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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孔子仁学之本质，孔子提出了具体的实现方法，即“兴于诗、志于道、立于礼、据于德、依于仁、敏于行、辅于友、合于爱、游于艺、成于乐”，目标是身处大变动社会中，能做到“不辱其身，不降其志”。因此，仁学的本质在于行动，在于将两个看似性质完全相异的人的属性在人的身上得以统一。细言之，这“兴于诗、志于道，立于礼，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成于乐、敏于行、辅于友、合于爱”的“十要素”中，需要知道每个要素其成因以及行动要领。
（一）兴于诗
仁学的第一要素是兴于诗。
首先应该知道为什么要“兴于诗”。“诗”的作用是人的自然情绪的流露，是人的自然属性的反映，正如孔子指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人的自然属性只有表现出来，才能为自己所认识，才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禀赋、爱好来设计自己的生活，提升自己行动的动力。如果不学“诗”，则人的语言不够丰富，便难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就会出现“质胜于文”。这就是“野”的状态，是人的自然状态，是一种需要尊重的状态，需要文与之相适应的状态，并不需要消灭。这就是“思无邪”、文与质完全相符合的“文质彬彬”的状态。以后的一切“好学”与发展，都是在原有的自然的“质”（“野”）之上，而非背离其中的发展。
再者是如何学“诗”，学“诗”并不是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而是活学活用，如果不能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也没有用处。学诗的目的是通过学习以前的、他人的东西而能了解自己、通达真理、安排自己、采取恰当合适的行动。孔子也指出，所谓仁的道理其实就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从日常生活的看似浅显的道理可以知晓仁的原理，“就”近取“譬”，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在原有的“野”的“质”之上，配以恰当的“文”，通过“志于道”“立于礼”“据于道”“依于仁”将自身的潜力激发出来。
“兴于诗”的目的是发现和培养自己的兴趣与爱好，并在此之上建立开发自身潜力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行动机制。因为在追求自身潜力开发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内在的潜力无影无踪，而外在的能力由于遵循美德而“近愚”，在社会各处碰壁，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唯有借助自己的兴趣与爱好才可以坚持这一段漫漫的探索路，忍受煎熬。
（二）志于道
仁的第二要素是“志于道”，也就是要有志向，这个志向是符合“道”的“志”。“千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只有在正确地认识自己与认识人的本质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志”。“认识你自己”具有非常深刻的内容，古希腊的思想与西方的文明正是产生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之上，古希腊雅典以“认识你自己”为城邦的城训。
“道”就是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对人的属性与人的潜力的认识，认识到人具有无穷的潜力，而这种潜力的发挥不是脱离人现有的属性，而是将两个相异的人的属性整合到一起，使之成为创造奇迹、产生不可思议力量的源泉。两种不同的属性融合在一起，产生了相应的“方法”，此之谓“道”。
首先，“志于道”就是“立志”，即孔子讲的“十五而志于学”。树立对人巨大潜力的信心，同时，将之始终如一地贯彻于自己的生活之中。将自身周而复始，琐碎的生活用始终如一的“道”贯穿起来，这本身就非易事，要经历人的懒惰、敌视、易受诱惑、信心不足等诸多考验。人的潜力看不见、摸不着，如何发挥人的潜力，如何在困境中坚持下去，如何在诱惑的夹击下坚持自身的信念，确实并非易事。
其次，“志于道”需要对“道”有透彻的理解。将一辈子的生活寄托于“道”之上，以此抵消人的随心所欲、懒惰和信心不足，没有对“道”的透彻理解是难以做到的。“志于道”对“道”的理解，也就是对不变智慧的理解与掌握，对人不变属性的认识。只有深刻地认识“道”，才能产生志向。但仅仅有志向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行动，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积累。
再者，“志于道”意味着建立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而对道的认识和对自我的认识并不是盲目的、静态的认识，而是长期的、永久的、一辈子的事业。这正是孔子讲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死而后已”。由此，与“志于道”有关的就是虔诚与敬畏之心，即“畏天，畏命与畏大人之言”，其实也就是多亲近“大人”。如孔子教育子贡要与“士之仁者”多交流、亲近，以及要“知命”和“受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这是从静态角度对“仁”的理解，也就是要实现“仁”需要做到的基础性工作。但仅仅有静态的对“仁”的理解是不足够，因为仁学的目的是要完成一件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工作，创造人生的奇迹，没有时间的因素则不可能完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三）据于德
行动需要具有一定的模式，那就是“德”，即所谓的“据于德”。美德是行为、处世的风格，是行动的外在表现。孟子的“仁、义、礼、智、信”由此而生。“仁、知、信、直、勇、刚、恭、慎、木、毅、讷、诚、忠、恕、孝、悌、义、好学、德、中庸”等都是孔子强调的美德。
这里也分成两个方面。
一是如何“据于德”，即“据于德”的原理与行动要领。“据于德”源于人要完成一件几乎完成不了的事业，创造“奇迹”。因此，要“真诚”，要内外一致，要“文与质”一致。同时，在社会中要“忠、孝、悌”，忠诚地对待亲人与身边的人，这样才能发现自己，进而提升自己。“据于道”还需要解决德的边界。美德并不是无条件的，如果能无条件地实现美德，就不是德的应有之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庸”才变得有意义。美德一定要与“好学”“好义”“有礼”联系在一起，而“好学”“好义”“有礼”又与“仁”直接联系起来。美德在“仁”之下才会有意义。孔子“绝四”在美德的实现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美德的边界和变通是仁学非常重要的主题之一。
二是据守的平台，即在什么地方可以据守。“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曾子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在西方就是非常重要的“市民社会”的概念，而在中国则是民间社会的思想，这是美德滋生的平台。正如圣经中“巴别塔”的故事中指出的，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信仰，能共同行动，他们的力量就是无所不能的力量，是一种神奇的力量，是可以创造奇迹的力量。美德正是在这种合作与共事中产生与培养。孔子对“友”的强调是其仁学的基本要素。
老子讲“厚德载物”，只有在德的基础上，才能承受住两种性质相异的人的属性的融合。在这一基础上，一是行动力，即“躬行君子”，也就是孔子在《论语》中反复强调的“学”。孔子对此做了精辟的解释：“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讷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二是诚信。所谓诚信，就是做到“文”与“质”的完全一致，里外一致，即“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三是实践美德，摒除恶行。崇尚“仁义礼智信”，讲究“五美四恶”。四是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只有坚持美德，才能践行“道”，才能完成人与生俱来的使命，才可能创造人生的“奇迹”。
（四）立于礼
“据于道”最难掌握的就是需要与日常生活细节相结合，没有生活细节的支撑，无所谓“德”。而“据于德”最难把握的就是它的边界与变通。“中庸之为德，民鲜久矣”，这是孔子的感慨。由此，就需要有简便、明确的行动指南，这就是“立于礼”。
首先，什么是礼，为什么要立于礼。
“礼”是人在社会中与他人交往的言行举止的规范，既然仁学是讲究日常生活规范的修炼与提升，日常的言行举止的规范就非常重要。而礼是约定俗成形成的行为规范，这些长年经久不变的规范，正如《诗经》一样，都蕴含了深刻的道理。“文”与“礼”是切入仁学的两个方便路径，所以“博之以文，约之以礼”是成就君子的两大法门。“礼”是一个人“立于世”的基础，人立于世，不依其富贵，也不依其地位，而是依其能力，而能力的提升在于日常言行举止，在于“礼”，“不知礼，无以立也”。
“礼”是通向“仁”的形式，是“力行”的指南，由此，“礼”的真正意义在于其“用”。正如有子所言，“礼之用，和为贵。”这里，和是自身的和谐，也是仁学诸要素的融会贯通，学以致用，实现人的内在方面与外在方面的共同发展，是人的自然属性与本质属性的统一。真正的礼，并不是脱离于人的自然属性，而是与人的自然属性完全一致的。在孔子的思想中，“礼”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能够约束自己，日常生活中践行礼，就能够实现仁道，这正是孔子对颜回所说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齐之以礼”，就可以做到“有耻且格”。
“礼”能够将美德纳入日常的行为规范之中，使得美德与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恭近于礼，远耻辱也”。遵循礼是一个人成为真正的人（“成人”）的标志，即能够理解礼，同时能够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礼，做到人的自然属性与人的潜力的结合。只有在礼的指导下，将美德与人的日常生活规范结合在一起，同时，因时而化、因地制宜，做到“动之以礼”，就能日趋完善，成就仁义。也只有与“礼”结合在一起，美德才能具有持久性，“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而不与礼结合，美德就会走向反面。
因此，遵循礼应该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自发的行为，而不是外在的生存压力的逼近，或是外在的诱惑使然，能做到“富而好礼”“贫而乐”才是真正的由内而外的认同，真正的“志于道”的表现。由此，君子是“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
其次，如何“立于礼”。
“礼”是手段，是平台，是通过“礼”来知晓人的行为是如何被约束的，其目的在于人能实现自身潜力的释放。如果做不到仁，礼是没有意义的。正是因为礼的工具性，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形式上具有可变化性，而在实质内涵上，则是不变的。正是基于“礼”内涵的确定性，“礼”是可以推测和预测的。
“礼”与日常生活的言行举止相关，建立在人的日常行事之上。日常的判断马虎不得，日常的说话得慎重小心。“敬事”与“敏于事”都是“礼”的基础，只有在这些基础上，“礼”才能建立起来。由此，“礼”并不是静态的、外在的、教条式的，而是与日常的正确判断、日常行事的小心谨慎、强大的行动能力联系在一起。
因为“礼”是变动的，因此，就会出现同一行为有两个以上的礼仪，或是多数人和少数人遵循的礼仪，产生选择遵循的“礼”的问题。但如果单纯从礼本身出发，则就没有选择的标准了。而“礼”是手段，“仁”才是目的，由此，“仁”就成为选择礼的标准。在《论语》中，孔子提出了两个选择标准，一是“从俭不从繁”，如果有更为简单的“礼”，又不违背“仁”的，应从俭；二是“从德不从众”，如果众人选择的“礼”有违“仁”这一目的，或有违美德，则不可盲目从众。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遵循符合自我发展与潜力释放的“礼”，可能会被社会公众所误解，“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论语》中孔子以实例来说明，即使众人不理解，也必须要选择符合仁道的“礼”。
由此，“礼”的真正意义在于外在形式与内在目的的一致，如果没有了内在的目的，仅仅剩下外在的形式是没有意义的。正如孔子指出，“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都是让人看不下去的，“礼”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而是有内涵和灵魂的。
（五）依于仁
“据于道”“立于礼”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文”与“质”的完全一致，实现人与生俱来的使命，这就是行动的方向和指南，由此而有“依于仁”。这就涉及行动的方向问题，即“依于仁”。外在的“文”与内在的“质”要相一致。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依于仁的要领是什么。二是依于仁需要注意的问题。依于仁就是人的“内”“外”两方面属性的共同发展，即“文质彬彬”。然而为君子，不是舍弃一方面的单方发展，片面性是一切邪说或是邪教的共同特征。“内”“外”的共同发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内”“外”的属性不一样，当然，这也并不是一件不可完成的任务。“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那么既然“为仁”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能实现仁的人会那么少呢？这就是依于仁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仁”可能在近期或是短期内，与“愚”具有同样的表现形态。“刚毅木讷，近仁”，聪明人往往不愿意实践。子贡、子张“不受命”就与此有关，言语类第一的弟子宰我也不愿意实践，政事能力第一的冉求也不愿意实践。“知”与“仁”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能重合的。尤其是在大变动社会下，社会的压力骤增，生存于其中的人自然而然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抵抗，让人在大变动社会中实现“刚毅木讷”等美德，确实需要十足的勇气与信心。当然，“为仁”也需要特定的环境。因此，真正实现“仁”的人就少而又少了。第二，人的内外属性的共同发展，需要“文”与“质”两个方面的共同发展，“文胜于质”或是“质胜于文”，都是有问题的。“为仁”不难，但是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这是最难的。这正是我们所理解的，做一件好事不难，最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持之以恒是“仁学”的要点，也就是加入了时间的因素，奇迹就变得可以实现了。但问题是能否坚持？第三，“依于仁”需要有强大的行动力，在视、听、言、动上遵循礼，在视、听、色、貌、言、事、疑、忿、得上下功夫，善良只有加上行动力，才能在大变动的社会中立足，否则，善良肯定会被大变动社会所淘汰、吞噬。在礼乐崩坏的世界中追寻美德，需要巨大的成本，甚至直接威胁美德实践者的生存和健康，使其在变动社会中难以立足。在这里，孔子强调“好学”，即从“居、食、事、就正道”上下功夫，在衣、食、住、行上下功夫，行平常事，做平常功。“言出行随”，这是君子的品格。
由此，“仁”的理解并不难，真正的难在于“行”，而如果“行”做不到，理解“仁”也就不可能真正到位。强大的行动力是仁学思想的根本，也是君子的要点，也是孔子罕言“仁”的原因之所在。
世俗的世界与精神的世界要融合在一起，并不是以其中的一个世界消除另外一个世界。如果以这样一个思路，就是“邪教”的认识。重视世俗的世界，同时，实践精神的世界，只有如此，才能获得人的全面的发展。
在“依于仁”中，人的潜力是看不到、摸不着的。脆弱的信心随时可能变形，毁损于世俗的诱惑和压力之下。这时候，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就显得特别重要。朋友是发挥你的潜力不可缺少的平台。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君子群”是君子成长的基础，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是个人实践美德的必不可少的平台。
（六）敏于行
“依于仁”的重心在于“力行”，《中庸》指出“力行谓之仁”，强大的行动力是仁学的重心，这也正是《论语》中孔子反复强调的“敏于行”。仁学的第六要素是“敏于行”，强大的行动力是乱世生存的基础。孔子归结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好学”和强大的行动力，即“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矣”。“好学”是孔子最令自己骄傲的地方。而“好学”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就是“敏于事”，具有强大的行动力。“敏于事”“敏于行”，在孔子的仁学思想中反复地被强调。
在行动能力的强调上，孔子认为，强大的行动能力具有如下的特点。
第一，强大的行动力是乱世生存的基本法则。善良的人要在小人丛生的乱世中生存，没有迅捷的奔跑、躲避能力，其悲惨的命运可想而知。而且，在这种乱世、乱象的挤压下，没有迅捷的行动力，人要想保持善良基本是不可能的。所以，《吕氏春秋》强调“圣人生于疾学”，暴风骤雨般的学习是需要强大的行动力支撑的。孔子反复强调“敏于事”“敏以求之”及“二思即可，勿需三思”的原因也在于此。
孔子认为，在乱世中能行于天下的五大美德之一就是“强大的行动力”，即“恭宽信敏惠”，只有强大的行动力才能让自己的事业有所成功，“敏则有功”。
第二，强大的行动力是君子的基本特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君子于其言，必不苟也”。君子“耻其言过其行”。强大的行动力是孔子仁学君子论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所谓君子的本质是“言出行随”，耻于“言过其行”。孔子仁的“礼”解决的是日常之行，“义”解决的是非常之行，礼义构成君子之行的全部。
第三，“敏于事而慎于言”。强大行动力的表现特征是没有空虚的、不可兑现的话语，表现出来的就是“慎于言”。而这种谨慎，表现出来的就是“敏于行而讷于言”。
强大的行动力在孟子、荀子那里都得到极大的强调。
这一点，《圣经》里也可以得到佐证：“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这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七）辅于友
“志于道”“据于道”“依于仁”中，已反复强调需要在“友”的平台上实现这些要素，“辅于友”在“仁学”中非常重要。仁学的第七个要素是“以友辅仁”，“友”在个人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地位与作用。个人在释放自身潜力的过程中，面临着不可逾越的困难。自身的局限性以及潜力的不可知性，各种的社会压力，都使得自身的“修身、齐家”这种从自身的切身利益做起的人，不可能跨越到“治国、平天下”这种任潜力发挥的状态。这种不可跨越的鸿沟即需要“以友辅仁”的支持。这也是孔子为什么这么强调“友”，指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群”是君子的生存状态。因为，只有在与人的交往中，美德才会保存，个人的能力才能逐渐地提升，人的潜力才能得以不断地释放。
个人能力的提升与潜力的释放，首先需要对自身的发展的关注，需要照顾好自己，一切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利益出发，做到“兴于诗、志于道、据于德、立于礼、依于仁”，以自身的潜力开发为依归。
一个人能力的提升、潜力的释放需要渐次递进的过程。一个人将自身的潜力释放出来，他的能力的提升就能不仅局限于照顾好自己，还可以照顾好自己最亲近的人，即自己的父母，那就是“孝”。除此之外，还需要在处理自己兄弟姊妹的关系中提升自己，不管自己是否是弟弟、妹妹，都可以像兄长一样地处理自己与兄弟姊妹的关系，照顾他们，爱护他们，这就是“悌”。“悌”是处理兄弟姊妹关系的不二法门。不仅需要处理好自己与亲朋好友的关系，对于自己的朋友，能做到“待人如己”“无友不如己者”，这就是“义”。而且对于陌生人，也可以做到“爱”，“君子学道则爱人”，“泛爱众而亲仁”，这也是仁学的重要内容。
最后，对于自己的敌人，可以做到“以德报怨”，通过正直地对待自己的敌人，让自己的美德得到生长和磨砺，从而实现自身能力的增长，真正地实现在磨难中的自我发展与提升。这样，在磨难中成长出来的强者，才是真正的强者，才能真正地将自身的能力与潜力完美地结合起来。
通过这种与日常生活习惯相结合的、融入日常生活的对自己的训练，一个人才能将自己的能力提升与自己的点滴生活相结合，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与释放自己的潜力。这也正是孔子所说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八）合于爱
能做到“依于仁”，能做到“敏于事”，其根本在于“志于道”，而这一切都在世俗世界中面临着动力不足的问题。仁学的力量之源在于“爱”，仁学归纳成一个词，孔子将其定义为“爱人”。“合于爱”从人生最基本的孝悌出发，进而是朋友之义、陌生人之德，“以德报怨”的能力不断地扩张，其中之中心就是“爱”。所以孔子讲，“仁者，爱人。”君子学道的目的就是“爱人”。
爱是人释放潜力，能力扩张的唯一通道，只有在“爱”中，人才能突破理性的局限，将人的各种能力激发出来，使人生活在“沸腾”之中，而不仅仅受理性的导引。现代社会强调“激情”的寓意也在于此。由此，孔子指出“泛爱众而亲仁”。
（九）游于艺
在孔子的时代生活需要多才多艺，比如，冉有之艺。依现代社会的理解，即一个人的专业，只有在专业的基础上，一个人的潜力才能源源不断地发挥出来。因为传统社会是等级、身份的社会，“艺”是治国安邦之技；而现代的社会是一个专业分工的社会，分工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我们现在关于“专业”的理解即是在这一层次上的理解。一个人要在这个世界生存，靠别人施舍不行，靠前辈的积累也不行，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而自己的努力与奋斗，尤其是要让自己生存下来，获得幸福的生活，就需要有一技之长。没有一技之长，就会食不裹腹，自身的生存就会成问题。如果都活不下去，何谈自身的潜力开发呢？而自身潜力的开发，也需要有事业的平台。在城邦国家从事政治或是在民族国家从事经济，政治与经济都需要有一技之长，古罗马的政治需要雄辩术，经济需要商品的开发与市场的开拓，没有技术上的游刃有余，又何谈自身的发展呢？
当然，我们现在仅仅要求“游于艺”，而不讲其他方面，也是不够的。“游于艺”只是自我实现的一个方面，没有其他方面，“游于艺”往往并不能达到。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关注解决这一问题，其工匠精神也被当今国人引用，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当属其中杰作。
（十）成于乐
在快乐、和谐中取得成功，充分地发挥人的潜力。也就是人完成了一件似乎不能完成的工作，创造了一个奇迹。人每一天的生活犹如一颗颗珍珠，用一生为线，将其串起来，那就是稀世珍宝，而随地撒落，它只具有稀疏平常的价值。人们只有关注于“天天向上”，关注于平时的积累，才能水到而渠成，心想而事成。
仁的事业是关于人的“内”“外”两个方面属性的调和，正是性质相异的两个方面的融合，才需要“和谐”，而音乐正是促进和谐的产物，同时也是受的最佳触媒。只要“仁学”的诸要素都实现了，就可以实现水到渠成，再假以时日，一个人就能够成就自己、成就事业，或是取得事业的成功，或是成就自己的通达。起居有时，进退有度；在家必达，在邦必达；邦有道则显，邦无道则隐。在大变动时代，才能做到“不辱其身，不降其志”。
“成于乐”也指出，实现“仁”并不是件痛苦的事情，只要具备了上面九个方面的要素，就可以快快乐乐地将“仁”实现。禁欲主义或是自我折磨，自我摧残的方式都是不足取的。真正难的是前面要素的具备，即使是具备了，不假以时日，也是枉然。正如孔子指出：“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当然，“仁学”也有如何看待人的外在的欲望的探讨，如“富与贵”的问题。对于“富”，孔子并不仇视财富，也并不强调贫穷，这些都不是孔子仁学思想的根本。对于富者，“富而好礼”是最难的，而如果能做到，也可以实现“仁”。对于“富与贵”，这是人的基本欲望，追求它并无不当之处，问题是这些都是手段，问题的核心是能否借助这些手段实现自身的真正提升。“不以其道得之，不得也。”另外，“仁学”还有如何对待人的其他各种欲望的探讨，如自私等。孔子强调的是“思无邪”，正视人的欲望与基本的自私心；强调的是“惠而不费”，自我与社会的双赢，而不是舍弃小我，成就社会。唯有如此，才能持久；强调的是“欲而不贪”，正视欲望而不滥用，这和《塔木德》的认识是一样的。即欲望只不过是人类的一种秉性，它产生于人的自然本质，是人的财富，只要滥用，都可以转化为财富。
以上是关于孔子“仁学”的十句话总结，简称为“三十字箴言”。只要按照这种方法来行事，就能成就君子之道，在大变动社会中生存下来，能做到“不辱其身，不降其志”，坦荡荡地生活于世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不过，这只是纲要，在实现的过程中，还需要有所取舍、发挥。大变动社会变化异常，外界压力巨大、诱惑诸多，社会异化的力量无不考验其中生存的人，懂得其中之道不难，真正难的是如何实践它、实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