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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五年诏举四京学官，黄庭坚参加了这次考试，以文章优等，遂被任为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国子监教授。时大名府留守文彦博非常欣赏黄庭坚的才华和品格，黄庭坚教授任满，太师文彦博举以连任，故黄庭坚在大名留任达七年之久。
黄庭坚在大名结识了诗人谢景初（字师厚）。谢氏诗学杜甫，很赞赏山谷的诗作，曰：“‘吾得婿如是足矣。’庭坚因往求之。”谢景初果然把女儿介休嫁给了他。在此期间翁婿多有酬唱，黄庭坚自谓“从谢公得句法”（《黄氏二室墓志铭》）。元丰元年（1078），黄庭坚向徐州知州苏轼投赠《古风》二首，表示仰慕之忱。苏轼早在孙觉、李常处得知山谷的文才，这次读到赠诗，很为高兴，当即次韵两首，并复函鼓励，从此山谷成为苏轼的门下弟子。七年的学官生涯，虽然较为清寒，但对淡泊名利、热心书史的山谷来说，却也心安理得。“十年不见犹如此，未觉斯人叹滞留”（《闰月访同年李夷伯子真于河上》），虽系赞人，亦是诗人自我情绪的流露。
元丰三年（1080），黄庭坚入京改官，被派知吉州太和县（今江西太和）。秋天自汴京起程赴任，过高邮，同秦观定交，并为少游书《龙井》《雪斋》二记。十月，道经舒州怀宁（今安徽潜南），游览了境内三祖山山谷寺、石牛洞，爱其林泉之胜，遂自号山谷道人。次年春，山谷抵任所。太和县为贫瘠之邑，黄庭坚到任，勤于职守，宽厚临民。“下田督未耘，入岭按新畲”（《代书》）、“我不忍敌民，教养如儿甥”（《己未过太湖……寄答》），是当时邑政的纪实。他常常攀崖越岭，深入山村，了解下情，访求民瘼。《上大蒙笼》《劳坑入前城》《金刀坑迎将家待追浆坑十余户山农不至》《彫陂》等反映山农疾苦的诗篇，就是依据他巡行山区的见闻写成的。
当时正在推行新法。新法中的盐政规定由官府向各地颁发盐筴，以便打击奸商，控制食盐供销。然而各地官吏为了向上邀功，竟对百姓强行超负荷摊派，唯独黄庭坚依照实际情况办理，虽“大吏不悦，而民安之”（《宋史·本传》）。“官宁惮淹留，职在拊鳏嫠”（《丙辰仍宿清泉寺》），决不以牺牲老百姓的利益来换取升迁，这是山谷抱定的宗旨。诗人不仅把吏治情况形诸歌咏，而且还以奇绝的诗笔描绘了太和的清秀山水，名篇《登快阁》即作于此时。元丰六年（1083）十二月，黄庭坚移监德州德平镇（今山东商河境内）。诗人由太和顺路回乡省亲后于次年春北上，经扬州、泗州，夏秋间抵达任所。山谷在泗州僧伽塔前书《发愿文》，中云“愿从今日尽未来世不复食肉”，后人遂有“菜肚老人”之称。诗人到任后，德州通判赵挺之欲在德平推行市易法，黄庭坚认为“镇小民贫，不堪诛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因为他不肯阿附上僚，同赵挺之发生争论，不料竟酿成怨隙。德州官衙生活的落寞无聊，不免使他对远在天涯的亲友倍增思念。山谷的续室谢氏，早在婚后不久的元丰二年病殁。在赴德州任前他续娶的妾生了一个儿子，他很想念留在家乡的幼儿小德，故这时所写的《寄家》诗，有“梦回官烛不盈把，犹听娇儿索乳声”之句。怀友名作《寄黄几复》也写于宦游德平时期。
元丰八年三月，神宗病死，年幼的哲宗赵煦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朝廷起用旧党，黄庭坚被除授秘书省校书郎，六月应召抵京。不久，苏轼也回朝任职。次年改元祐元年（1086），至三月，因司马光推荐，黄庭坚参与核定《资治通鉴》。十月，黄庭坚被授予神宗实录院检讨官之职，主持编写《神宗实录》，遂有“黄太史”之称。十一月，召试学士院，黄庭坚同张耒、晁补之并擢馆职。随后，秦观、陈师道也相继入京。一时黄庭坚出入苏轼之门，并与其他苏门弟子交游酬唱，十分快意。元祐六年三月，《神宗实录》修成，修史人员均有升迁，黄庭坚也被擢为起居舍人。六月，黄庭坚因母亲去世，扶柩还乡。六年馆阁生活中，黄庭坚写了不少师友唱酬、官场赠答和题画谈艺的诗作，其中也不乏关涉时政的内容。如王安石病死，新党失势，他写了《次韵王荆公题西太一宫壁》，对王安石表示悼惜；边将生擒果庄，他写了《和游景叔月报三捷》，颂扬边防军的胜利。次韵苏轼的“效庭坚体”、《老杜浣花溪图引》《题竹石牧牛》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名作。
元祐八年冬，哲宗亲政，吕惠卿等人复官，黄庭坚方除服不久，闲居故乡，因预感政局有变，上章辞免京官。绍圣元年（1094）除知宣州（今安徽宣城），旋又改知鄂州（今湖北鄂城）。未及赴任，《神宗实录》史祸发生，言者指责《神宗实录》隐没先朝良法美意，含寓讽刺，朝廷令编修人员暂寓畿邑听候勘问。十一月黄庭坚抵达陈留（今河南开封市东南四十里）。章、蔡党人从《神宗实录》中摘举千余条，“谓为无验证，既而院吏考阅，悉有依据，所余才三十二事。”其中黄庭坚曾写神宗时“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等语，朝臣提出勘问，黄庭坚对曰：“时官北都，尝亲见之，真儿戏耳！”凡有问皆直辞以对（《宋史·黄庭坚传》）。遂以“诬毁”先朝罪名，责授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绍圣二年初，长兄黄大临伴送黄庭坚自陈留经许昌，渡汉水，至江陵，然后取水路沿江而上，四月底到达黔州（今四川彭水），寓居开元寺摩围阁。这年六月，长兄离开黔州回家，兄弟“掩泪握手”为别，山谷写了情韵凄婉的《和答元明黔南赠别》诗送行。黔州太守曹谱（字伯达）、通判张先（字茂宗）皆“好事尚文”（黄庭坚《与杨明叔书》），对诗人颇为敬重，待之甚厚。一年后，三弟黄叔达从芜湖携带自己与山谷的眷属来黔州团聚。诗人自谓年来谢病杜门，“买地畦菜，已为黔中老农”（《与宜春朱和叔书》）。黄庭坚在黔曾题《蚁蝶图》来讽刺世态。又闲居无聊，尝摘白居易《长庆集》卷10卷11中诗句，成《谪居黔南十首》，借前人语以摅泻自己复杂的谪迁情怀。元符元年（1098）春，黄庭坚外兄张向提举夔州路常平，为避亲嫌他奉诏移戎州安置。黄庭坚六月至戎州（今四川宜宾市），寓居南寺，以“槁木庵”“死灰寮”名其室，后僦居城南，又有“任运堂”之名。黄庭坚谪黔徙戎，六易春秋，身处穷荒，艰难困顿。但讲座“泊然不以迁谪介意。蜀士慕从之游，讲学不倦，凡经指授，下笔皆可观”（《宋史·黄庭坚传》）。在戎州，他还书写了杜甫在蜀川和夔州创作的全部诗歌，刻之于石，并建《大雅堂》，以储存诗碑。这一时期，诗人因“责授涪州别驾，黔州安置”而自号“涪翁”“黔江居士”。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世，徽宗即位，太后向氏听政，旧党遭受迫害的局面有所改变。五月，黄庭坚复宣议郎，监鄂州盐税，山谷上表请辞，十月准告，复奉议郎，签书宁国军节度判官。十二月离戎东归。次年正月，皇太后向氏去世，徽宗亲政，改元建中靖国。三月，黄庭坚于东归途中接到权知舒州（今安徽潜山）的任命，四月至荆南时，朝廷以吏部员外郎召令入京。黄庭坚预料政局还会变化，连续上表请求差遣外郡，并暂寓荆州候复，这期间写了《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崇宁元年（1102）正月，诗人离荆州东归。途经巴陵，登岳阳楼，吟《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绝句。随后经通城，回修水故乡，再取道萍乡，会晤时任县令的长兄黄大临。途中，得诏命，准领太平州（今安徽当涂）事。五月，过筠州、江州、湖口，六月九日抵达任所，接任九天即被罢职。黄庭坚当天即解印登舟，离开当涂，溯江而上，经舒城、江州，九月抵鄂州（今湖北武汉），遂流寓此地。崇宁二年，朝臣迫害元祐旧臣变本加厉，黄庭坚被列入元祐党籍。两年前寓居荆州时山谷作《承天院塔记》，转运判官陈举拟书名碑尾以托不朽，山谷不允。如今陈举挟怨报复，摘取《塔记》中“天下财力屈竭”等语，向原与山谷有隙的副相赵挺之诬告山谷“幸灾谤国”，十一月诗人遂被除名羁管宜州（今广西宜州市）。十二月十九日，黄庭坚自鄂州携家赶赴贬所。崇宁三年（1104）初过洞庭，经潭州、衡州，三月上旬船泊浯溪，中旬将家属留在永州，然后只身通过全州、桂州等地，于五、六月间抵达宜州。宜州不仅环境艰苦，地方官员还处处刁难年迈的诗人。黄庭坚来贬所半年，仍没有安身之地，官府不准山谷住在城里，他只好在城南租赁了一间“上雨傍风，无有盖障”的民房，于崇宁三年十一月“抱被入宿乎”其中（《题自书卷后》）。后来为避免官府故意找房主的岔子，又于崇宁四年五月搬到城头的一座破旧的戌楼里栖身。
黄庭坚暮年虽备受折困，但仍浩然自得，口不停吟，手不辍书，并撰写日记名《宜州家乘》。当地人民求教索诗者，他均热忱相待。蜀中青年范寥远道谒访，诗人同这位书生同居戌楼，“围棋诵书，对榻夜语，举酒浩歌，跬步不相舍”（《宜州家乘序》）。九月三十日，六十一岁的诗人病逝于戌楼。守候身边的范寥替他料理了后事。南宋高宗时期朝廷追赠黄庭坚为龙图阁学士加太师，谥号文节。
黄庭坚出身仕宦之家，从小受着传统儒学的熏陶教育，儒家经典，烂熟于胸，主张“读书数千卷，以忠义孝友为根本”（《与韩纯翁宣义》）。在苏轼门下弟子中，他最深于禅学。宋代的洪州是禅宗盛行的地方，诗人自言家乡“多古尊宿，道场居洪州境内者以百数”（《洪州分宁县云岩禅院经藏记》）。黄庭坚自为儿童时就开始接触禅僧，青少年时期因作艳词还受到法秀禅师的棒喝。元丰末过泗州僧伽塔，曾作《发愿文》，立誓痛戒酒色、肉食。他还成为临济宗黄龙派祖心禅师的入室弟子，祖心“将入灭，命门人黄大史庭坚主后事”
。作为黄龙心禅师法嗣，《五灯会元》专为山谷立传。对于佛家经典如《维摩经》《楞严经》《圆觉经》《华严经》等，黄庭坚都很精熟。而且禅味渗透在他的诗文创作中，故朱熹说山谷之学“诣力多得之释氏”（《山谷全书》卷3《评黄》）。黄庭坚同当时许多著名禅师如惟清禅师、悟新禅师、云居祐禅师、翠岩真禅师等等，酬唱赠答，切磋禅理，有深厚的友谊。黄庭坚也酷好老庄，作有《庄子内篇论》，称其“法度谨严”，并一一阐发各篇写作意旨。他不满于“儒者谓其术异不求”，对“前儒者未能涣然顿解”老庄经典，叹为憾事（《书〈老子注解〉及〈庄子内篇论说〉后》）。
黄庭坚恪守儒术而又融通释老，他认为“佛法与《论语》《周易》意旨不远，《论语》大旨不过迁善改过，不自复藏”（《与王雍提举》），“《列子》书时有合于释氏，至于深禅妙句，使人读之三叹”（《跋亡弟嗣功〈列子〉册》）。同苏轼相比，黄庭坚融汇儒释道三家而更为倾心于释老。他奉行儒家的出处大节，所谓“在朝之士观其见危之大节，在野之士观其奉身之大义”（《书赠韩琼秀才》）。黄庭坚一生或长期放逐草野，或虽身处京阙而心慕林泉，故更多地讲求“奉身之大义”。其于“奉身”之道最强调超物脱俗，狷介自守，认为“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书嵇叔夜诗与侄木夏》）。苏轼“超佚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
等语，就是对黄庭坚性格的描述。要达到这种修养，黄庭坚颇强调内向的心性养练功夫，所说“治经之法……一言一句，皆以养心治性”（《书赠韩琼秀才》）、“正心诚意而游于万物之表”（《跋元圣庚清水岩记》），就是诗人养性修身的要旨。与苏轼的敢怒敢骂有所不同，黄庭坚侧重于以“和光同尘”的形式达到洁身自持的目的。他在《答人求学书》中说：“古之人学问高明，胸中如日月，然后能似土木，与世浮沉。”他还告诫友人，“事业宜深自修蕴，而处同僚中须亲睦，勿露圭角也。仕路风波，三折肱乃知为良医耳。”（《与宋子茂书》）可见内心通明而外形如土木，与世俯仰而超然尘垢之外，是黄庭坚追求的应世之术。这种带有避世全节、介然拔俗倾向的处世哲学，是黄庭坚融通儒释道三家思想而形成，也是诗人所处党争日剧、仕途风险日烈特定时代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