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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是仁学实现的基础，“力行”“立于礼”都是在“德”的基础上才有意义。只有在“德”的基础上，人的“文”与“质”才有融合的基础。“德”在孔子的仁学思想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
（一）力行谓之仁
日积月累之功在于平时对自己的训练，正所谓“力行谓之仁”，而训练的内容就是美德的遵循。孟子提出的“仁、义、礼、智、信”被后人尊崇为“五常”。“五常”在封建社会中是做人起码的道德准则，此为伦理原则，用以处理与协调作为个体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组建社会。依五常之伦理原则处之，则能直接沟通；“通”则去其间隔，相互感应和和洽。所以五常之道构成社会成员间理性的沟通原则、感通原则、谐和原则。与此社会伦理之道相对应的是个人的修养之道，即“温良恭俭让”，温者貌和，良者心善，恭者内肃，俭乃节约，让即谦逊。但孔子的仁学远非如此简单，仁学权变的思想被刻意地忽略了。孔子的仁学是围绕着美德展开，包括后面的美德的权与变，也是为了在世俗社会中更好地遵循美德，知权变才能真正地理解美德、践行美德。
美德不在言，而在于行，在于日常生活细节的严格贯彻执行。孔子不讲可遇而不可求的“圣与贤”，而讲有所作为的“君子之道”。其意义也在于美德才是仁学的基础，圣贤并非仁学的中心。君子之道在于平时的积累，在于平时美德的遵循。“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孔子在这里概括了君子践行美德的九个方面。
第一，视思明。辩别能力强，能明理见性。
第二，听思聪。不道听途说，能分辨黑白、对错、善恶。
第三，色思温。这是视思明与听思聪的结果，脸色气度的温和并不是刻意而为，而是明心见性，想明白了，有强大的辨别力，能是非曲直了然于心的结果。能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必然是成竹于胸。
第四，貌思恭。对待家人、对待他人极为恭敬，对他人的付出并不是以损害自己、自我折磨为代价，而是能做到“惠而不费”。
第五，言思忠。对待自己强调言行一致，里外一致。只有忠实于自己，才是真实、真正的忠，才能实现忠诚的美德。
第六，事思敬。办事能力强大，恭敬虔诚。
上面三点是与他人的处事法则。而下面三点是方法论，即这些法则如何获得的方法。
第七，疑思问。善用自己的理性来归纳、分析，善于发现关键问题之所在，并解决之。
第八，忿思难。碰见困难或是难以解决的问题，要振作，有勇气与信心，积聚力量迎难而上，困难是一个人提升能力的最好的机会，要积极面对它，解决它。
第九，见得思义。对于自己的一切所得，要想想是否取之有道，义是处世之本，是君子行于世的衡量、取舍的标准。
以上，前三点是着重于个体的行为要求，后六点则是着重于与他人关系的处理。
（二）九思的实践
第一步，“视思明”“听思聪”，即强大的观察能力和辨别能力是大变动社会的基本生存法则，不为“道听途说”所惑。大变动社会，大量相互矛盾的、蛊惑人心的信息纷至沓来，没有强大的观察与分辨能力，根本无法立足于世。这是孔子强调的“好学”的内容，须志于道而行。其中的“学”，就是如何训练自己的视与听，“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君子九思，思的根本也是其辨别能力，培养的也是辨别能力。孔子的“好学”，其实是建立在辨别能力的基础之上；孔子对“礼”的理解也是建立在辨别能力的基础之上，而非对“礼”的盲目遵从。同时，在现实世界各种利益纠葛中，“思”是行的基础，没有理性，就没有对义的理解，“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正是在明辨的基础上，才有“中庸为道”，避免“过犹不及”。
“听思聪”，听话要听话义、听话音，要能举一反三，要有明智的辨别能力，这就是孔子讲的“知”的一部分内容，“知者利仁”。真正的知是通达，是行动的基础。
做到“视思明”“听思聪”，才能做到“色思温”。这是君子的一种状态，即君子“威而不猛”，“重而威”是“学而固”的表现。“色思温”并不是一种刻意而为的行为，而是一种“泰而不骄”的君子状态。
而做到了“好学”之后，就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持之以恒地不断训练自己。这就是第二步，需要不断地训练，将知贯穿到全部生活的各个细节之中。
首先要“貌思恭”，从身边的家人做起，是对父母，对平辈的爱和照顾。“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里对父母的“孝”、对兄弟的“悌”构成了礼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孝悌”本身本不是目的，而是“仁”的手段。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亲人、兄弟、姊妹的关系都处理不好，只能说明他的能力太差，他还能干其他的更为复杂的事情吗？更别说开发自身潜力，那更是不可能的。
从这里开始，就需要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需要遵循“礼”及“义”，“礼”主要是针对平时之行，而“义”主要是言平辈之间、朋友之间及敌我之间的关系，尤指非常之行。“礼”是为人之道，“义”是维系共同体的基础。
其次是“言思忠”。孔子对言的理解是后于视与听的，如果视与听都没有做好，“慎于言”或是“讷于言”是必须的，言不好并不是十分紧要的事情，并不妨碍仁的实现，说话真正要做到的是要“言为心声”，内外一致。自身正直，由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身的正直是为了更好地正视自己，对自己有正确与清醒的认识，“举直错诸枉”。由此，人生以正直为特征。“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正直能让人正视真实的自己，发挥自己的能力，做到通达。“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正直对一个人的成长是有益的，任何事情，只有能让人得益，才是可持续的。孔子说，亲近三种美德能让人受益，一是正直，二是宽容，三是见多识广；而与此相反的三种恶行是对人有害的，那就是谄媚奉承、两面三刀、夸夸其谈。孔子还以历史的人物为例来说明做到正直其实并不容易，需要有智慧。不根据环境而做到自身正直确实不容易，但真正不容易的，且能够成就君子之道的，是能根据环境变化而调整自身的正直，邦有道则正直，邦无道则大智若愚，这才是孔子推崇的“君子之道”。
正直还是社会“善邦”治理的基本要素。让正直得到伸张，而让不正直得不到泛滥，则是“善邦”治理的基本要素。
再者是“事思敬”。强大的行动能力是君子实现仁的基本要素，即“敬事”与“敏于事”。也就是一个人行事能做到认真和执着（敬事），行动效率高（敏于事）。强大的行动力是“敬事”与“敏于事”的结合。强大的行动力是大变动社会实现“仁”的基础。只有在强大的行动力的支撑下，大变动社会才不致形成压垮个体的难以克服的压力。
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行要充分地重视，“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事父母”能做到“贤贤易色，能竭其力”；“事君”，能做到“能致其身”；与朋友交往，能做到“言而有信”，这就是“好学”。成为一个君子，需要做到四个方面，“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治理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是“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总而言之，“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是仁学的中心思想。
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说自己该说的话，而非“巧言令色”“言不及义”。这是一个人做真实的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也是自己认识自己的基础。
强大的行动能力需要持之以恒，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也是人发挥自身潜力的基础，更是人践行美德的基础。正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做到“好学不辍”，“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三）获得智慧的方法
能做到好学，又能做到各项处事与做事的美德，那么这些做事的方法是如何获得的呢？孔子指出，是在实践中学到的。
第一，要运用自己的理性来思考。孔子指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所谓思考，就是用自己的理性来丈量世界，“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通过多闻多做，好学常思，做到五百年为春，五百年为秋，理解“以一贯尔”的道。这就是“疑思问”。发现问题，通过不耻下问，来梳理自己的逻辑思维，建立自己的逻辑理性。孔子对问、对思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包括对学生和对自己。孔子对最为得意的学生颜回的最大的诟病就有关“疑思问”方面。
第二，直面困难，勇于面对困难，在面对困难时，学会“爱人”。勇气的信心是直面困难的法宝。做到“难而后得”，“忧道不忧贫”，不挑剔吃的，讲究穿衣，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自身能力的提升上，“恶食耻衣，未足道也”。
《吕氏春秋》曾记载孔子在从陈国到蔡国的途中被围困，断绝粮食，七日不得食时，众弟子人心浮动，而孔子“弦歌鼓舞，未尝绝音”，最后弟子均对孔子的行为不理解，认为“像孔子这样的君子也可以这样不知道羞耻”。最后孔子的解释是，“君子达于道之谓达，穷于道之谓穷。今丘也拘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所也，何穷之谓？故内省而不疚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会稽。陈、蔡之厄，于丘其幸乎。”最终感动弟子，孔子“烈然返瑟而弦”，诸弟子神情振奋，“子路抗然执干而舞”，子贡自叹“不知天之高、地之下也”。这一段文字非常感人，声情并茂，让读者无不动容。
第三，见得思义。义是孔子强调的中心内容，是行动的规则，在世间的任何得，都要取之有道，符合义。义能够让一群人在仁的基础上聚集起来，大大地提升实现仁的可能性。义是没有血缘的一群陌生人组织成一个群体的基础和自觉一致行动的必要条件。孔子仁的思想主要是在这一层面上展开的。不过，后来的“儒家”将这一思想忘却了，又或者说是刻意地疏忽，不能再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宏大愿景，而这即是没有真正理解“义”的力量，反倒是墨家将这一思想继承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