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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之门，他在学问上“私淑”（《孟子·离娄下》）孔子。孟子论述人的反思能力，比孔子、曾子、子思等人更加具体、深刻、充分。请看以下材料：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孟子提出“心”有耳目之官所不具备的功能、作用，即“思”。“思”可以帮助人们超越耳目之官的限制，而觉悟天赋予人的本心或良知，这一始终评价、引领和主宰着现实自己的真主体。由于人的本心、良知或理、义等，它们为人所“固有”，并非人通过认识外物，或从外物中吸收或加入进来的外在之物，所以，对于本心等的觉悟，当然非耳目之官所能为力，而必须通过“心”的“思”来完成。而且“心”的这种“思”，也不是对于一般认识对象的想象、回忆、知觉、分析、综合等，而主要是对于能“思”的“心”本身，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或原因，对于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的根据或原因，展开一种“思”，即“心”将人自己作为对象，自己“思”自己。孟子曾经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照朱熹注，句中的“诚”就是人的本性，而“思诚”则是人认识或觉悟自己的本性，达到自己的本性高度的过程或方法。人对于自己本性的“思”，当然只能是一种反思。同时，孟子这一段话，与《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的说法，在思路上、用语上几乎完全一致，这是孟子继承《中庸》思想的一个重要证据。
孟子不仅继承了《中庸》的思想，而且发展了《中庸》的思想，这种发展，在关于“思”的讨论上，也有突出的表现。
首先，孟子提高了“思”作为一种方法在整个孔孟儒学思想体系中的逻辑地位。如果两相比较，便易发现，孟子的“思诚”可以和《中庸》的“诚之”相对而言。而在《中庸》那里，“诚之”是人达到“诚”的努力过程和方法。在这个过程和方法中，《中庸》的“慎思”还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孟子提出“思诚”来，代替了《中庸》“诚之”的地位，明显地，其将“思”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将反思方法提高至人成为真正的人的最高、最根本的方法这一高度，是孟子发展和超越《中庸》，甚至发展和超越孔子反思论的集中表现之一。
比如，孟子批评现实中的许多人，认识上不知轻重，追求时本末倒置时说：“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孟子·告子上》）在此，他将“思”（反思）看成人们最为重要的修养方法。
其次，孟子明确了“思”的对象就是“诚”，即人的本性。《中庸》讲“思”，只说“慎思之”。其中的“之”，作为“思”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呢？根据上引《中庸》原文的意思，我们或许可以推论出来。“思”的对象，应该和博学、审问以及明辨、笃行的对象相同，都是指“诚”，即人受之于天命的本性。但是，《中庸》毕竟没有将这层含义用语言或命题明确表示出不来。孟子提出“思诚”，恰恰完成了《中庸》所没有完成的工作。这是孟子反思方法论发展和超越《中庸》以及孔子的又一个表现。这就意味着，“思”是现实的人发现人的本性或良知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方法。
那么，人反思自己作为人的本性，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呢？孟子当时还说得不很清楚。现在，我们或许可以说，人反思自己的本性，包括要思考“心”为什么具有超越耳目之官的能力，思考为什么不同人的“心”能共同发现相同的“理”“义”，思考人凭什么能够追求真理、凭什么能够行善去恶、凭什么能够审美、凭什么能够追求功利、凭什么能够产生并追求实现理想，等等问题。这种“思”，事实上要在一般理性思维的基础上来进行，但它又超越了一般的理性思维，成为一种理性思维对于理性思维自己的反思。反思的结果，在西方哲学中，有可能像黑格尔那样，发现辩证法及其主体——绝对精神；在中国儒家中，也有可能如孟子那样。在孟子那里，他通过这种“思”发现了人真正的主体，即本心、良心、良知、理、义等人的真精神、真本性，发现人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才是最为理想的人，才有最为深远的意义与价值。
从《孟子》一书看，孟子还特别通过反思的实例，具体谈到了如何进行自我反思的过程，这也是孟子发展甚至超越孔子和《中庸》思想之处。请看孟子反思认识人本性的具体事例：
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致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孟子·离娄下》）
“自反”，即自己反思自己。例如，假设现今有人对我粗暴无理，怎么办呢？照孟子的想法，此时我们先要反思自己对待人家是否仁爱有礼。若反思结果认为我们对其已经仁爱有礼了，但此人仍然对我粗暴无理，又怎么办呢？孟子说，那我们再反思一下，自己对待人家仁爱有礼是否尽心了呢？若反思结果认为我们对待这个人仁爱有礼，已经尽心了，但其仍然对我粗暴无理，那又怎么办呢？孟子说，那这个人一定是一位“妄人”，与禽兽没有什么区别。而我们对待禽兽，何必那么认真计较，甚至苛求呢！
孟子还提出，我们“自反”或反思，不应该将自己和“妄人”比较，而应和舜那样的圣人，即和理想的全人比较。如果将我和舜比，就会发现，舜也是人，我也是人。但舜的言行，足以“为法于天下”，让天下后世的人效仿。而我自己呢，可能还是很普通的人，活了一辈子，没有留下让别人可以效法的东西。孟子说，这才是我们应该时刻忧虑的啊！那么，我们担心、忧虑的结果应该是什么呢？孟子说，向那些理想的人们学习吧！学习他们的仁爱有礼，学习着、努力着，争取自己也做一个理想的全人。如此，我们就不会再有忧患、忧虑或忧愁了。因为，我们发现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并为此而有滋有味地活着，怎么会不快乐呢！这一段话，可以看成是孟子以“思”为重点，对孔子“见贤思齐焉”之说的全面注解。
可见，孟子全面深入地发展了孔子的反思方法，使它成为孔孟人学成熟定型的标志性思想方法。
而且，孟子将“心”有“思”这个能力，也断定为是“天之所与我者”。用现在的话说，人的反思能力，也是天赋的，即人本来所固有的能力。这一断定，使孟子的先验论完全突破了伦理学的范围，而走入知识论领域。面对这一思想事实，如果我们还将孟子的本心、良心、良知、理义等范畴，只理解为是伦理道德本体或主体，那就未免有些狭隘且也不符合历史思想事实。与此相应，“先立乎其大者”的意义，不能说只是要求先树立道德的本体主体地位。其实，首先树立起认识或觉悟的、审美的甚至趋利避害的本体主体地位，也是其应有之义。
孔子和孟子非常重视人和主体，他们发现了人的本性和主体性，提供了中国古代人学思想的一种基本思想模式。认识自我，对于人类而言，总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但它也是人类必须面对的、逃避不了的问题，这也是人类设计自己最高生活所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从历史上看，始终纠缠着人类的思想；而从现实看，人类尚未能用经验科学来解决好这个问题。可见，它看来还将一直纠缠着人类不放。反思自我，回答“我是谁”的问题，是人类最普遍、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孔孟对于“思”的讨论，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我国古代儒家的解决模式。而这个模式，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反思自我的思想方法源泉。鉴于反思自我这个问题的困难程度和它的普遍性、根本性，孔孟的这番作为，值得充分肯定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