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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在《老子衍·自序》中提出，研究或批评一种学术思想，特别是对非经典的诠释，要“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矣”
。他借用军事术语，具体、形象而准确地描述了读者理解本文的理解活动过程。
“入其垒”是理解的第一阶段，指现实的诠释主体对本文符号意义的了解。“入其垒”，其字面意义指理解者要进入本文对象的堡垒中，借指理解者要理解一种学术思想，必须深入到研究对象的思想体系内部去。如何深入进去呢？我们现在已经比较清楚了。那就是我们在初读一本书时，首先要了解本文语言文字的意义。了解本文语言文字的意义，不能离开语言分析，如语义、语型、语用的分析等。在此基础上，对本文段落的意义、文章整体的意义，力争有所把握。以对本文符号意义的了解为基础，才可能深入本文的思想营垒内部。
“袭其辎”是理解的第二阶段，指现实的诠释主体对本文作者思路的了解。“袭其辎”，其字面意义指因袭、借用对方的辎重、资源为我所用等；其从理解的角度看，则指读者在了解了本文符号意义之后，还要借用本文作者的原有概念或范畴、命题、立场、思路、目的等，像作者一样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看能否得出与作者一样的结论。用冯友兰论述“同情的了解”时所说的话，就是照着作者的思路，再想一遍。在此，包含了三种可能的理解方法。
第一，资料整理与思想归纳。在了解符号意义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符号所表达出来的思想意义。比如，可以先归纳出部分本文（如章句、段落等）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对于这部分的思想意义，再进行必要的整理和归纳，寻求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进而寻求本文的整体意义。这里，当然涉及部分意义与整体意义的矛盾问题，即所谓“诠释学循环”问题。意思是说，要了解部分的意义，必先了解整体的意义。只有对整体意义有把握以后，才可能真正了解部分意义。而对于整体意义的了解，又离不开对部分意义的了解。于是，面临着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出现，是将理解活动当作静止的对象，进行单纯的分析而产生的。其实，理解活动是一个动态过程，人们的理解方法也不仅仅依赖于静止的分析，而且还有辩证的综合。在辩证法指导下，所谓的“诠释学循环”问题，是可以得到克服的。通常说来，科学的理解历程是，诠释主体先有一定的“前理解”，在此基础上，虚心、客观地收集对象的相关材料，然后整理和归纳这些材料的意义，实现“前理解”与材料意义的统一，克服“诠释学循环”问题。
第二，逻辑分析。对于本文意义中涉及的重要概念或范畴、命题、命题关系以及思想体系进行逻辑分析，如本文概念或范畴意义的分析、命题意义的分析、命题关系的分析等，以弄清楚其思想体系结构，进而揭示其思维的逻辑性。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金岳霖、冯友兰两位学者，可以说是逻辑分析的代表人物。金岳霖尤其是中国 20世纪逻辑分析的典型代表，而冯友兰则对于哲学史研究中的逻辑分析方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第三，熟读玩味，设身处地，切己体会。北宋理学家二程（程颢、程颐）在谈到如何读《论语》《孟子》时就提到，读者对于本文要“熟读玩味”，久而久之，自然意味深长；而苏轼等学人在讲到读书时，也非常强调“熟读深思”的重要性。问题在于，要如何熟读玩味，以及如何熟读深思。笔者认为，在思想方法上，有两个方面不可缺少：一是设身处地，让读者投入对象之中，照作者的思路重新再想一遍（冯友兰语），或者带着温情与敬意（钱穆语），像艺术家欣赏艺术品，发现本文意义或作者思路中包含的苦心孤诣之处（陈寅恪语）；二是切己反思，结合自己修养的现实状况，体会本文意义和作者真意，进而可能会“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孔子语）。而后一点，与下一阶段的理解活动已经密切相关了。
“暴其恃”是理解的第三阶段，指对本文作者思路的立场或出发点、方法、根据或标准、理想或宗旨的揭示。“暴其恃”从字面意义看，指暴露对象所借以成为思想营垒的深层依据；从诠释学角度看，则指读者在了解本文作者思路后，还要进一步理解他不得不如此思考的原因。这些原因，既有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有作者所认定的逻辑推论的前提、推论方式和如此推论的宗旨。本文作者的思路以及思想营垒，就建立在这些原因基础上。
同时，现在我们也更加清楚了，这些原因包括了多方面的内容。比如，本文作者生活时代的历史背景，他所面临和体会到的历史任务，他个人的生平和遭遇，他的阶级属性等，这些社会史因素，当然是原因之一。这个原因，是我们进行思想史研究时，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基础。又比如，本文作者生活的时代，总是限定在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内。他思考问题时，所借用的知识材料、推论方式等，都要由当时一定的科学文化来提供，他的思维方式、眼界等，同时也受到当时一定科学文化水平的限制。这些学术史因素，是我们研究思想史时，将思想史与学术史结合的基础。再比如，本文作者在一定历史时代的生活中，如果他善于思考的话，他可能会对宇宙、社会、人生等最普遍、最根本的问题，有自己的见解或体悟，对于本体论，有自己的选择或断定。其可能是选择或断定“气”这样的经验实在，还可能选择或断定像“理”这样的理性实在，也可能选择或断定像“心”这样的精神实在。如果他做了其中任何一种本体论的断定或选择，那么，在他看来，这就是世界的根本所在。同时，他所选择或断定的世界的根本，也就是他思想营垒的“恃”，是他思想体系的终极根据。比如，“气”或“理”或“心”，这种实在本身，就可以是他逻辑思路的前提，或是他逻辑推论的标准，或是他逻辑进程的主体。
如果一个人以“气”这种经验实在作为他逻辑推论前提或根源，就有可能帮助作者的推论超越现实的阶级立场、知识眼界、个人或集团功利得失的限制，而追寻最开始的源头或者最后的归宿。这种实在的内在结构或性质，就可以是人自身逻辑推论的方式和最高标准。同时，如果一个人以“理”这种理性实在作为推论方式的根据和最高标准，就有可能帮助他超越一定历史阶段价值标准的局限，而指向终极的根据或绝对真理。这种实在的主体性，即自己保持自己、自己呈现和实现自己规定性的功能，就可以成为人自身进行逻辑推论的最高宗旨。当然，也有可能有人以“心”这种精神实在作为自己思想的宗旨，那么，这就有可能帮助他寻找到理解进程的逻辑主体。在这一主体的支持下，他的理解有可能超越一定历史阶段历史任务或个体目的，而上升成为一种接近普遍目的或最高理想或终极关怀等。这种实在的主体性，就是自觉、自主和自由。
从这个角度说，思想史的研究，不仅要和社会史研究、学术史研究结合起来，而且也要和本体论思想史或形而上学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和研究者自己对形而上本体的体悟结合起来。从而，不仅揭示出本文作者思想来自经验世界的材料、条件、局限等，而且揭示出其思想来自先验或超验世界的根源、根据和理想，真正做到像王夫之所说的那样“暴其恃”。
“见其瑕”，是王夫之所谓理解活动的最后阶段，指通过上述理解，揭示本文思想自身的长处或不足，从而进行客观的批评。“见其瑕”，从字面意义看，指发现对象营垒的弱点；而从诠释学角度看，则指读者认识到本文思想体系的不足。这些不足，从思想史上看，可能包括多个方面。
比如，可能是表达方面的问题，语言形式、语言意义，或所用的比喻，所举的实例，不能完全表达思想的意义，甚至可能造成误解。
另外，也有可能是作者思路方面的问题、逻辑问题。如概念与概念之间不相应，甚至互相矛盾，或者命题与命题之间不相应，甚至有些命题互相矛盾，或者是作者推论的前提不成立或前提不普遍，或者是其推论方式没有必然性，不能必然地推出作者的结论，等等。也有可能是作者思想根据方面的问题，如他所认定的根据或者不成立，或者虽然成立了，但没有普遍性，或者虽然成立而且又有普遍性了，但这些根据之间互相不能统一，不能形成一个整体，甚至各个根据之间互相矛盾，或者这些根据成立了、普遍了、不矛盾了，但与其思想推论没有什么关系，甚至截然对立，等等。
当然，还有可能是学术思想历史的问题。本文作者的思想体系（A）自身可能没有矛盾了，表达也很准确清楚了，
但在与他同时代的思想家中，或者在与他不同时代的思想家中，一定存在着一种与他的思想不同，甚至对立的思想系统（B）。当用上述办法去理解思想A，只发现其优点，而不能发现其“瑕”处或弱点时，我们不能就由此断定思想A真就没有弱点了。有可能只是我们根据现在的眼光和水平，还不能发现其弱点而已。这时，有必要去看一看其他思想家对思想A的批评。我们特别要寻找到一个思想B来，再运用上述方法，“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看能否发现思想B的“瑕”处或弱点；然后，回过头来，再将思想B和思想A进行比较，看看能否发现思想A的弱点；也有可能还不能发现出思想A的弱点，这时，我们还可以运用“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的方法，去理解思想C、思想D、思想E等，看看最终能否发现思想A的问题。一个人如果花过这样的工夫，那么这个人估计就不大容易局限在一两种思想系统中，也不大可能只运用这一两种思想体系做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导致这种研究在诠释学上具有明显的“瑕”处或弱点。
王夫之提出的理解活动的各个阶段，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四个阶段结合起来，构成一个连续的理解运动过程。各个理解阶段的这种连续性，在王夫之那里，是有他“气”运动的哲学思想做根据的。他认为，运动是“气”固有的特性，不仅经验的事物现象在不停地运动着，而且我们经验不到的事物的“质”也在不断地变迁，在气那里，运动是绝对的。而这种运动的方向，就是日新又日新，在新旧之间，具有历史先后的连续性和超越性。这些看法，就为理解活动阶段论提供了牢固的理论基础。王夫之的理解活动阶段论，是他整个学术思想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从中国儒家诠释思想史看，王夫之的理解活动阶段论，由于他自己具有十分丰厚的学术修养，所以，他能够将读者和本文很恰当地统一到现实经验的理解活动过程中，非常具体地解决了理解活动中存在的读者与本文意义之间的矛盾。他的理解活动阶段论，符合认识辩证法，具有很高的理论思维水平。所以，可以认为，王夫之的理解活动阶段论，乃是具有科学性的诠释思想，值得进一步充分研究。
但问题在于，王夫之在对他自己非常赞赏的儒家经典进行诠释时，是否也像他对待《老子》等非儒家经典本文那样，经过“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这样一个诠释阶段，从而得出诠释结论呢？这也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