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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看来，学习的对象不只有六经，像自然界、社会生活实践、社会政治活动等，都是人们学习的对象。孔子曾经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又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论语·阳货》）孔子整理六经，用以教学，《诗》《礼》等历史文化经典便是学习对象。《论语·阳货》载，孔子说：“予欲无言。”子贡问：“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回答：“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意味着自然界（“四时行”“百物生”）也是我们学习的对象。
此外，从孔子关于学习途径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学习对象论。在孔子看来，学习的途径有多种。比如，受正规教育、自己读书、亲自参加社会实践等都是学习的途径，而且这些途径互相联系，不可分割。只参加社会实践而不读书，或者只读书而不参加社会实践，都不妥。《论语·先进》载：“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照子路的意见，子羔为学，不必要读书，其直接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就是学习。孔子不直接批评子路的看法，因为子路的说法有他一定的道理。在孔子看来，社会政治实践本就是学习的对象或途径之一。只是子路的看法有不足，他将读书与参加社会政治实践对立了起来。其实，这两者本应统一于学习活动中。怎么统一呢？据朱熹理解，应“必学之已成”
，然后可行。先要读书、受教育，等打好基础后，再参加社会政治实践活动，这样才能保证自己不犯低级错误。可见，在孔子那里，社会实践也是学习的对象。
关于学习内容，孔子自己“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当可推知，在他看来，像鸟兽草木之类的自然知识自当学习了解。至于技能，孔子自己学到一些生产生活技能，但却并不看重。
一个人拥有某项甚或几项专业技能，在分工发达的现代社会里，已经成为其立身行事的基础。所以，在现代社会里，职业技术培训发达。但在孔子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分工也不发达，一个人的技能更多体现为一些手工技术。这些手工技术，往往只在小范围个别传授，如家传或拜师学艺。这种方式，在教育领域的影响，反而不如孔子“私学”那样具有社会普遍性。况且，当时“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并非是大家技能不够格造成的。所以，在孔子看来，这类技能，对君子而言，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论语·子罕》载，大宰问子贡：“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答：“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孔子听闻后说：“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孔子少时多磨难，故学会了一些生存技能（“多能”）。但他认为，从“君子”理想人格角度看，君子固然“多能”，但“多能”只是君子的次要特征，其主要特征在于内在修养。孔子对技能的看法，从人学的角度看，是正确的，并且在大家都重视技能学习的今天，也不无发人深思之处。
那么，人们最重要的学习内容是什么呢？在孔子看来，既不是各种知识，也不是各种技能，而是对“道”的觉悟。对“道”的觉悟，是一个人作为人最重要的事情。《论语·子路》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孔子所谓“道”，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谓真理，表现在个人身上，为修养或素养，表现到社会规范上，即社会正义、礼法制度，表现到人际交往上，即和谐、诚信的社会关系。“稼”（种植庄稼）、“圃”（种植蔬菜）是当时作为小生产的农民所必备的生产技能，农民只有依靠这些技能才能生存下去。孔子的学生樊迟，主张应该在孔子“私学”中传授农业种植技能，但遭到孔子拒绝。为什么呢？从孔子的整个思想看，其并不是要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农民或手工业工人。这一点，孔子本人是很清楚的。在孔子看来，当时社会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并非源于农民和工人们技能不合格，而是统治者不合格。社会秩序混乱的真正原因在于缺乏合格的统治者。统治者不合格，互相征伐，战争频仍，于是盘剥百姓，实行严酷统治，才导致“民不敬”“民不服”“民不用情”等社会乱象。孔子办“私学”的一个重要目的，即是要利用三代流传下来的历史文化，培养在新时期治理国家的合格统治者。而在孔子看来，统治者要合格，就必须具备较高的综合修养，“道”或“仁”等，是这种修养的统称，而“礼”“义”“信”等，则是这种修养的具体表现，另外，知识、品德、审美等修养，都包括在其中。樊迟似乎没有理解到孔子办学的这一宗旨，没有认识到孔子办的“私学”只是一所人文学校，反而误以为孔子办的是一所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所以要“请学稼”“请学圃”，被老师怒斥，是自然的。
然而，人们应该怎么才能具备这样的综合修养呢？换言之，学习的方法是什么呢？在孔子看来，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学习者必须首先要注意。
一是学习者必须亲自到地头涉猎一番，获得真正的认识或体会。只听老师讲解，只听他人言论，远远不够。孔子就此特别提出批评说：“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对于学习者成为理想的人而言，像鸟兽草木之类的知识，可能只是某物的表象经验或某方面的专业知识，不一定关系到他人性的自觉和实现，且这类外在知识，或可依靠“道听而途说”求得。而技能培训，仅依靠“道听而途说”实不足够，还须亲自参加实践锻炼，不断重复仿效，才有可能学好炼精。至于人文修养的提高，就更加复杂。如果只是“道听而途说”，没有亲自实践，缺乏生活体验，人是不可能对于真正的“人”有认识或觉悟的。甚至情况正好相反，越是依靠“道听而途说”理解人性，寻找真我，自己对于人的理解、对于自我的觉悟便越有偏差。结果势必是：人的言行现状离真正的“人”就越远。孔子很形象地将这种不良后果称为“德之弃”。也就是说，这种人乃是被自己的本性，即德性所抛弃的人。
二是学习要抓住关键，注重自己内在修养的提高。孔子自己说过“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论语·学而》）的话，意思是说，人们学习到的东西要转化为自己内在固有的东西，使自己真正能“立”起来，进而其言行活动自然持重、庄重、稳重。
一个人要“重”，就不能“惑”，自然必须正确处理认识和情感的关系。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在学习中，人们仅仅认识“道”是什么还不够，还应将认识到的“道”进一步转化为自己的情感和意志；在转化基础上，使认识与道德、情感统一起来。只有学习到的知识已经进展为人的智慧，一个人的综合素养才能由此获得真正的提高。
三是学习者要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学习，“学而时习”，时时学习、复习、实习、练习。这一点，孔子多次强调。《论语·里仁》载：“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又载：“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人们应在现实生产生活以及与他人的交往中，“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不断学习，迁善改过，提高自己的综合修养水平。
此外，关于学习的方法，孔子还强调两个结合：其一，学习与实践结合；其二，学习与思考结合。关于学习与实践结合，孔子反复强调。《论语·学而》载：“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我文。’”《论语·述而》载：“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论语·颜渊》载：“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其中孔子讲的“约之以礼”，就是“躬行”实践，包括孝、悌、信、爱、仁等“行”为活动。实践既是学习（“学文”）的基础，又是学习收获（“博学于文”）的检验、运用和提高。可见，孔子所谓的学习与实践不可分割。
关于学习与思考，孔子要求将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这看来是孔子自己的为学经验之谈。
孔子还认为，学习是思考的基础。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即一个人只思考，不学习，最终“无益”。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所谓的“思”有三个意义：一为“思想”，如“思无邪”之类；二为反思，《论语》中的“思”大多为反思的意思；三为推类而思，接近于一种直觉式的演绎推论。意思是说，他的演绎推论，在前提和推论方式等方面，都不是很清楚，但确实又将一个命题（如关于诗的命题）意义的有效范围，直接引用到另外的领域（如“礼”）中去，实际上暗中断定了这种比类而推的逻辑必然性。
《论语》中解释经典时，多运用这种“思”。例如，子贡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又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孔子回答：“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此中引用《诗》中有关治骨角、玉石的诗句论及人的修养，体现了孔子及其弟子子贡推类而思的思维方式。此诗本讲治骨角、玉石之反复不已，精益求精，但子贡借以讲人的学习与修养，也要如此精进不已，深得孔子的赞许。由此可见，孔子本人在理解《诗》的意义时，从治骨角、玉石之反复不已，归纳出“做事情要精益求精”这一类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命题，且将这一普遍性命题运用到人学中去，特别是运用到人的修养提高这一不断精进的过程中去，事实上也就是在逻辑思维上进行了近似于演绎的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