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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发现，人们学习有四个阶段。《论语·子罕》记载：“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朱熹注解说：“可与者，言其可与共为此事也。程子曰：‘可与共学，知所以求之也。可与适道，知所往也。可与立者，笃志固执而不变也。权，秤锤也，所以称物而知轻重者也。可与权，谓能权轻重，使合义也。’杨氏曰：‘知为己，则可与共学矣。学足以明善，然后可与适道。信道笃，然后可与立。知时措之宜，然后可与权。’”
综合程颐、朱熹他们的意见，则“学”指学习；“适道”指借助学习而明白了道理，且相信这种道理的正确性，由此明确树立起自己人生的理想；“立”则更进一步，指自己的价值标准确定了，而且运用到现实人生中，信道诚笃，自己做人的出发点、言行活动准则、安身立命之所都建立起来；“权”则指将自己的出发点、价值标准、行为准则、安身立命之所等，与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结合起来，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能应对自如，“从心所欲，不逾矩”。可见，在孔子那里，“共学”是单纯学习的阶段，“适道”是认识到“道”的阶段，“立”则是将认识到的“道”转化为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精神家园的阶段，而“权”则是自己所“立”的道理与社会现实结合，无不适宜的阶段。学习的四个阶段，反映了人们的认识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也反映了学习到理论后，要进一步和现实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发展方向。孔子认识的四个阶段论，具有认识论的意义，集中体现了他的认识辩证法思想或真理（“道”）辩证法思想。
此外，孔子还谈到他自己学习人生的六个阶段。《论语·为政》载：“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从人生角度，描述在不同人生阶段，自己不同学习收获、达到不同人生境界情况。孔子讲到，自己十五岁就有学习（“道”）的志向，三十岁就能立身行世，四十岁已经完全可以凭着理性办事，不会受个人情感的迷惑
，五十岁，已经能觉悟做人的性命、担当成人的使命、承受作为事情结局的命运了，六十岁声入心通，对现实世界任何言论、事情，都能看清楚，能理解，看得开，七十岁，则达到随心所欲而不会逾越任何规矩的自由境界了。这六个阶段进展的基础就是孔子自己不断的学习。
由此可知，孔子的一生，是学习的一生。他的人生，可谓学习人生。孔子是一位非常普通、非常平凡的人，但他能终身坚持学习，拥有一个学习人生，又是极不普通、极不平凡的。他非常普通、非常平凡，和众人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以至人们都可以像他一样，学习成人。可他又极不普通、极不平凡，所以，大家又都应该向他学习。孔子是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学习者。他之所以被时人和后人尊为“圣人”，尊为普通人的理想人格来终身学习，应是重要原因。
孔子的学习人生六阶段论，乃是对他成为真正的、理想的人的辩证历程的具体描述。这六个阶段，也体现了他的主体（“心欲”与“矩”的结合）辩证法思想。
学习进展，意味着学习者的收获是动态的。学习所达到的最高境界，除了孔子自述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特征外，还有其他特征。《论语·子罕》载：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子曰：‘……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
上列第一条材料说，人达到最高境界时，会有一个特征，即自己认为自己“无知”。这里似乎可以和西方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自以为自己无知（我知道自己的无知，我知我无知）的名言相提并论。第二条材料说，达到最高境界的人，在知识、思想或表达上，是“一以贯之”的，是有思想根本或宗旨的，或者说是有思想体系的。第三条材料说，最高境界的人，对待现实世界，“无可无不可”。意思是说，从“道”的高度看现实世界，则现实世界总有它的不足。所以，对待现实世界，当然要“无可”，不会完全随顺现实，赶时髦。同时，从“道”的高度看现实世界，则现实世界又总有其不能不如此的道理，对于现实世界的一切，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对待现实世界，当然又要“无不可”。最高境界的人，完全可以顺应历史潮流而动。但无论是“无可”，还是“无不可”，都只是表象。只有“道”或真理，才是最高境界的人所唯一真正固守和坚持的东西。而至于现实世界，总是一部分符合“道”或真理，而一部分不符合，在这种情况下，“无可无不可”的人生态度就很自然了。
孔子描述了人生理想境界的特征，那么他自己有没有达到呢？在弟子眼中，孔子就是达到最高境界的人。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编辑而成的《论语·子罕》就记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论语·子罕》）在弟子们看来，孔子绝对没有出现这四种情况，即：认识上不符合“道”或真理的主观臆测（“意”）；个人意志上不符合“道”或真理而凌驾于事物之上，一定要让事情怎么样（“必”）；违背现实情况或“道”（或真理），而固执己见，或顽固不化（“固”）；离开“道”或真理，与他人、世界、大自然截然对立的小我。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为人处事要让这四种情况完全绝迹，很困难，但孔子做到了。而且在孔子最为欣赏的弟子颜回看来，孔子已经达到高不可仰、坚不可入的境界。一个人想把握这种境界，但它“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究竟在前还是在后，自己实在难以把捉。这是形象地描述孔子通过学习，掌握了“道”或真理时达到最高境界的状态。
那么，学习者最大收获是什么呢？在孔子看来，就是“道”。但孔子并不这样抽象地谈论学习标准，而是又提出了关于评价学习收获的具体标准，这就是“中庸”标准。《论语·先进》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中庸”的内涵，从反面来看，就是“无过无不及”。从真理再往前多走半步，就是谬误，这是“过”，是超过真理，而“无过”，即不超过“道”或真理。“不及”，则指没有达到真理。柴之“愚”、参之“鲁”、师之“辟”，都是“不及”。“无不及”，就是没有达不到真理的情况。在孔子看来，只有颜回，接近于无过无不及的“中庸”。“道”或真理，孔子又称为“仁”。所以，“仁”德也是评价学习的标准。《论语·卫灵公》载：“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
用“仁”德作标准，衡量人们的学习收获，会产生一些比较具体的标准，如对“仁”德的认识与“仁”德的实践活动是否统一，作为人共性的“仁”德是否在自己的言行活动中表现出来了，等等。比如，一个人在治理国家时，总是帮助统治者盘剥农民，搜刮财富，就不能说这个人真正学好了，因为他并没有真正掌握仁义道德，所以，并没有真正在言行中贯彻以“德”治国的思想。
在孔子那里，如果说“中庸”标准是他评价学习的方法论标准，那么，“仁”德标准可说是他评价学习的本体论标准。不过，这两个标准其实是一体的。因为，“中庸”的实质就是“道”或“仁”德或真理。之所以称为“中庸”，只是因为这样可以从道的结构上，进一步揭示“道”或“仁”德或真理的形式特征而已。道的形式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在学习过程中，这种辩证法表现为理论与实践、知识与智慧、理性与情感、人性与现实的人、“仁”与“礼”等的辩证统一。由于孔子并没有将这种辩证法的逻辑形式清晰地整理出来，也没有明确地揭示出“道”或真理的运动特征，没有明确揭示出主体通过学习而向前进展的发展意义，所以，我们可称之为朴素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