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诠释方法

对于经典文本，应该怎样阅读理解才是恰当的？阅读理解到什么程度，才算是读懂了？阅读理解的具体方法是什么？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解读，不能不讨论我国古代儒家经典诠释方法。大体上，文本符号、思想内容、作者生平、写作意图等，是诠释对象，和这些对象分别相应，音韵训诂、义理分析、本意洞观，也应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考虑，才可能诞生如实、合理而有效的理解。

在思想史研究中，什么样的理解才是恰当的，即什么样的理解才是如实、合理而又有效的呢？笔者也一直在思考和探索这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从人类理解活动的历史角度，总结其经验和教训，是一个重要方面。

从中国诠释思想的历史看，《老子》第一章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命题，断定诠释主体对于诠释对象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理解所获得的诠释内容，并不等于诠释对象本身，除非诠释主体在理解时以“道”观物，以物观物，以诠释对象为基础和标准，来理解诠释对象。《老子》的说法，已经触及理解的根据和标准等问题，可以看成是中国古代诠释思想正式诞生的标志。后来，孔子提出“述而不作”，称述大化流行的“道”及其表现的历史文化，描述（或称述，即“述”）中有创造（或发挥，即“作”），既描述又创造，而且他有时候还直接将描述当作创造，使描述过程成为创造过程。孔子明确注意到了“述”与“作”的关系问题，而这在诠释主体与诠释对象间，正好架立起互相统一的桥梁，为理解活动中意义的生长提供了可靠的逻辑基础。孔子由此也成为中国儒家古代经典诠释方法的开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