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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所指的政教关系主要指政治与佛教关系而言。唐代，良好的政教关系与历代帝王对佛教的不排斥甚至支持关系密切。
唐代的统治者一般都崇信佛教，重视对佛教的整顿和利用。唐太宗早期重道崇儒，但并不排斥佛教，偶尔也利用佛教。如唐太宗曾在当年各个战场处建立寺庙，以超度亡灵，为死难的将士祈求来生。据《全唐文》（卷五）记载，唐太宗曾下《为战阵处立寺诏》云：“日往月来，逝川斯远。虽复项籍方命，封树纪于邱坟；纪信捐生，丹青著于图史。犹恐九泉之下，尚沦鼎镬；八难之间，永缠冰炭。愀然疚怀，用忘兴寝。思所以树其福田，济其营魄，可于建义以来交兵之处，为义士凶徒陨身戎阵者，各建寺刹，招延胜侶，望法鼓所震，变炎火于青莲；清梵所闻，易苦海于甘露。所司宜量定处所，并立寺名，支配僧徒及修造院宇，具为事条以闻，称朕矜愍之意。”
这就说明唐太宗还是相信佛教某些理论的。玄奘从印度取经归来，并带回来大乘佛经，唐太宗派房玄龄前去迎接。当玄奘回到长安后，还积极为玄奘提供译经场所。唐太宗晚年，亲听玄奘讲佛论法。这些事例都说明唐太宗并没有反对佛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较为支持。此外，唐太宗还首度诏示佛骨，贞观五年（631 年），岐州刺史张德亮上奏，开启法门地宫，以示佛骨。据《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其文：
贞观五年，岐州刺史张亮，素有信向，来寺礼拜，但见古基曾无上覆，奏敕望云宫殿以盖塔基，下诏许之。因构塔上尊严相显。古老传云：此塔一闭，经三十年，一示人，令生善。亮闻之，以贞观年中请开剖出舍利以示人，恐因聚众，不敢开塔。有敕并许，遂依开发，深一丈余获二古碑，并周魏之所树也。文不足观，故不载录。光相照烛，同诸舍利。既出舍利，通现道俗，无数千人，一时同观。
唐太宗对佛教的优容态度，是佛教在李唐王朝能够发展到极盛的重要基础。唐太宗以后，高宗、中宗、睿宗都提倡佛教，尤其是高宗、武则天时期，佛教成为事实上的“国教”。高宗李治身居太子时，为母亲长孙皇后修建了大慈恩寺；显庆四年（659 年），奉迎佛骨舍利，《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事实，其文云：贞观“至显庆五年盖三十霜矣，八部瞻仰，再口开发，即以其年二月八日奉迎护舍利，二圣亲造九重宝函”。再于龙朔二年（662 年）送还法门寺，前后历经四年，规模可谓宏大。这一时期石窟也大量开凿。
把佛教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的是女皇武则天。武则天利用佛教徒怀义等伪造《大云经》制造舆论而称帝，将夺取政权说成符合弥勒授记，随后在全国各州建造大云寺，修铸佛像，采取了举佛抑道的宗教政策，华严宗的创立便直接受益于她的大力支持。此外，她还接待各方译僧。鉴于禅僧在民众中影响日益上升，她对著名禅师待以师礼，助长了禅宗的发展。武则天时期，“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
佛教得到长足发展。
唐玄宗曾经有意识地改变开则天时期的国策，如对佛教不再狂热推崇等。但实际上唐玄宗也无法控制自己对佛学中因果报应的迷信，他对佛教的不良现象只是稍加抑制，其实他在位的前期，对佛教也是持以支持态度的，如他支持“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创立密宗。特别是唐玄宗亲自受不空灌顶为菩萨戒弟子，这在帝王中也是少有的。
唐玄宗之后的诸帝迎佛骨达到狂热，也是历代绝无仅有的。唐代的佛教达到鼎盛。唐代皇帝在奉迎佛骨的同时，也进行大量布施。《资治通鉴》就有类似的记载：“广造浮图、宝帐、香與、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师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竞相侈靡。”
唐代皇族对佛教的信仰，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如释囚、祈雨等，以及对一些高僧大德给予很高的礼遇，如赐紫、赐号、赐爵等，还给予一些高僧国葬之礼。按照唐代制度，三品以上官员所穿官服是紫色，而五品以上是绯色（大红），但有时一些品级不够的官员也可得到皇帝的恩赐，穿着紫服。唐朝时期的一些大德高僧也可得到皇帝的恩赐，穿紫袍。唐文宗时，高僧宗密被赐紫。唐宣宗时，内供奉僧栖白也曾被赐紫。有的高僧也被赐号，这些号主要有谥号、国师号、名号等。武则天赐华严宗高僧法藏为康藏国师，又封赐其为贤首的名号。唐玄宗赐密宗高僧金刚智“国师”称号，后又赐号“大弘教三藏”。唐代宗赠赐密宗高僧不空为“司空”，更加“大辩正”的谥号。有时还赐给高僧以官爵，唐玄宗恩赐善无畏为鸿卿，代宗时，赐金刚智为开府仪同三司，还恩赐不空为肃国公，并且食邑三千户。
在助推佛教大力发展的同时，朝廷也在强化对佛教的管理。唐初，朝廷就建立了一系列的僧团管理制度，并逐步加以完善，这就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佛教于此期间的兴盛。唐代的僧团管理制度大致包括：僧众法律地位制度、僧尼度牒制度、僧籍管理制度、佛寺营建制度以及佛教官寺制度等。
除武宗外，代宗之后基本上都能保持大体良好的政教关系，这是五台山景观资源迅速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
政治力量给予佛教鼎力支持，佛教反过来在维护国家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为唐代互动良好的政教关系。
宋朝立国之初，建隆元年（960 年）六月，宋太祖在平定李筠叛乱之后所颁发的“德音”诏书中，就下令“诸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停废者勿复置，当废未毁者存之。”
表明宋太祖已经开始着手纠正周世宗时对佛教的过激政策。乾德四年（966 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请游西域取经，各赐钱三万遣之。”
说明宋太祖对佛教徒赴西土取经采取支持鼓励的态度。开宝四年（971 年）下令刊刻佛教大藏经，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官方刊刻全部佛经。其在位期间，官方还投资修建或扩建了一些寺院，如扬州建隆寺、开宝寺等。
宋太宗对佛教更加尊崇，曾说：“佛氏之教有裨于政理，普利群生，达者自悟渊源，愚者妄生诬谤。朕于此道微识其宗。……如梁武舍身为奴，此小乘偏见，非后代所宜法也。”
他对相国寺佛牙撰了赞偈，在建开宝灵塔以藏佛舍利时，“为之悲涕。”其在位期间，创立译经院、内道场，并下令在全国普度僧尼，诏书称：“朕方隆教法……并特许剃度。”
这次共度僧尼十七万余人，大约超过原有总数的一半。
与此同时，以财力支持佛教事业，太平兴国五年（980 年）敕内廷张廷训往五台山造金铜文殊菩萨像，敕安于真容院。诏重修五台十寺。
宋真宗时，有人上书曰：“‘愚民无知，佞佛过当，谓舍财可以邀福，修供可以减罪，蠹害斯甚，宜行禁止。’上曰：‘习俗既久，安可遽绝？然佛之为教，本于修心，若能悟理，为益滋大。又其教尚忍，则国君含垢，亦其义也。国君苟能忧勤政治，惠养兆民，不必像设，自为功德耳。’”
宋真宗崇佛超越前代，宋初“两京、诸州僧尼六万七千四百三人”，至天禧五年（1021 年），“僧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一十五人，尼六万一千二百三十九人”。
在现存史料中这是宋代僧人人数的最高纪录，可见宋真宗时佛教之兴盛。南宋时期，僧志磐曾高度评价真宗对佛教的尊崇：
真庙之在御也并隆三教，而敬佛重法过于先朝，故其以天翰撰述，则有《圣教序》《崇释论》《法音集》《注四十二章遗教二经》，皆深达于至理。一岁度僧至二十三万，而僧众有过者止从赎法。上元幸诸寺礼像百拜弗辞，复唐家天下放生池，以广好生，皆本于宿愿，而发于圣性，非俟于劝也。至于继世译经大开梵学，五天三藏云会帝廷，而专用宰辅臣兼润文之职，其笃重译事有若是者。当时儒贤如王旦、王钦若、杨亿、晁迥辈，皆能上赞圣谟，共致平世，君臣庆会允在兹时，稽之前古未有比对。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宋太宗和宋真宗对佛教持肯定的态度，他们认识到佛教在社会上能起到良好的作用，通过保护和扶持佛教，有利于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
宋仁宗自即位起就对佛教特别恭敬，常顶戴佛像接受百官朝拜。“仁皇每日头上戴一枚（玉佛），大者幞头帽子里戴，小者冠子里戴，尝言：‘我无德，每日人呼万岁，教佛当之。’”
又见《佛祖统纪》载：“天圣元年（1023 年），上帝（常）顶玉冠，上琢观音像，左右以玉重，请易之。上曰：三公百官揖于下者，皆天下英贤，岂朕所敢当，特君臣之礼不得不尔，朕冠此冠，将令回礼于大士也。”
言语之间透露出宋仁宗对佛教是发自内心的崇敬，皇帝崇佛，其下百官自然也会随之崇佛敬僧。
宋神宗依然是认同佛教的，从其在熙宁五年（1072 年）五月与王安石等人的一段对话可以看出：
甲午，上谓王安石等曰：“蔡确论太学试，极草草。”冯京曰：“闻举人多盗王安石父子文字，试官恶其如此，故抑之。”上曰：“要一道德，若当如此，说则安可臆说，诗书法言，相同者乃不可改。”安石曰：“柔远能迩，诗书皆有是言，别作言语不得。臣观佛书，乃与经合，盖理如此，则虽相去远，其合犹符节也。”上曰：“佛，西域人，言语即异，道理何缘异？”安石曰：“臣愚以为苟合于理，虽鬼神异趣，要无以易。”上曰：“诚如此。”
王安石读佛书，认为其中的道理与儒家经典相契合，宋神宗也认同他的这种观点，由此可见，他们对佛教是持友好态度的。
宋徽宗时僧人宝觉大师曾褒扬宋代帝王对佛教的尊崇：
若我艺祖皇帝，始受周禅，首兴佛教，累遣僧徒往西域，益求其法。太宗皇帝，建译场，修坠典，制秘藏诠，述圣教序。真宗皇帝，制法音集，崇释氏论。仁宗皇帝，躬览藏经，撰写天竺字，日与大觉师怀琏、庚歌质问心法。英祖、神考，继体守文。哲宗皇帝，在储宫日，神考不豫，时读佛经，祈圣躬永命。使吾佛之道有一不出于正，则曷足以致历代帝王之崇奉哉？
宋代帝王在不断崇奉佛教的同时，也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僧官的任命权关系到国家对佛教的控制程度，关于宋代僧官的选任，汪圣铎在《宋代政教关系研究》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有关官府根据僧道众或他人的推荐选任，二是依资格序进，三是由皇帝降旨委任，四是官方对有功于国的僧道予以委任。”
为了加强对佛教的管理，宋朝统治者严格僧官的选任，景德二年（1005 年）宋真宗“御便殿引对诸寺院主首，询行业优长者次补左右街僧官。先是，道官上令功德使选定迁补，所置或非其人，多致谤议，故帝亲阅试焉。”
宋代皇帝亲自主持僧官考试，说明了宋政府对僧官任命的重视，也是政府加强佛教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总之，宋代僧官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统治者利用僧官制度可以对佛教进行有效地渗透和控制，使佛教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总体而言，宋代皇帝对佛教实行了保护和利用的政策，借助它来维护社会安定。但客观上，则促进了佛教的发展，五台山景观资源的发展和朝拜活动的兴盛便在此背景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