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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中世纪教会与世俗王权的争斗从没有停歇过。自近代以来，文艺复兴意图复兴古希腊罗马的文明，但这种努力受到王权的层层阻挠，仅仅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实现人的解放，政治领域、制度领域还仅仅停留在“乌托邦”的幻想中。之后的宗教改革使新教与教会的权力分离，使各国制度的现代构建成为可能。从15世纪到19世纪，阶级分立，国家争斗，第一次、第二次惨绝人寰的大战相继发生，在充满动荡的社会大环境下，近代社会制度形成了。
社会的巨大变动使得人对自身的认同得到极大的加强。人的自然属性、理性、人格尊严在社会制度中的优越地位也超越了社会财富、地位、出身，成为社会的普遍认识。可以讲，圣经思想对于西方社会构建社会共识具有基础性的作用。西方社会由于地理、历史与宗教等各方面的原因，一直未形成“大一统”的格局，即使中世纪的教会在11—14世纪拥有凌驾于各国王权之上的权力，但是，教会与王权的争斗一直此消彼长。
而在东方社会，自春秋时期形成的大变动社会，在战国中后期就开始走向大一统社会。农业社会具有的规模效益使得集中成为社会的首选。重视土地，而不是重视人；重视义务，而不是重视人的自由发展；重视统一性，而不是重视多样性等，成为大一统社会的特点。因此，东西方的差别，究其实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大一统社会与大变动社会生存之道的差别。而渊源于大变动社会的仁学思想与西方的圣经思想在很多方面都具有相似性。
《淮南子》就指出，“王若欲持之，则塞民于兑，道全为无用之事，炊扰之教，彼皆乐其业，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以此移风，可以持天下不失矣。”要维持“大一统”社会的长治久安，就需要堵塞民众对真理的追求和对人本质的认识，将标准定于统治者的意志，将民众的喜怒哀乐集中于统治者的事情上来，引导他们做没有意义的事情，开展烦琐教育，使他们满足自己的性情，让民众做糊涂人，而非做明白人。
确实，后来大一统社会正是按照这样的思路运行。“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下辱之，则群擿以为非。薄书、期会、钱谷、戎狱，一切委之俗吏。时风众势之外，稍有人焉，便以为学校中无当于缓急之习气。而其所谓学校，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以朝廷之势利一变其本领，而土之有才能学术者，且往往自拔于草野之间。”
这种大一统社会不允许多样化的存在，也不允许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思想，这就使得人的发展面临着桎梏。这种大一统条件下形成的传统既远离了孔子的仁学思想，也与西方的传统渐行渐远。
首先，仁学从人的自主发展变为君王之“仁”。在孔子仁学思想中，仁是人的自主发展，仁学的三十字箴言都是提倡人的自主发展，但这在大一统社会中成了禁忌。后来的儒家将“仁”做静态理解，与“天”联系，成为“天道”的一部分，而君王承接“天命”，成为“仁”的体现。“仁之美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举凡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
将“仁”与“天”相连结，一方面，将“仁”推向极致；另一方面，将“仁”诉诸于理性无法解释的“天”，使得“仁”完全脱离了个体的实践，而成了“君王家”的私有物。一方面是神乎其神的“天”，而另一方面是缺乏日积月累、力于“疾学”的平台，“君子”与“天”之间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方面是道德的至高要求，而另一方面是没有实现的方法和手段，撕裂之下的士君子，唯有以谎言应对之，但这种谎言的流行意味着忠信作为基本的品德从所谓的儒家君子身上不断地流失。在“天”的光芒下，仁学丧失了理性主义的光芒，没有理性和人性思想支撑的仁学，不再具有生命力。
其次，爱人与爱己的分离。在孔子的思想中，自我的发展是仁学的基础和中心，“爱人如己”是其逻辑始点。这个“己”是多样性的基础。孔子仁学从“兴于诗”开始，从而进行“因材施教”，根据不同的个体设计不同的成长路径，这也是仁学真正吸引人的地方。但这种多样性的仁学为“大一统”社会所不容。
“大一统”社会所要做的，一方面，将“仁爱”推向极端，等同于绝对无私的“爱”，即“仁者，谮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诐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如此者，谓之仁”；另一方面，将“人”与“我”绝然分开，即“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
将多样化的“己”从“仁爱”中剥除，就可以将“仁爱”统一于绝对无私的“爱”之上，与“大一统”社会的统一性相一致。但是，没有了“己”，没有了“兴于诗”，整个仁学体系就丧失了基础。这样，仁学一方面丧失了实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将之推向常人所难以企及的道德高度。在这个标准下，人人会自惭形秽。而在双重挤压下，仁学在大一统社会中的命运日渐堪忧。
再者，“由义入仁”演变为“忠君之义”。将“仁学”在个人发展中生动活泼的实现方式消减为不可实现的“呓语”，将“仁学”消减成只剩下君王所标榜的所谓“爱人不爱己”的圣王仁政。“仁学”的政治化彻底消解了“仁学”的生命力。“《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
通过上述对“仁”的改造，将“仁”与“我”分离，并通过“仁”指导“义”，来改造“我”。“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是义与仁殊，仁谓往，义谓来；仁大远，义大近；爱在人，谓之仁，义在我，谓之义；仁主人，义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此之谓也。”
董仲舒对仁学的改造被大一统社会所遵循。儒学逐渐将孔子“仁学”思想剥离，从而使其成为统治的正统之学。仁学隐晦儒学之后，“外儒内法”代替了“忠义之学”，仁学成为儒学之中若隐若现、挥之不去的幽灵。同时，丧失了灵魂的儒学也开始了其衰败的历史。到唐代，儒学衰败之相尽显。李白的《嘲鲁儒》就是其中生动的写照，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毫无生命力的儒学学说和儒生百态。
所以，在中国的传统之中，蕴含着两种渊源，大变动社会的生存智慧和大一统社会的生存法则，当社会进行到礼乐崩坏或是天崩地解时，大变动社会的生存智慧就显现出来。明末清初，天崩地解之时，当时的有识之士对儒学的批判又重新回归到孔子仁学的思想之中，证实了孔子仁学的强大生命力。但是当社会进入大一统社会时，大一统的生存法则又喧嚣尘上，社会自觉不自觉地走上追逐“富禄寿喜财”的路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