的方法来治理的结果。
墨子分析指出，古代人类刚刚产生时，他们所说的道理，因人而异。所以一个人就有一种道理，两个人就有两种，十个人就有十个人的道理，人越是多，所谓的道理也就越多。所以每个人都肯定自己的道理，而否定别人的道理，相互非难。故而，在家庭中，父子兄弟相互抱怨憎恶、分别离散，因而不能和睦团结地相处。天下的百姓，都用水火毒药相互损害，以致有多余的力量而不能互相帮助，宁愿让多余的财物腐烂也不拿来分给别人，隐藏良好的道理也不传授给别人，天下混乱，人如禽兽一般。
墨子指出，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居上位者说是对的，一定都要认为是对的，居上位者认为是不对的，一定都要认为是不对的。居上位者有了过错就要规劝进谏，居下位者有了善行就要查访推荐。服从于上而不勾结于下者，这才是居上位者所奖赏，而被居下位者所称赞的。如果听到好的或不好的事，不报告给居上位者；居上位者认为是对的而居下位者不认为是对的，居上位者认为是不对的而居下位者不认为是不对的；居上位者有了过错而不加以规劝进谏，居下位者有了善行而不查访推荐；勾结下而不服从上，这就是居上位者所惩罚，百姓所斥责的。根据这个原则去奖赏或惩罚，必然非常慎重可信。
墨子进而指出：对抗变动社会挑战的根本方法在于士民社会组织的形成，其中对“士”进行正确的教导是必不可少的。而教导需要明白言辞。言辞要能够实现“以己昭昭，使人昭昭”。言辞的产生基于一定的条件，顺应事理而丰富，通过类推而拓展。使用、创立言辞，却不明白它产生的根由，实属狂妄。当今之人不遵循大道，就无法行事。只有强健的肢体，而不明大道，遭遇困境是指日可待的事情。言辞要依照类推才能拓展，假如使用言辞却不懂得其所针对的事物类别，就必将陷入困境。
正确的教导还需要以兼爱作为基础，基于爱的教导才是有效的。圣人懂得以言辞教导世人，为天下尽力，目的在于追回迷惑者，使之归于正路。圣人们为天下谋利的要旨是相同的，目的都是使世人获得真知和幸福。兼爱是宗旨和目的，而在实现手段上并不是一味地爱，而是有所取舍、方式多样。兼爱世人的心是相同的，但有时却要选择其中一人杀掉，是为天下除害，就像杀死苑囿的老鼠。小的仁义和大的仁义、德行的厚薄相等，关键是看行仁义者如何引申拓展。大凡兴利除害，就好比堵住大瓮的漏水处。
墨子也指出，儒家对爱的理解是有欠缺的。儒家认为厚爱至亲，不依照其行为，而由亲疏远近关系类推排序，决定给予关爱的厚薄，这就像在江边凿井，舍去无限的江水而专以有限井水供给人。不为己是可以学的，即方便他人。像爱自己的亲人一样爱别人的亲人，这是一种无私的行为。兼爱，和爱一个人一样。一旦世人都做了兼爱如一，就会在性命受到危害时首尾相救一样，彼此互相救助。这样，能够浸染“士”的环境就在这基础上形成了。士民社会的“义”是“士”发展的基础。
这种“兼爱如一”是超越生死，具有比自然生命更为巨大的价值和意义。正如墨子指出的，“你想要你的儿子跟我学习，现在学成了，打仗死了，而你生气，就像卖谷物，卖出去了，却又生气，难道不是很荒谬吗。”这种思想最后达到的效果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视“仁”“义”胜于生死。在《公输》一文中，墨子自身深入宋国险地，将“仁”“义”置于自身的生死之上。“虽杀臣，不能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