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大一统社会之后，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开放的大门被迫打开。开放就意味着竞争。东西方的竞争，在思想层面上，很大程度是大变动社会与大一统社会生存法则的竞争。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西方与东方的断裂，反应的正是这种激烈的冲突。但是过于漫长的大一统社会将大变动社会的传统湮没其中，使人难以分离。因此，辨别中国的两股不同传统的源流，对于我国的现代化不无裨益。而且，在大变动社会传统的基础上与现代社会的对话也更为流畅。
在现实实践中，目前，中国在整体的社会制度伦理上具有混乱性。社会对于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存在内在矛盾，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思路模糊，这直接导致了现代社会的相关法律运转不灵。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借鉴西方、传统和现代经验，对基本的概念有明确界定。这样，思想才有坚定的基础，各家观点才有讨论和争论的坚实基础。但不管如何，在现代开放社会的框架下，社会制度伦理必须遵循共同的规律性。
首先，社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社会成员发展的基础之上。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无论是古希腊文明，还是中世纪、近现代西方社会的强盛，以及中国社会的历史经验都一再证明，个体的强大是社会维持稳定与强盛的基础。忽视或是扼杀个体强大的整体强大可能会出现或是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就社会或是民族的整体发展而言，其是不可持续的，甚至是有灾难性的。社会的现代性正体现在个体的发展与社会整体的发展是一致的。
其次，经济社会在近现代社会意义上的展开也正是为了实现个体发展与社会整体发展的一致性。因此，经济社会往往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能够更好地展开，在类似于城邦国家的小区域国家，更多体现出政治社会或是公民社会的特点，这与财富可能会遮蔽美德的危险性相关。在经济社会的制度设计中，如何防止经济社会对人的侵蚀与市场经济的效率安排具有同等重要性，现代社会对财富的强调意味着社会制度需要在这两种价值取向间获得平衡和统一。
再者，经济社会与市民社会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而是在不同的领域完成共同的使命。在民族国家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社会与经济社会都不可能独立地完成人的发展，而是需要经济社会、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共同作用。西方近现代社会在14—19世纪长达500年的形成史告诉我们，现代化的制度改造任重而道远，唯有抓住“道”（真理）和“义”（正义）两个支点，才不会迷失方向，才有可能完成现代化的改造。
最后，现代社会的伦理可以归纳为“道”（个人成长、社会发展的真理）—“德”（作为基础的道德、原则）—“义”（生存的权变及应对的标准）—“正”（为政、社会环境外在约束的重要性）的内在逻辑，这可以厘清各种传统思想、实践经验是否符合现代性。道德的扩大化、圣人思想的固化、“义”的潜规则化和弱化、财富的异化都不符合现代性要求，而符合这一伦理逻辑的思想则是符合现代开放社会的生存智慧。其中对“德”的过度强调和对“义”的忽视正是现代中国转型时期无法克服思想混乱和人的精神图像模糊的根本原因。在中国传统中具有丰富的“义”的思想，同时，在民间社会中也存在丰富的“义”的思想资源。而如何开发与整合这些思想，正是现代化的基本使命。
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转型期，需要解决诸多理论与实践中的根本性的、重大的问题。如何在多民族国家的条件下，建立现代国家，创造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确实存在着诸多理论上的难题，需要各个方面不断地努力，共同解决。
当我们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重新追寻自己从哪里来；知道了自己从哪里来，就知道了自己要往哪里去。在纷繁复杂之中，我们追寻社会走来的足迹，我们追寻我们的传统，从中找到应对生存的智慧。而当获知诸多先哲都拥有相同或是相似的智慧时，我们的内心就会变得充实。当我们做艰难抉择时，我们的身后站立着一系列的先哲圣贤，我们就会从软弱、犹豫变得坚强和有信心；当我们站在了巨人肩膀上，我们就有了更高的起点和更充实的智慧，使我们能够拨开层层迷雾，看到生活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