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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学理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它是一个小众能够实践的学说。第一，作为一般的“民”并不能支持仁学，“民之于仁者，甚于水火”。一般的民众难以理解仁学理论，“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语上也”；一般的民众也难以实践，“中庸之为德，民鲜久矣”。第二，仁学实践具有过程性、长期性的特点，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孔子门徒在孔子这位仁学宗师的调教下，能够达到仁者寥寥无几。这对于急功近利、危机频出的变动社会，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在没有实现仁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变动社会中的危机？是仁学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第三，仁学只是提出了人的发展的基本要素，但是，面对春秋时期礼乐崩坏的大变动社会，需要创造性地发展，才可应对现实的挑战。因此，作为应对“仁学”的动态，“义学”其实是对静态“仁学”再造的过程。
首先要明确仁学中哪些是不变的，哪些是变化的，这是义学的基础。仁学的目标是不能变的，但手段和过程都是可以变化的。正如荀子讲，“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孔子指出，即使是贫穷，也不能背离仁的目标。“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义”是在“仁”的价值之下才有意义，它是为了“仁”的实现，如果不能实现终极目标，那么，“义”的一切权宜的价值就不复存在了。因此，“义”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终极目标的实现。同时，“义”具有自身内在的规定性，它在终极目标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可以为自身提供行动指南。
“义”本身提供可以遵循的基本规范，对孔子而言是君子规范的遵循，在墨子思想中是“士君子”的规范。“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这种权变是在仁学实现中讨论的，如果不是仁学的实现，那么，这种权变就不属于“义”了。这种权变并不是无章可循，而是受理性支配的，“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每个人在大变动社会中的环境、禀赋、资源各不相同，每个人的成长路径也不同，所受到的压力、挑战均不同，个人的应变力也不一。由此，单一、固定、不变的成长模式肯定不能适用于所有人，而需要做不同的调整。但其中也有共同的规律。其中，人与人的合作是应对大变动社会的基础，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友其士之仁者”，“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都是以一种合作的方法来应对变动社会的挑战。
义的基础是人的“大利”，而非眼前的小利，这种“大利”就是“义”。墨子就指出“义”是人的大利。“义”就是最大的“利”，是志在天下的“利”。这个利不是少数人的“利”，而是天下的“利”，是符合天的意志的“利”。在大变动社会中，唯有人的内在潜力的释放才能够应对巨大的挑战，依靠财富、地位、身份均无法应对，需要做长远、全面的考虑，而非着眼于“小利”和“小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义提供了权宜的法则，尤其是能够将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人联系在一起，产生具有兄弟姊妹的关系的连结纽带，而这种精诚合作的关系会使得大变动社会的压力所带来的个人挑战随之减弱。《论语》中子夏就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即如何能够将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转化为兄弟关系。什么是兄弟情呢？这是一种符合仁学发展规律的关系，即平时兄弟各自发展，具有各自的特点。但是，在应对外在挑战时，“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则精诚合作、团结一致。这种关系经常是应对大变动社会所不可缺少的。而且，这是解决大变动社会“善恶”部分难题唯一的方案。
大变动社会中，社会的无秩序必然会导致人的危机处理方式非理性化。而这种非理性化其实是背离人的发展之道的，即人的“善”或“道”，这种非理性化的对策就是“恶”。即大变动社会，“恶”对于“善”具有天然的优势。“义学”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善”如何战胜“恶”的问题。如果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仁学的实践性仍会出现问题，仁学仍存在着深刻的危机。
在大变动社会，仁学还需要解决“善”如何战胜“恶”的问题。这里的“善”“恶”并非道德意义上的，而是指是否符合人的发展，在孔子仁学的意义上，即是否符合仁学，符合者为“善”，不符合者为“恶”。从仁学的要素看，在大变动社会中，实现“据于德”“立于礼”，学会“推己及人”，就等于放弃了很多在大变动社会中可以自保的“恶”的力量，成为一只“羊”。而大变动社会的非理性化，使得社会中的生存将人培养成“狼”。在一个狼群横行的社会中，成为“羊”无异于自取灭亡。如果不在理论上解决“羊”能够战胜“狼”的问题，成为“羊”的实践只能是痴人说梦。
在孔子的仁学中，“善”要战胜“恶”，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友”。正如孔子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从者，择其不善者改之”。“无友不如己者”，“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为什么“友”在个人的发展中这么重要呢？有了“友”之后，“善”战胜“恶”才成为可能。
第一，这是缘于人的发展的特点，人的内在潜力是人的力量之源，但如何发挥人的潜力却无法运用直接、简单的方法，而需要遵循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循序渐进的方法。而父母之孝、兄弟之悌都无法提供有效的成长平台，只能提供德性的训练，这只是仁之本，而非成长训练之所。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有效地刺激个人的发展，加持个人不足的自信心，激荡个人的激情。这也正是孔子学说的根本：“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第二，大变动社会留给个人发展的空间与时间都是非常有限的，而它带来的“异化”的力量非常强大，这种强度与社会变动的程度呈正比。而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就能够扩大个人发展的空间和延长个人成长的时间，同时提供适合个人发展的环境，缓减社会异化给个人带来的影响。羊只有组织成羊群，它受狼的威胁才会减少。孔子周游列国，都是与一群弟子同行，个人的单打独斗无法应对春秋大变动社会的挑战，而一群人则缓减了这种危机。
第三，个人的能力、禀赋各异。仁学提供的是个性化的培养方式，但是，大变动社会的挑战却是全方位的。“友”能够遮蔽个人的弱点和缺点，使得个人能够在大变动社会中立足。“结社权”在现代社会中显得尤其重要，其道理就在于此。
第四，“友”给“善”提供成长的环境，而且，还促进了“善”的发展。同时，众多的“羊”也加大了选择的基数，即会出现一批能力杰出、善于应变、能够正视“狼”的挑战的“领头羊”。正如圣经中所说的，“有着狮子的勇敢、狐狸的狡猾、羊的善良”的“领头羊”，师从儒家的墨家的“巨子”正是这一思想的产物。
第五，正是在“友”的基础上，“善”得到了张扬，个性得到了保护，个人的能力也得以发挥。在“领头羊”的带领下，羊群改造社会的使命开始可以付诸实施了。孔子周游列国、孟子游说诸侯、墨家的“止战”、伊斯兰教的“圣战”、基督教的“属灵的征战”，都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够成立的。只有在这样一个理论路线图之下，提倡“善”才具有现实的意义，否则都仅仅是乌托邦的理想，让人景仰，但都难以实现。
因此，仁学的问题就转化为如何寻找“友”、如何与“友”相处的问题，其核心就是“义”。而如何与朋友相处，如何成就志同道合的朋友，这就需要“义”。义是朋友之间联系的纽带。义有很多种含义，这些含义共同构成朋友间持续、稳固纽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