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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义之于仁:大变动社会中的权变

美德是对仁的实现路径的静态阐述,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那么简单。面对各种诱惑、外在的压力,以及各种轻重缓急、各种不同的特殊情形,人若按照美德来行事并不能达到预定的目的,美德除了要和日常生活细节联系起来外,能依不同的生存环境而做变通,才是最重要的。如何编排组合、如何处理轻重缓急、如何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取舍才是最难的,而这种变异和变通,正是义所指向的对象,也正是孔子所讲的“中庸之为德”。

此外,绝对地遵循美德也并不可取。孔子讲诸多美德,但这些美德并非绝对,孔子讲仁而“罕言仁”。“义”是大多数人需要遵循的,但如果不经自己思考,“道听途说”,则“鲜矣仁”,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不一定可取。礼并非绝对,不知仁,知道礼就没有意义,而且,礼在一定情形下是可以有取舍的。智也是需要变通的,“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虽然“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但是“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其中,仁学的真正的精华在于如何在变通中遵循仁。孔子讲“四毋”,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突出表现了仁学思想的这一特性。

(一)毋意

首先,仁学的中心是“行”,是在大变动社会中如何行动。在大变动社会,“行”没有必然性,或是固定不变的模式,一切都需要因时而化、因地制宜。因为在大变动社会中,存在外在的压力、欲望的诱惑、各种美德的冲突、礼乐崩坏、恶人横行,个人要在社会中行美德,正如孔子所言,“德之不行,久矣”,“中庸之为德,民鲜久矣”,“道之不行久矣”。在“礼乐崩坏”的社会,在社会中行仁义很难。但同时,不管社会如何变动,人还是一样的人,具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内涵,人生的意义是不变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就是这个道理。

仁学并不是主观臆想的东西,而是有系列客观依据、历史积淀、理论体系的,需要“叩其两端而竭焉”,需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尤其需要因地制宜,因时而化,“君子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

(二)毋必

但是仁学没有必然的行为模式,对于不同的人,需要根据个人不同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对策。孔子的学生问“仁”,孔子都是因材施教,根据他们的特点做不同调整,从未给他们相同的答案。

人完全在于自我塑造。所谓的命,是人内在属性的揭示,一个人如果不努力,不运用自己的智慧,不提高自己的行动力,则不可能“受命”。正如孔子自己所言,要“听其言,观其行”才能真正地了解一个人,而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的与生俱来的使命,就需要“发愤忘食,乐以忘忧”,需要“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需要修德、讲学、闻义而徒、从善如流,只要自己做到了这些要求,就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这种人的内在的命是人的内在的必然性,需要有很多条件的支撑,并不是客观上的必然性,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

(三)毋固

孔子讲,“君子之于世,无适也,无莫也”,即仁学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遵循,需要因地制宜、因时而化,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自我设计。因此,按照任何先人或是圣贤的所言所行行事,都是不可行的。这正如孔子所说的,书读得越多,但如果不能学以致用,没有实践效果,又有何用?

礼义受仁节制,但仁又具有不可言说的特点。也就是,人的行为模式只有原则上的要求,但是在实践行为中,需要变通,并没有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行为模式,而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做调整。孔子总是对周围情况和环境进行考察,并根据不同的环境来调整自己的行动方式。他到一个地方,都需要对那个地方进行深入了解,以确定自身的行为选择。对于一些看似不符合常理的行为,君子根据实际情况也是可以采取的。如孔子见卫国南子,一般人是反对的,包括子路也是反对的,但是孔子还是去见了;而众人都认同的事情,孔子若认为不符合,也会不采纳。可见,仁学是一个独立的判断体系,不是人云亦云。“道听而途说,鲜矣仁。”

“毋固”只是无定法,并不是说没有一定的方法、策略。相反,一些固有的属性、方法和策略是需要坚持的。道、仁、义是需要坚守的,需要“死守善道”,同时,对于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期,是需要遵循特定的方法与策略的。

仁者的表现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近乎愚,仁者并不一定总能获得正面、积极的评价,负面评价也会经常出现。正如孟子所讲,“君子之所为,世人不识也。”孔子也指出,“世间之无道久矣”,“邦无道,则愚”。因此,仁者固守自己的志向就很重要,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穷困可以击垮小人,让小人放纵自己,但击不垮君子。君子即使穷困也不会放纵自己,不以外界的评价为转移,不以外界的意见或是外在财富或权贵来影响自身的“志于道”的实现。

(四)毋我

仁学是讲“爱”的,孔子曾将仁学归纳为“爱人”。要“爱人”,那就要做到毋我。这就是如何通过对自我的认识来达到仁。自我的认识既是仁学展开的载体,同时又是对“仁”认识的一个局限。虽然最终的目标包含对自我的认识,但自我认识中有太多的非智慧性的认识;虽说“道听而途说,鲜矣仁”,但是人人或多或少地人云亦云。“中庸之为德,民鲜矣”,喜欢偏执、片面似乎是理性挥之不去的阴影;“天下之无道,久矣”,喜欢凭自己的喜好来行事是人之本性;等等;这些都说明人的社会认识中,有太多非智慧的成份,由此需要甄别挑选。而“爱人”就是最好的途径。

毋我并不是没有自我,而是超越自我,不以自我为局限,不以自我为无形的羁绊。如何辨别是否能爱人、是否能够超越自我,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否认识和做到“以德报怨”,这是鉴别的标准。

(五)仁学真谛

仁学要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就意味着在实践行动中否定任何理论上的假设,而以仁学的精神为指导,并在实践中以各种变化为考量指标,根据具体的情况和环境的变化来进行自己行动的选择。这是仁学最难之处,也是仁学不可言说的意义之所在。

在选择中,任何美德都是可以变通的,没有节制的美德都会走向反面,而真正的智慧的行为,可能会在社会中有负面的评价,这就需要仁者有自我认识、自我坚持和自我觉悟的能力。所以,“仁者必有勇”,勇气和信心是仁学实践的基础。

仁学具有不可言说性,但人是在现实中生活的。在现实生活中,“依于仁”会受制于仁的不可言说,往往会让人觉得无所依存。故而,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一个确实可以遵循的标准,那就是“义”。由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来理解“义”更能切中“义”的真义。

在仁学的实践变通选择中,真正需要遵循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义。“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在自己坚持与选择时,需要遵循的是“仁”;而在与别人交往,尤其是从别人那里获取利益时,就需要思“义”,这是与人交往的准则。

“见利思义”,什么是“义”呢?义是与别人交往真正做到利己惠人,以双赢为基本原则。惠而不费,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与亲人交往的原则,如孝、悌也是如此。跟有血缘的人讲“孝”“悌”很容易理解,但“义”的真正重心是和朋友、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伦理。

“义”是一种敢为和敢于担当的勇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义是一种敢于担当。“当仁,不让于师”,“仁人志士,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义”让美德由己及人,扩及他人。“义”是对自己的“忠”和“信”的延续,并在此基础上扩展开,构成了“仁”最为基本的两个要素。

“义”其实可以实现与人交往的“毋我”状态,可以遵循公开的行为规则。正如孟子所言,当“义”与我相冲突时,舍生取“义”。孟子的这种绝对化的理解将孔子的思想做了简单化的处理,但未提供理论细节的支撑,极易被误解和歪曲。不过,孟子所阐述的结论与孔子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思想是一致的。 AniRANjxHdTnUz6/nn5zwH/J/W27h4odWNJTN7IQ/iu9CKAzFSGboAdhbmzmsx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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