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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作为一种现实活动，它的出现，需要一定的条件。孔子注意到，一个人的学习活动，是以他的生活实践（“行”）为基础的。《论语·学而》记载，“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文”是学习，“行”也是学习，只不过“行”是广义的学习而已。但孔子指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也就是说，“行”又是“学文”的基础或准备，“行”之后如果还“有余力”的话，就可以从事“学文”了。但是，孔子并没有以此为满足，而是更多地发掘出学习活动正常进行的主体条件。其中，这些条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学习者要有追求“道”或真理的志向和理想，二是学习者要有真正“好学”的精神。
《论语·卫灵公》载，“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一般都有他们的志向、理想。人们的志向、理想，受到他们关于自己需要的意识的制约。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缺乏的是利益与成功，那么，他们的理想、志向大多与利益和成功相关。与利益、成功相关的志向、理想，我们可称之为功利性的志向、理想，孔子则将有这种志向、理想的人叫作“谋食”或“忧贫”。一个人如果一生都在“谋食”“忧贫”，他的生活恐怕难以真正幸福，他的人生境界恐怕也难以有真正质的提高。功利当然是人的内在需要之一，但同时，人还有超越功利层次的需要，如自我实现等精神需要。后一种需要一旦实现，更能给人带来满足感，使人获得真正的幸福。
而且，功利之所以为“功利”，从社会历史过程看，有其条件和原因。事物都有其性质或关系，社会上的事情怎样变化总有其因果关系，历史的发展也有其规律性，这些性质或关系、规律性等因素，孔子称之为“道”。在孔子看来，道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事业的成功还是失败、得利还是受害。而且，我们认为某种事情有利或成功，是根据一定价值标准做出的评价。现实社会中并存着许多不同的价值标准，在社会转型时期，这一现象更加突出。而将这些价值标准合起来看，是否存在着一种总的、更高的价值标准呢？我们现在通常肯定有这样一种价值标准存在，那就是真、善、美、用，我们也将这些好的价值标准称为广义的真理。孔子也认为有这样一种价值标准存在，并且他称之为“道”。其实，“道”或真理是功利之所以为功利的根据或原因，也是我们评价某事物是否功利的最高标准，故道可谓最大、最理想的真功利。孔子主张，一个真正的、理想的人（“君子”），要具有超越而又包含功利在内的志向或理想，即“谋道”“忧道”，以及求“道”的志向和理想，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追求真理的志向、理想。孔子明确提出，人们要“志于道”（论语·述而》），以“道”或真理作为自己一生不变的志向、理想，这是人性修养的现实起点。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始终如一坚持远大志向、理想，比只树立志向、理想更为困难。树立理想，也许只需想象即可但树立真正理想，必然包含不忘初心、始终坚持远大理想。一方面，必须有长期生产生活实践基础上获得的理性认识成果的支撑，理想才能真；另一方面，又必然经受现实的考验，历经艰难曲折、坎坷磨难，理想才能实现。只有树立了真实理想，人们才能杜绝种种外诱，持之以恒，才能坚如磐石，终生不动摇。孔子自述，也勉励大家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一个人只有将真实理想，当作自己之所以为自己的最主要的标准来坚持，当作自己立身行事最根本的原则来维护，当作自己大我或真我的家园来描绘，才能成为现实社会的砥柱、民族国家的脊梁。
一个人的志向、理想，乃是其人生活动逻辑上的出发点。一个人如果能“志于道”，而且不动摇，那么，他一生的学习活动就不只是学习生活所必需的技术能力或专长，以满足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生存和发展的功利需要；他更要通过学习，认识普遍必然的真理，觉悟人的本性和意义，满足所有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现实世界显示出真理的力量，实现真理的价值，使人成为真人，使社会成为理想的社会。换言之，一个人如果能够“志于道”，而且不动摇，那么，他就为学习提供了最基本的主体条件。
在孔子看来，“道”或真理很有价值。但是，现实的人未必都会去学道、求道。而且，即使有一部分人赞成孔子对“道”的认识，他们也会认为“道”太理想、太完美，且离现实太远。我们现实的人只活几十年，最多百余年，生命有限，我们怎么能够学习并追求到这个“道”呢？这涉及学习方法和学习自信心的问题。其中，现实的人们在学习中，如何树立起学道的自信心，更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一个人认为“道”或真理很好，但是他没有追求的自信，总认为自己“力不足”《论语·雍也》），能力不够，那么，他可能就不会继续学习、追求下去。面对这个问题，孔子明确表示，相对于“道”或真理而言，现实的人有主体性，而且，现实的人有学“道”、求“道”的必要性。
《论语·卫灵公》载：“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朱熹解为“廓而大之”
，有些抽象。我们现在或许可以这样理解，“道”或真理一直就在那里，但对现实的人而言，我们并没有认识、把握到它。在我们现实生产生活实践中，“道”或真理并没有完全体现出它应有的意义。“人能弘道”，就是说，现实的人能够认识、理解“道”，让“道”从可能变成现实，从单纯形式的变成有内容的，从抽象存在的变成具体存在的，从先验形式变成经验能力，从外在于人的必然变成内在于人的应然和自由等，从而在经验中实现“道”的价值，释放出“道”的现实力量。“人能弘道”，给现实的人学“道”、求“道”提供了自信心。借助“弘道”，现实的人有能力使自己成为真正的、理想的人，从而把握自己的人生命运。但这不是“道”有意要这样的，所以才说“非道弘人”；这是人通过自己学习、实践等努力，使现实的自己与“道”建立起内在联系，在“道”的支持下才实现的。人成为真正的、理想的人，理论的原因在于“道”，而现实的根本原因则在于自己的学习。“非道弘人”，又给现实的人指出了学“道”、求“道”的必要性，也就是“好学”的必要性。
《论语·卫灵公》载：“当仁，不让于师。”孔子所谓的“仁”和他所谓的“道”（或真理），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孔子看来，对于“仁”或“道”，每个人都应追求。在追求“仁”或“道”方面，学生和老师是平等的。追求“道”或真理，理应当仁不让，不必因为自己是学生、后学、晚辈等而裹足不前。
人为什么要“好学”呢？孔子结合实际情况指出，一个人修养的提高，必须与“好学”联系起来。《论语·阳货》载，孔子问：“由也，汝闻六言六蔽矣乎？”子路回答：“未也。”孔子说：“居！吾语汝。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即如果一个人要提高自己的修养，而又不与“好学”联系起来，则他所期望的修养是难以达到的，结果出乎意料，甚或与自己的期望相反。孔子对子路说，假设你不“好学”，你只是好仁或好知或好信或好直或好勇或好刚，那么，你就难以避免相应的弊端，如愚蠢（“愚”）、狂妄草率（“狂”）、没有规范（“荡”“绞”“乱”），甚至给人、事造成伤害（“贼”）等。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要做一个理想的人，他就必须“好学”。
孔子认为，“好学”与人的“信”（信念或信仰）密切相关。他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将信仰和“好学”联系起来，有以理性的学习活动以解决人的信仰问题的意思。这意味着，孔子想让人们将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建筑在人理性学习的基础上。一般而言，各种宗教在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上，并不完全排斥理性，而是一方面利用理性论证神的存在和神的超越权能，另一方面又限制理性作用的范围，限制甚至排除人运用理性能力认识和把握神的可能性。孔子提出“知天命”说，要求人们觉悟做人而非鸟兽、器物，做人而非神灵的性命，担负“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等成人的使命，无条件承受作为事业最终结局的命运。这说明，孔子有让人运用理性能力自觉性命、担负使命而把握自己命运的意思，也有敬畏天命而承受天命的意思。这种天命观，似乎有矛盾，但仔细分析，原来两者作用范围有别。对前者，孔子主张学习、克己等，以修养之；对后者，孔子罕言、不语，敬而远之。他明显是强调前者而对后者保持沉默。结果是，他的论述极大地提高了人在神面前的地位，扩大了人理性能力的作用范围，体现出学习对于人成为人的非凡意义。这正是孔子儒学思想与各种宗教信仰不同，而又能使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孔子借助学习等思想，让传统宗教学术化、信仰理性化，开辟了中国思想文化史的新纪元。
在《论语》中，孔子评价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时，就说人家不如自己“好学”（《论语·公冶长》）。他多次表彰他最喜爱的弟子颜回“好学”。《论语》载，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回答：“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回答：“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论语·先进》）那么，颜回是怎样好学的？《论语·雍也》又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在孔子看来，颜回之所以好学，就在于他不以物质生活条件的艰苦而摇动其心志，反而能在艰苦条件下，体会到学习人生的快“乐”，这是真正“好学”的一种表现。颜回的品质，孔子作为老师，也禁不住再三叹赏之。一个人在学习中，能经受住外在环境的考验，并不容易。比如，孔子发现，当时一般人“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论语·泰伯》）。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始终保持理想信念，很难不受利禄引诱，不被困苦动摇。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人们好学，应经得住艰苦条件的考验，像松柏经受严寒考验一样，坚持下来，这才是真正的好学。
孔子发现，除颜回外，还有一种好学情况。《论语·学而》载：“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吃、穿、住等方面，人不要追求太舒服的享受。应该说话谨慎，多做事情，向“有道”的人学习，不断克服自己的弱点或不足，这也可谓好学。颜回好学，他的志向或理想经受住了艰苦物质条件的考验，而且通过学习文化，追求真理，体会到了好学的快乐，这是高层次的好学。而后一条材料所说的好学，乃是就一般人而言，要求也相对较低。可见，孔子看问题很会针对不同的人，提出不同的要求。
比如，当时，卫国有一位大夫，叫做孔圉，他生前为人有亏
，死后竟然谥为“文”。根据当时谥法，“勤学好问”就可称“文”。子贡对这位先生的谥号表示不解，孔子解释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论语·公冶长》）一般人的情况下，“性敏者多不好学，位高者多耻下问”
，但能够像孔文子那样，做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对于一般人而言也是难事。孔子对于大夫们的“好学”要求，和与上述颜回的好学、君子的好学相比，又有所不同。
不同的人，好学的要求不同，但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学，这应没有疑问。因为，如前所述，好学乃是人之所以成为真正的、理想的人的必要条件。
在孔子看来，好学的精神，还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一个人真正好学的话，他一定具备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这种诚实的学习态度，也具有“述而不作”（《论语·述而》）、虚怀若谷的心态，能像孔子弟子曾子所说，做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论语·泰伯》）。此外，如果一个人真正好学，他一定还具有专心致志、认真求索、勇往直前、精进不已的精神。孔子说：“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努力学习新知识，懂得新道理，但原来学过的内容，也不能丢掉，而应该循序渐进，使学习的新旧知识能有机统一起来，成为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就像河水的流动“不舍昼夜”（《论语·子罕》）一样。在孔子看来，要做到这一点，学者自己的努力非常关键。
《论语·子罕》载：“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孔子认为，在学习过程中，在追求“道”或真理的过程中，如果有进步，那是他自己让自己进步，如果有停止，那是他自己让自己停止，如果有退步，当然也是他自己让自己退步。好学与否、进步与否、坚持与否，关键在自己，而不在别人或周围的环境。
从孔子上述思想看，在学习条件方面，他更注重学习者自身的精神准备，而不那么强调学习的外在客观条件，这是值得当代的学者们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