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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被公认是中国文学的一座高峰，那么，撑起这座高峰的基层土壤是怎样的？庄子是以怎样的思脉在构建他的文学世界？对这些问题的探究是理解《庄子》文学的重要法门。
在讨论《庄子》文学成因时，荆楚文化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古时北方中原人将江汉流域的南方地区和南方部族称为荆楚，荆楚文化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是指周代至春秋时期居住在长江中游（含长江、汉江、淮河流域）地区的楚人自创的一种地域文化。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说：“然南方文学中，又非无诗歌的原质也。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冥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
荆楚文化对庄子文学的影响可从以下几方面得以展现
：荆楚文化的浪漫主义色彩影响着庄子的文学创作风格，楚国的社会现实影响着庄子的文学创作立场，荆楚之地的巫风传统影响着庄子的文学表现手法，荆楚文化的上古神话是庄子文学写作素材的重要来源。第一，庄子文学深受荆楚文化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影响。对于当时荆楚之地的社会发展状况，尤其是经济状况，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是这样记载的：“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砦寙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斤之家。”在古代中国，北方大都是政治经济中心，而江南地区地少人稀，长期缺乏劳动力，生产技术和劳动经验也落后于北方。生产力虽然低下，但资源丰富；老百姓虽不富裕，但只要劳作，衣食就有保障。没有压力的生活促进着文化的发展，这种不同于中原文化的荆楚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崇尚自然，耽于幻想。受到楚地神话创作精神的影响，庄子的作品也充满了奇妙的构思和想象，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如《庄子》内篇中的《逍遥游》《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等篇大都是由若干个虚构的故事组成，而庄子也正是通过这些虚幻故事中人物的问答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第二，庄子的文学创作也受到楚国社会现实的影响。庄子的生活与楚国有关联是有史可证的，司马迁的《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庄子者，蒙人也……楚文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南宋郑樵《通志》卷中的认为，庄子是楚庄王的后人，他以楚庄王的谥号为氏。马叙伦在《庄子年表》中也有记载，说庄子在楚威王时期，经常到楚国去。崔大华在《庄学研究》中，根据郑樵的观点，推测庄子可能是楚国贵族的后裔，他与楚国公族及具有浪漫主义特质的楚国文化，有很近的亲缘关系，是可以肯定的。从上述记载中人们可以推断，庄子主要生活地在楚国，或者说庄子生活的区域离楚地不远，因此，庄子对楚国的内政多多少少会有所了解，以庄子的敏锐，他也从楚国政治中看清了统治者挑起战争的本质不过是“杀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养吾私与吾神”（《徐无鬼》）。当然，庄子对统治者凶残本性的讥讽和揭露还体现在文中的许多地方，如徐无鬼对武侯说的“君独为万乘之主，以苦一国之民，以养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许也”（《徐无鬼》）“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则阳》）等。第三，认为荆楚之地的巫风传统对庄子文学创作的影响也很大。战国时期，尽管生产力有大的发展，但各地之间依然存在交通闭塞的问题，南方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沟通交流并不顺畅，在中原文化日益走向理性不同，荆楚文化相对原始落后，楚人多信鬼神，形成了楚地的巫风传统。作为生活在楚地或离楚地不远的庄子，其文学创作自然会受到楚地巫风巫俗的影响。如：“孔子西游于卫，颜渊问师金曰：‘以夫子之行为奚如？’师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穷哉！’颜渊曰：‘何也？’师金曰：‘夫刍狗之未陈也，盛以箧衍，巾以文绣，尸祝斋戒以将之。及其已陈也，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爨之而已。将复取而盛以箧衍，巾以文绣，游居寝卧其下，彼不得梦，必且数眯焉。’”（《天运》）在此段落中，庄子借师金之口，表述了一种楚地民风。《至乐》《逍遥游》等其他篇目中也有类似的反映楚地巫风传统的描写。因此可以说，庄子深受楚巫文化泛神思想的影响，其作品奇幻色彩浓厚，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等方面都带有鲜明的南方巫风文化的特征。第四，荆楚文化的上古神话成为庄子文学重要的写作资源。《庄子》中的很多寓言故事都是有神话改编而成的，“庄子把神话传说完全理性化，并以自己的哲学思想为原则加以改造，有选择地为阐述人生观服务，因此，浪漫因素、气质体现在形式和内容、思想和风格的统一上，具有自觉的特点。思想的消极就决定了他风格上的消极性”
。正是由于庄子善于汲取上古神话的精髓，加之丰富的想象力，再通过神奇怪异的情节和惟妙惟肖的形象，才使得那些朦胧抽象的哲理变得可感可知，也因此形成了《庄子》汪洋恣肆、博大精深的文学特点。如《则阳》中对小人国的记载：“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这是受到《山海经·大荒东经》中有关小人国描述“有小人国，名靖人”的影响；又如，庄子对《淮南子·天文篇》中皇帝的形象和《山海经·西次三经》中帝江的形象加以重构，塑造出了《应帝王》中的中央帝“浑沌”的形象。
除楚文化之外，宋文化也对《庄子》文学产生影响。“庄子学说可谓诞生于宋而成长于楚，其浓郁的浪漫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风格，是宋楚两国文化传统相互交融的结晶。”
由于宋楚相邻的地缘关系，庄子受到楚文化的影响是无疑的，因此庄子怪异的思想和奇幻的文思，确实与楚文化比较接近。但宋国的本土文化为殷商文化之嫡传，而据《庄子》所言，宋地又是道家文化的中心，且宋国又处在南北文化的交汇地带，从而形成了一种基于殷商文化，同时以道家文化为核心，并广泛接受多种文化影响的独具特色的商宋文化。如《养生主》中庖丁解牛时提到的“合于《桑林》之舞”即表明殷商文化对宋人的影响，殷商文化富有艺术风味和超现实的气韵，与具有浪漫气息的《庄子》有着实质性的关联。从表面上看，庄子的学说缥缈虚无、怪诞不经，但究其本质，“则是与楚文化相异的深邃、现实”。
因此，庄子理应是商宋文化的骄子。作为殷商的遗民，宋人一方面靠拢占统治地位的周文化，另一方面，又顽固且执着地继承着殷商文化的固有特色，即敬鬼神、崇上帝、重巫术、好占卜、爱神话、尚玄想。而宋国作为弱小之国，内部相互倾轧残杀，外部屡受争霸战争之苦，内忧外患、天灾人祸，老百姓陷入苦难的深渊。他们不满现实，却又找不到出路，唯有通过追求精神上的超脱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由此极易产生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的思想。正是这种文化渊源和历史背景催生了庄子这样的文化巨人，他身处黑暗混乱的时期，宋国奇特的文化背景使其身上流淌着异端和反叛的血液，这种愤世嫉俗的性格使他逐渐走向虚无，而无尽的苦闷压抑又使他追求至乐无忧。从庄子个人的身世来说，庄子从“没落贵族”衰落至“漆园小吏”，把“天堂”“人间”和“地狱”游了个遍，大彻大悟之后，终能“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从而创造出一整套清旷超俗的人生哲学，发出震世惊俗的奇谈怪论。庄子，虽然才华出众，但却淡泊名利、潇洒脱俗、诙谐率真，这种奇特的个性使得《庄子》一书充满了奇光异彩的独特魅力。
“可以说，没有宋楚文化，便没有庄子学派如此杰出的浪漫主义文学成就，便没有《庄子》如此奇妙绝伦的文学特征。”
但《庄子》这一文学瑰宝呈现给后人的又不仅仅是宋楚文化的影响。《庄子》中众多文学意象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来自庄子的个人因素，又有深刻的社会及地域因素，还有远古神话的因素，多方因素的共同影响，造就了《庄子》精彩纷呈的意象世界。远古神话思维对《庄子》有着明显的影响。原始人既陶醉于美丽的山川河流，又敬畏闪电、洪水等神秘的自然力量，他们需要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克服内心的恐惧，于是神话产生了。这些神话意象通过原始人的口耳相传，深入他们的思维深处，并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在神话思维的支配下，思维主体不仅会把自身的体验幻化成某种神话意象，而且会把这种神话意象当成现实存在的客观意象而寄托以主观感情，以此来表达心中的欢喜和恐惧的情感。”
在中国，有关神话记叙比较集中的有《淮南子》《山海经》《楚辞》等文化典籍，而《庄子》中的许多文学意象就是受到这些神话典籍的影响，如描写藐姑射神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就与《山海经》中对神仙意象“不饮”“不食”“不寝”和“甘露是饮”的描写颇为相似，都是受到上古时期神话的直接影响。除此之外，神话思维也为《庄子》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形象化的思维方式，如“庄周梦蝶”中的“蝴蝶”意象，庄周通过对梦中自己变化为蝴蝶和梦醒之后蝴蝶复化为己的事件的描述与探讨，提出人不可能确切区分真实与虚幻的观点，体现出原始先民尚不完全的物我观。庄子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另一个影响《庄子》文学的重要因素。战国时期处于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也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各种思想相互交融碰撞，产生了诸多影响后世几千年的伟大思想家。庄子无疑吸收了其他思想家的思想精髓，尤其是对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吸收，因此，书中出现了“水”“浑沌”等类似于《道德经》中的意象。此外，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也多次出现在《庄子》一书中，只是庄子笔下的孔子俨然成了道家哲人的形象。当然，战国时期不仅是百家争鸣的时期，也是战争频发的年代。诸侯国之间和内部争权夺利，斗争异常激烈残酷，常常导致身死国灭的悲惨结局。庄子对统治者和现实社会极度失望，从而将目光从人间转向仙界，创造出“鲲”“鹏”“神人”等“神”的形象，不仅承载了庄子的哲学思想，也成了庄子批判现实社会的利器。同时，由于庄子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导致其生活极度贫困，深切体会到下层社会老百姓的疾苦，从而塑造出“庖丁解牛”中的屠夫和“痀偻者承蜩”中的“痀偻者”等充满生活气息的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