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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仁义思想在传统价值体系中具有核心地位。“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中，“仁”“义”占据首要的两个位置。但是，何谓“仁”，何谓“义”，则有很多争议。尤其是对于“仁”的含义，早在孔子时期，就有很多争论，孔子对于“仁”也没有给出定义，而是“罕言”。这里的“罕言”并不指“利、命、仁”不重要，而是非常重要，是孔子思想的基础。但是，“利”被“礼”所吸收，“命”被“道”所吸收，而对于“仁”则做了体系化的阐述，需要全面理解。这也是孔子弟子编辑《论语》的最大目的，即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汇集起来，做全面理解。因此，单一地定义“仁”会失之偏颇，需要体系化地阐释。
对“仁”的体系化解释，即“仁”是一种基于对人的本质理解基础之上对人成长为“大人”的各个要素的理论综合，需要对自身有深刻的认识（即人的“小人”状态和人的“大人”的潜质），通过君子的礼乐而不断走向大人。
志于道。即对“道”（真理）的深刻理解，才能对人、自然和社会的本质有透彻的认识，尤其是对类似于春秋时期的大变动时期人的生存之道有深刻的理解，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获得真理性的认识，从而将自身的发展立于不变的基础之上，这也正是“就有道而正焉”。建立在真理性认识之上是孔子仁学思想的基础。因此，“仁”与“道”直接相通。
据于德。厚德而载物，“君子怀德”，只有通过美德，人才能够将自身的潜力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从而成为应对变动社会的不二法门，能够在变动社会中“不辱其身，不降其志”。大变动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礼乐崩坏，美德失去纲常，谎言和言不由衷极具诱惑力。外在环境的非理性化如何以自身的理性来应对，这本身就是对个人生存的挑战。如何“崇德，修慝，辨惑”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也是“据于德”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论语》中子张与樊迟都问过这样的问题。
立于礼。美德的作用在于改变自身，将原来个人所具有的社会化属性转变为符合自身本质和特点的个性化认识。因此，“立于礼”就需要将美德与人的日常生活行为规范结合起来，从而实现美德对自身的改造，从一个“旧人”发展为一个“新人”。唯有与人的日常生活行为规范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效用，这是仁的根本，“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仁是一门需要实践的学问，正如孔子反复强调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而且，美德没有礼的支撑，容易走向反面，无法落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敏于行。仁学之道，并非一条宽敞的道路，而是一条“窄路”，它提供的并非是大多数人（民）会选择的道路，而是少数“志于道”的君子才会选择的道路。因为，在大变动社会中选择“据于德”会增加生存成本，以自身的理性来应对外在世界的非理性。而“立于礼”会让人觉得与外在世界格格不入，“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仁学使得个人呈现出个性化与理性化，同时，也增加了个人的生存成本，如果无法化解这种负担，仁学的实践将呈现出乌托邦的色彩。因此，仁学的实践化是仁学的核心，没有有效的实践对策的支撑，仁学理论将无法得到有效实践的支持。孔子提出的一个常规化的解决方法就是“敏于行”，即通过强大的行动力支持来应对这种对个人独特命运的掌握，如“废寝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矣”，“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因此，仁学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从“小人”发展到“大人”的理论体系和行为规范的总和。这里的“小人”，并非我们现代语文中的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的词，指的是内在的人很小。“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而“大人”则是指内在的人已成长起来，也正是希伯来文明中所认识的内在的人是从“婴孩”发展到“新人”的运动。这种人的发展既需要遵循特定的规则，又需要有极大的变通以应对来自变动社会的巨大挑战，这就是对生存智慧的考验。
人的发展的通用规则是“由己及人”的不断向外推演、扩大的过程，即“质直而好义，察颜而观色，虑以下人”，“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这种由己而外的过程包括多个方面。第一，自身的“德”和日常生活的“礼”是个人成长的基础，如“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我欲仁，斯仁至矣”，“有能一日用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这是由内而外扩展的基础。第二，对待亲情的“孝与悌”，孔子的仁学是“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曾子将之视为“仁之本”，“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而孔子自己也说，“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第三，“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友在仁学的思想中占据着非常中心的地位。作为仁学实现之纲，其为仁学的实现策略，即“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其为实现的平台，直接等同于“为政”，如“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与朋友交，不仅仅能够使自身的道德完善、智慧提升，更为重要的作用是“友”是对抗社会变动的普遍有效的方法。
仁学的实践是一种推己及人、不断扩长的过程。在这过程中，需要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环境，以及外在的挑战而做不同的调整。比如，面对敌人、面对外在的陷阱和诱惑挑战，如何应对？这是仁学实践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因此，仁学思想除了明确要素之外，如何权变是其实践的支点。这个支点就是“义”。在“义”的基础上，上述仁学才会有意义，才能得以实现。正如孔子所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这里指出，上述仁学要素作为静态的阐述，在实践中都是可以变通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在实践中都需要经过“义”的检验才有意义。“义”是行动的唯一法则。“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第一，义是一种德行，它直接与道、仁、真理产生联系，在行动上体现道德。因此，它的基础是德性的体现。如“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在一般的情况下，诚信与义是相近的，可以视为“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的行为准则是“义”，小人的行为准则是“利”。“主忠信，徙义，崇德也”，以忠信作为德行，以义作为行动准则，尊崇德行，这是君子的风范。
第二，义是仁的伦理外化。仁具有难以言说的特点，或是讲，仁具有体系化的特点。对于一般人而言，要实践仁需要体系化的训练，而非一般人凭直觉践行。也就是讲，在孔子的思想中，仁学是一种小众的思想。而义是要达到仁必要的行为，它是仁的实现的必要条件，是仁的实现的实践化。“言不必信，行不果，唯义是从”，“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虽然“义”直接与“仁”相联系，但是，“义”的遵从比“仁”更为容易，民众接受的程度更高，它适用的普遍性也更高。
第三，“不义”是仁学实现的底线，是不能为的行为。“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义”为仁学的实践划分出广阔的选择空间，即仁的核心价值的遵从和“不义”之间，都是“义”可以选择的范围，没有必须要做的硬性规定，也没有必须不做的禁忌，即“君子之于世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由此，“义”的权宜性得到充分体现。
第四，义是人的基本的行为规范。可以将人要达到仁所要实现的必要行为都归结为“义”，它是民众小范围内自我选择、自我评价的结果。正如墨子讲的，“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对于仁学实践者（君子）的要求是“质直而好义”，需要的是勇气和信心，“见义不为，无勇也”。不断地反思，“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具有了“义”，行为的原则、权宜才都得到了实现。如果不以“义”作为准则，人的发展就会失去方向，不可能实现从“小人”到“大人”的跨越，“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因此，“义”作为仁学实践的基本准则需要得到遵循。“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第五，义的核心是一种权宜。既遵循仁学的核心价值，又能够完全应对所处的环境和所受的社会压力，是仁学实践的体现。在外在表现形式上，义可以推翻仁学的各个要素。“君子之于世也，无适也，无莫也”，需要绝四，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但是，在推翻仁学各个要素的同时，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积极地重新组合，即“废寝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矣”；需要以“敏于行”来积极应对。因此，仁学是一个启蒙的过程，而“义”是实践的过程，需要个人的重新塑造，从“小人”迈向“大人”。学诗以自主、学礼以自立、学义以自强，“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义”让人知道适可而止，“朋友数，斯疏矣”。“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第六，义是变通与自主的结合。即在社会压力之下，经常会出现外表违反但实质相通，或是在短期内获得负面的社会评价，但是，在“义”的坚持下，而获得“仁”的情况。比如，孔子指出“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谄”是社会的负面评价，但是，在这里就会因受到“义”的支持而得以坚持。又比如，“色取仁而行违”，这里就不会受到“义”的支持，这种在实践中非常具有诱惑力的行为会受到“义”的排斥。再比如，对“礼”的选择。“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这里“礼”的选择中，受到“义”的支持，其选择和坚持也就容易得多。
第七，义是人的行为最终和最高准则，也提供了民间社会合作的脱离于政治社会的标准。“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虽然天下道之不行，政治社会多行“不义”，统治者多为“斗筲之人”，但是“义”具有自我的逻辑体系，具有独立的仁学基础和价值取向，它建立在社会成员自我发展的基础之上，因此，它提供了社会自组织赖以有效形成、组织、运行所必须的纽带。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使得社会的自组织不需要外在资源的提供而得以实现，而得以自我运行。因此，在诸如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秩序崩溃，或是天下无道，礼乐自诸侯出时，社会成员仍能够在“义”的基础上得以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