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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95年2月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1期曾读到过杨庆存同志《苏黄友谊与宋代文化建设》一文。《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由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办的理论性、学术性文化刊物。当时我在古籍小组任职（秘书长），遵照组长匡亚明先生的意旨，主要协助办两件事：一是组织撰写《中国古籍总目提要》；二是编辑出版《传统文化现代化》（双月刊）。根据匡老的设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其宗旨是立足于古籍研究，以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为指导方针，阐述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意义与作用，力求古今融汇，中西贯通，从而使传统文化研究既有科学的基础，又有为现代化服务的明确方向。当时我读了庆存同志的这篇文章，深感其学术思路与文风，确很切合刊物的主导思想。
庆存同志撰写此文时，还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后来他在中宣部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工作，事务繁忙，但他仍抽空继续研究。现在向学界提供30多万字的专著《黄庭坚研究》，则是超越上面这篇文章的范围，对黄庭坚的家世、生平、文学活动、创作思想等做全面的探讨，并与宋代文化研究相结合，探索山谷作品中富有时代特色与艺术内涵的文化意蕴，颇使人有创新、求实之感。
我最近因遵嘱为庆存同志这部著作撰序，乃通阅全书，深有所得，也因而引起一段使人难忘的回忆。我于1955年夏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随即留校，任浦江清先生的助教。那时北大中文系将中国文学史课程分为四段，每段一年，游国恩先生教第一段（先秦两汉），林庚先生教第二段（魏晋至唐五代），浦江清先生教第三段（宋元明清），王瑶先生教第四段（“五四”以后）。这几位前辈教课是很细的，使我们有扎实的基础。我跟随浦先生做了两年助教，从而培养起对宋代文学的爱好，曾有志向为苏、黄立传。后浦先生于1957年夏因病去世，我又于1958年3月因事离开北大，后至中华书局做编辑工作。当时宋代诗文研究是处于冷漠状态的，尤其是黄庭坚，更被评议为“形式主义”“反现实主义”，有些文学史家仍沿袭旧说，认为“夺胎换骨”之说，乃“教人蹈袭剽窃”。那时我倒还是想从资料积累着手，拟由此清理出一些诗文发展的头绪。我一方面做孔凡礼先生《陆游研究资料汇编》的责编，另一方面则利用夜间及假日，编两部书，即《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杨万里范成大卷》。这两部书编于1960年至1962年间，1963年编成，那时我近30岁。《杨万里范成大卷》于1964年2月出版，而70余万字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却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被认为这一群诗人违背文学发展潮流，不宜出书。这样，原书虽已于1964年付型，却一直压存，至1978年8月才出版。没有想到第一版竟印了20500册，这对我是一个安慰。但我那时已将科研兴趣转向唐代，早年萌发的苏、黄研究，对我这一平凡的人来说，已没有精力再作，成为终生的遗憾。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凡我看到有关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的著作，总有一种惭愧、钦佩和自我欣慰的复杂心情，现在读到庆存同志这部书，更有此感。
由此我也逐渐坚定对古典文学研究的信心。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界已有为数不少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这已构成我们古典文学界新一代的研究群体。他们之中不少人更注意广泛吸收当代社会科学的新鲜知识，形成更为开阔的研究视野和观念，而又努力对作为研究对象之一的文学史料做沉潜的探索。因此，从总体来说，这一代研究新人，他们无论从治学道路、理论观念，以及精神气质、学术兴趣等，都与我们五六十年代成长的人有明显不同，这些不同已日益显露出一种新的发展方向和研究格局。因此，我总以为，我们研究古典文学，固然要从事传统研究，但同时要注意对现状的研究，而现状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对现在年轻学人治学思路与研究方法的思考，这对我们学科建设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也正因此，我以为，我们来读杨庆存同志的这部著作，最好能就书中所体现的新一代学人之学术风貌、文化涵养，以及创新气度、勤奋志向等，作深切的思索。这也是我作这篇短序的一点心愿。
近20年来，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确有很大的进展，进展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重视“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也就是说，着重考察一个时期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以及作家、士人群体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各自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这就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意识。当然，这样的研究，主要还不在于研究层面的扩展，而在于研究观念的拓新和研究思维的深进。从这方面来看，庆存同志这部著作确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这就是：黄庭坚文化现象的历史启示。
这部书，我印象较深的有三点。一是从具体考证黄氏宗系与家学着手，展示山谷这一文学大家所承受的深潜文化渊源。黄氏先世本为浙江金华人，其六世祖黄赡于南唐中宗李璟时出仕为著作佐郎，知洪州分宁县，自此这一家就在这山川奇崛、树木茂密的秀丽环境中代代相传。五代是唐宋之际分裂割据的时代，北方中原战火连续不断，东南一带却相对稳定，李氏立国的南唐为此起了不少的作用。曾仕明朝集贤殿、奎章阁大学士的赵世延，在为陆游《南唐书》所作的序中，就称南唐“虽为国褊小，观其文物，当时诸国，莫与之并”。这所谓“文物”，实为文化建树。可见这样的文化环境对黄氏是十分有利的，真如书中引及的清人文乃翁《马洲山谷祠记》所说：“阐发英奇，盖有所待。”又如苏、黄的诗文交往及品德相勉，从其深切的情谊，探寻一代文风的建树，并推广认为二人的这种交谊体现出群体意识、历史意识，从而形成阵容强大的文化群体，共同推进文化的发展。这使我想起中唐时，韩愈于贞元中期在洛阳、徐州一带，结聚李翱、孟郊、贾岛，白居易于元和前期在长安，交结元稹、李绅、张籍，都以交谊为轴心，创立各具特色的文风，这种文学和文化发展模式是很值得注意的。
二是由全面论述山谷诗词创作，进而探索其文学思想，特别对多有误解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加以深细的辨析。庆存同志首先提出，要求出新和独创，是山谷诗歌理论系统的核心。正因为抓住这一要点，才能对山谷的创作思想进行规范有序的逻辑演绎。书中还上下贯通，起先秦两汉至唐。又述及两宋，甚至元明清戏曲小说，做创作实践与理论演化的系统考察，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说，其价值与意义还不止于诗歌创作的求新，更重要的是触及或揭示古代文学创作中的一条艺术规律。进而又提升至文化研究的格局，认为这对于今天我们如何对待传统的民族文化和如何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都不无启迪。这是有助于文学研究由古代向现代拓展的。
三是提出对山谷散文的重视，并从人文精神的角度探讨其散文的美学意义和文化内涵。书中对山谷散文做细致的数量统计，指出其近20种体裁的散文，流传至今的达2600多篇，再加上日记，其总数为现存诗篇的一倍半。随后又对山谷散文加以分类品藻，指明其散文创作不单数量丰富，体裁多样，且极有情致，从而显示黄山谷整体的文化素质。
以上三点只是我的读后感。我对山谷，虽作过资料辑集，但未有专门研究，因此确不敢对本书做全面的评论。但写了以上三点，使我想起金代作家兼学问家元好问的一句话：“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杜诗学引》，《遗山先生文集》卷36）这真是一句名言，也是对山谷的最佳评语。由此我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好几部关于黄庭坚的研究著作，迭有新见，现在又有幸获读庆存同志之作，故套用元好问的话：最知山谷者，唯近世新一代学人。
2002年4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