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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理论是一种完整而丰富的体系，它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也给出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答案，是理论、制度、革命实践和价值观的统一，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处于中心地位，社会主义理论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容、合理性和实现条件、方法、途径，社会主义革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方向和目标，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在精神的制度化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也经历了历史演变的过程，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理论到实践的转变、从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经过不断的实践检验而不断地科学化、具体化、多样化。在这里，我们探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渊源和思想基础，在历史发展脉络中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发展方向及规律，为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提供学理支持。
五千年的时光涓涓流过中华大地，历史的洗礼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族留下了宝贵的文化积淀，世世代代继承发展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精髓汇聚成了中华文明，凝结成了源远流长、兼容并蓄、崇德尚礼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说西方哲学以理性的逻辑、本质规律的认知著称，中国传统文化则更注重人伦礼法、道德传承以及天人合一的境界，其宝贵的思想精髓也以东方的视角揭示了人类的本质追求，描绘了理想社会的蓝图，其蕴含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地存留在中国人理念中，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含的社会主义价值思想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具有活力，不仅要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也要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相融合。
“大同”一词出自我国战国至秦汉之际的儒家经典《礼记·礼运》大同篇，书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这里的“大同社会”在政治上，天下为公，以德才选人；在经济上，共同劳动并共享成果，各得其所；在道德上，互敬互助，团结和睦，实际上就是一个消除了私有制的社会，这样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得到社会保障，没有剥削和压迫。除了儒家之外，中国古代的其他主要学派也有类似的“大同”思想，如墨家的“兼爱”“非攻”“尚贤”，就是说要推己及人的相互关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从而减少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斗，选贤选德各尽所能，“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以为天子”（《墨子·尚同》），做到“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墨子·尚贤》），真正凭借能力的民主选拔，这样就能“是以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墨子·兼爱》），与儒家的大同社会有同工之感。而道家也对未来社会有所描绘，《老子》书曰：“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人们以落后的农业维持生活，不需要文字、工具、交通，无欲无求，这样人们就能安于现状而避免欲望的争斗。庄子则认为“四海之内，共利之之谓悦，共给之之谓安”（《庄子·天地》），追求人人平等、平均分配，社会才能真正安稳、愉悦，“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庄子·山木》），百姓清心寡欲，社会祥和平静。道家的这一思想虽然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倒退的幻想，抛弃了人类进步的文明工具和社会发展提高的物质生活，但是人人平等、平均分配、清心寡欲的构想带有明显的反剥削、反压迫、反战争的思想。
虽然秦汉大一统后，古代人民对“大同社会”的热情有所降低，但是每当朝代更替、战乱四起的时候，“大同”思想便再次兴起，如东晋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南宋康与之的“西京隐乡”、近代太平天国运动“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天朝田亩制度》等等，都带有浓重的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是在社会动乱、天灾人祸、封建制度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下应运而生的，是人民对于安稳、富裕、平等生活的憧憬，是伦理向往的必然，虽然不是类似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人的本质及人类社会演进规律而对人类社会做出的科学构想，但却带有早期共产主义色彩：反对阶级剥削、压迫，这也恰恰成为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理念的契合点，使中国人民大众在近代传入的众多社会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迅速接受社会主义学说的原因之一。
“和”这个字历史悠久，最早见于甲骨文中，意为不同声音协调呼应，已经开始含有“和谐”的意蕴。早在西周末年，“和”的含义就开始上升为理论含义，《国语·郑语》有云“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就像不同的声音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动听的音乐，不同的事物按照“和谐”的办法组合在一起能产生新的事物，相同的事物是不能继承发展下去的。二百多年后，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荀子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荀子·天论》），都是以“和”与“同”来探索为人的标准、事物的产生和万物的起源。而老子则以“和”为基础对宇宙的起源做出了更为系统的表述，将“道”看作是万物的起源，在“道”中蕴含着阴与阳：“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也就是说事物具有对立的方面，但却能够在不断地冲撞之中调和生物，可见“道”生万物的动力乃为“和”，而之后的“太极”、朱熹的理学等等都是以这样的思想为基础。同时在春秋时期，由于周王室衰微、原本以“礼”和血缘联系的诸侯国开始“礼崩乐坏”，该如何维护国家的统治、社会的安稳，各派思想家开始做出自己的理论回答。孔子继承了周朝以来“道德礼法”的文化习俗，创建了以“仁”“礼”为核心的儒家学派，在如何施行孔子最为看重的“礼”的问题上，他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孔子认为君主治国最关键的就是要能够从容中和，并能够用礼法来规范，二者彼此依存。到了战国时代，战争连年不断，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孟子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将人心团结作为取得胜利最重要的因素，荀子也指出“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和”是自然万物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规律，是人规范自身、协调人与自然及人与人关系、治理国家的标准，既是对跟人道德素质的要求，也是政治上的管理理念。
中国“和”的价值核心产生有许多原因，其一，与我国农业文明的发展是离不开的，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化，认为只有融入自然之中并与之相和谐，才能够得以生存；其二，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联系社会等级的，极其重视道德礼法，人民犹如一家人一样和谐共处的人伦和谐观是人们对社会发展的价值追求；其三，正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和”上升为一种国家的管理理念，团结相助，不仅能够使社会安稳还能够使国家强大、国与国和谐共处。也正是由于“和”对中国古代人民来说既是解答宇宙奥秘的原因，又是人与人相处的标准，更是国家治理的关键，所以“和”始终延续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观念之中，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和”所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是相安、平稳、均衡，讲求和睦、和平、和美、祥和，这就要求个人或国家大度、宽容、稳重，具有较高的素养；第二是团结、上下一心、共同进退，讲求和衷共济、同心合力，这就要求人们面对集体或国家时，能够将“我”和“你”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避免不必要的纷争，也能共同面对困难；第三，是要协调，这就是说“和”并不是一味求全、求同，而是“调”的作用下达到相容、和谐，就是说如何将不同的事物，甚至相冲突的彼此，通过一定方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达成和谐的统一体或产生新的事物才是真正的“和”。因此，如果说“大同社会”是由于战乱和纷争使古代人民产生美好生活的伦理向往，那么“和谐”就是中国古代伦理的价值目标，“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观念根植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民主精神、行为取向之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以“仁”为脉络的思想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仁”字早在《诗经》中就有出现：“洵美且仁”“其人美且仁”，都是对人褒奖、赞美之意。后来孔子将“仁”作为其思想的核心内容，“仁”开始成为一个范畴而带有丰富的意蕴，主要表达儒家学说对个人道德、人际关系、社会秩序的价值取向。一方面，从个人层面来说，孔子将“仁”作为高尚道德的标准，是具有高素质、高境界人格魅力的“君子”的基础要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微子》）、“富与贵，是人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都是在描述什么是“仁人”（也就是君子）应该遵循的道德情操和方式方法。另一方面，“仁”也是人与社会关系的概括。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意思就是说，仁德，就是自己不喜欢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自己想要“立”和“达”就要使别人也如此，能够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才是真正的“仁者”。这也就要求了人应该怎样对待自己和他人，怎样处理自己和他人的关系，要理解他人、尊重他人、为他人着想，互存、互助、互敬、互爱。
那么在孔子的思想当中，为什么这么重视他人的作用，存在着明显的集体主义倾向呢？第一，子曰“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就是人不但是个体存在的，个人与他人必须相互依赖，才能不会感到孤单，以“仁”会友、志同道合，首先提升了自己的德行，那么自然会吸引同样品德高尚、性情温良的朋友，以共同创建积极、良好的共同生活。第二，孔子的学说离不开道德伦常，孔子所探讨的问题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包括“仁”说，事实上以“仁”作为自己的道德标准和为人处世的准则就是要人们肩负起人在群体生活中的责任与义务，是一种道德上的规范，既对个人的行为做出了道德上的要求，也将“仁”作为群体社会的道德规范，通过个人道德上的完善促进和维护人与人彼此的关系，使人对于相互关系上的道德认同，上升到对整体社会的道德认同，从而完善由人组成的群体社会。第三，“仁”是非功利的，是对人精神道德素养的要求。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对于“君子”来说，要正当的取得财富，当“利”与“义”“道”，也就是“仁”相冲突的时候，一定是取仁而舍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宁愿“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论语·述而》），也会“乐亦在其中”（《论语·述而》）。总之，孔子的思想“和”与“礼”是“仁”的外在表现，“仁”是其思想的核心和实质，主要解决了人的道德情操提升、从个人的道德标准演进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进而上升到社会的秩序规范、人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道德与利益的关系等问题，为人们提供的道德价值的信仰支撑，成为中国“集体主义”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其早期的表现形式是空想社会主义，虽然它以作为揭露和消除资本主义弊端的思想学说出现，但是受到唯心史观的影响，空想社会主义是无法真正揭示资本主义本质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直到1848年，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出现了重要的第一次转折，那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发表，自此社会主义开始拨开“乌托邦寓言的云雾”，由空想走向了科学，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变化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维激荡下不断丰富完善，通过实践的反复论证、现实的严峻考验，成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指南。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献中，虽然鲜有明确提及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概念，但实际上他们的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主义价值思想，也是其思想本质内涵的体现，是社会主义的灵魂所在。因此，科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引领价值问题的研究方向和目标的关键，也是指导构建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根基。
马克思说：“即使我的书中根本没有论‘价值’的一章，我对现实关系所做的分析仍然会包含对实在的价值关系的论证和说明。”的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著中并没有直接论述他的价值观的文字（列宁也是如此），但是马克思两个最重要的理论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无论哪一个离开了人的价值活动都是不能成立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所致力追求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正是他们最高的价值目标，那么我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辩证分析和正确把握恰恰就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本质的追溯。
马克思、恩格斯开创了科学社会主义，要分析他们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就必须先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价值本质的理解。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生长在尊崇哲学精神的德国，在早期深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注重哲学意识形态上的研究，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暴露，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同情劳动人民，更加重视现实生产和实践，逐渐将哲学运用到经济学领域，又将人的劳动生产和实践运用到哲学中去，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价值”的理解既是经济学的价值与劳动、与人的关系体现，又具有哲学中关于价值问题的透彻性和本质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里的“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就是人类的劳动，那么劳动作为人类生存甚至是创造历史的基础，与价值又有什么关系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质化在里面。”“商品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由此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劳动是使“物”具有价值的真正原因，所谓商品的使用价值和货币的交换意义，都是建立在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生产劳动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不论是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价值还是剩余价值都是人类劳动的结果，因此可以说是劳动创造了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对“价值”本质的认识即从劳动学说而来，将“价值”这个最初的经济学概念与人结合起来，并将价值的“物”与“人”的关系转移到本质上创造价值的“人”与“人”的关系上。但是人的价值并不等同于物的价值或创造物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人会生产实践是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在劳动的过程中不仅获得了物的价值，更是实现了人之为人的价值。然后，我们再回到最初的“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它的目的是要“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也就是“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那么人的这种需要就成了劳动基础动力，即使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一个需要被满足而新的需要又出现，甚至个人的“吃喝住穿”的自然需要开始演变成为由人与人组成的社会的需要，需要都是人的劳动与历史发展的源头。这样，我们也能够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价值”思想不是脱离实际的唯心幻想，而是建立在对所处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认识基础之上的，是根据现实的人及其所处的实际情况充分分析形成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基本思想的，是立足于人类社会生产规律和人的实践活动凝练基础的，是根本依托于唯物史观理论的唯物主义思想范畴。
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所以，我们可以将“人的劳动生产”更确切地理解为人的“实践活动”。那么，“需要”使人开始生产劳动，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实践的人的活动”，使“物”具有了价值，即人作为劳动主体创造了价值，包括物的价值和自我精神的价值，而人的需要就是衡量价值的判断尺度，也就是说这种实践活动是否满足了最初的物质或精神需要，并会在满足需要后不断确定自我的价值。人离开了生产劳动，也就是社会实践，便无法对客观世界进行改造，人的价值要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实现，并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人的存在就在人的实践过程中显现，人的价值也就在人的存在和实践中得以凸显和满足。
既然马克思、恩格斯对“价值”本质的理解是基于人为了满足需要，以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物质或精神财富为基础，那么人创造价值，根本目的就是要享用价值，如果变成了一种“异化劳动”或剥削关系，人就不能真正实现价值，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一生致力于的理想目标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就是人能够自由地根据需要进行社会实践，“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时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可以实现丰富的普遍交往，获得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根据需要支配生产资料，消除了剥削和阶级，实现真正的占有所创造的价值。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价值取向就是为了大多数的“人”得到真正的解放，不难理解这个大多数的“人”就是指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和思想就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他的最高价值目标就是如何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的价值目标不是生而就有的，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等到《资本论》，无论是哲学上的还是经济学上的，马克思、恩格斯考察背景是基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和现实的、实践的人，关注目光从德国发展到全人类，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价值目标的形成，是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研究中逐渐形成的结果，而这样的终极价值目标又促使马克思、恩格斯不断地关注着其实现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是具有唯物意识的实践的人，他绝不会让自己的价值目标变成空谈，他发现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基础条件，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高度集中的矛盾，限制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使人处于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状态，这样首先就需要将人从这种状态下解脱出来，即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解放生产资料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显这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他认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也曾这样论述人达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这里第一阶段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原始社会、封建社会等，第二阶段则是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世界市场开始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建立在第二个阶段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的第三个阶段，就是马克思最终追求的“联合体”。为了实现这个“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着力对当时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关系以及思想观念进行揭露和批判，对新的社会蓝图进行探索和构想，对实现新社会的依靠群体、方法、途径进行分析和指导等等，形成了一系列的思想学说，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并对此做了明确的总结，“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这个终极目标也是价值支撑就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有生之年一直都在努力使社会主义实现科学化，根据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运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思想体系是人对实际社会的抽象理论反映，这种抽象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但不仅是对现有世界“存在”的认识，即对社会现实的反映，还包含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推断性“未知”认识，即一种社会的理想意识，反映了社会的价值现象，其最终目的是要改造世界。因此思想体系的目的是努力从既然事实走向价值意识，显现出一种理想、信念的某种价值观高度，构成思想体系的内核。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体系也是如此，通过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的批判和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对社会主义价值进行了合理的论证，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计、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方法和手段的阐述，不仅丰富了对社会主义价值的内容，而且论证了价值目标实现途径、方法、手段。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内核就是其社会主义价值观。但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绝不等同于其社会主义价值观，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体系是近代以来最复杂和精深的学说之一，包含了哲学、政治、经济、社会等广泛的学科领域，其发现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以及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正是基于唯物史观的视角，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学说始终以一种发展的、辩证的形态出现，以实践的、现实的角度关怀着人的终极价值，坚持科学的、客观的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进行阐释，是人类思想历史上的伟大成就。
在确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价值的前提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从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相统一的角度，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揭露、对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途径、方法的论证，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和描绘，围绕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具体的论述，从批判中发现新世界，从规律中探索新社会，展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思想的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首先建立在对现实的考察基础之上，以唯物史观的角度塑造社会主义价值思想。需要说明的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反动的社会主义”做了本质批判和揭示，为了同这些其他社会主义划清界限，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并没有直接使用“社会主义”一词，而是以“共产主义”作以区分，直到19世纪60、7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几乎完全被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运动所取代，“社会主义”一词才开始比较广泛的被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经典著作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一定含义上具有相同性。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以及对空想社会主义以来其他流派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构想本质，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他们指出，社会真正的自由发展归根结底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要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否和谐发展决定，二者任何一方面受到制约就会产生矛盾，也正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不断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从启蒙运动时期打破封建观念的“天赋人权”学说到“个人财产神圣不得侵犯”，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维护的是资本的自由，其法律、制度维护的是资本家如何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劳动与人是相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高度集中，制约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社会化的要求相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发展越快，其受到生产关系的制约就越明显，与其他社会形式一样，生产力必将打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强调“它（共产主义社会）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的生产力如何与生产关系相适应，强调“共产党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从而实现“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是现实的人、是实践的人、社会的人，人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但“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个人价值与人的社会价值真正地得到统一。因此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虽然资产阶级以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科技的力量，摧毁了封建的阶级关系，“资产阶级曾经在历史上产生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仍将工人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最大限度榨取剩余价值谋取财富的工具，“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无产阶级就是这样同资产阶级一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恩格斯曾经这样明确地定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出卖劳动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资产阶级是社会的少数人群，“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那么什么是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我们先来看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看待人的本质问题的。
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人出发，克服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局限性。首先，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理解的立足点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说：“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利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于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发展过程的人”，“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也就是说，人并不能抽象于世界之外而存在，人就是人的世界，是“类存在物”。因此马克思在讨论人的本质这一问题时都以“现实的人”组成的人类社会为前提。第二，马克思以人的实践活动为逻辑起点阐述人的本质问题。既然人是“现实的人”，那么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即人需要为满足自身需要而从事实践活动。人不仅为了需要而成为实践的“动物”，更是在思维上具有实践性的追求真理的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所以人离开物质生产所形成的物质生活，就无法生存；离开了人的感性实践，就难以理解人存在的历史本质，人之为人，无论是在满足需要的自然性上还是在思维上，都是实践的。第三，马克思将人的一切社会关系作为人存在的本质形式。人的交往活动首先存在于“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也就是夫妻、父母、子女之间的家庭关系。现实的人在满足最基本需要的过程中，又会引起新的需要而不断的扩大生产，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多和不断地满足新的需要和生产活动，人逐渐走出家庭关系扩大了交往活动，“这样，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人的这种社会性的本质做出了经典的论述：“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马克思以后的研究中，始终都是着眼于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和在发展过程中人的历史联系，将人置于社会生产关系和实际的经济生活中揭示人的活动和社会的发展规律，从不同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中分析人的本质和本性的。
既然人是现实的、实践的、社会的人，那么人的解放就是要消除异化、消灭阶级，将人从被剥削、被压抑的生产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真正地占有自己，实现人之为人的本质，这样就又会回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那么人究竟怎么才能获得解放，实现全面自由的发展呢？首先，人的需要实现全面发展。人的现实性、实践性、社会性的本质说明人具有生理的需要、精神的需要、社会交往的需要，并在一种需要满足时会产生新的需要。这种需要也会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推动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从而成为推动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人类的生理物质需要是首要问题，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人们在物质上逐渐获得了极大的满足，但是阶级矛盾产生的体力和精神的压迫使人们痛苦，如何获得精神需要实现自身价值成为追求。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受束缚而高度发达，社会产品极大丰富，消除了两极分化和剥削，人们的物质、精神、交往等各方面需要都将得到满足。可见人要实现全面发展，就要满足人的本质上的各种需要，单纯的某一方面得到了提高并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第二，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人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必然要进行各种实践活动，随着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人的交往日益广泛，出现了社会关系，使人得了不同社会角色的分工。当人的社会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一方面就可以摆脱地域、职业、能力等狭隘的限制，而是“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另一方面，人可以改变社会阶级带来的建立在压迫和剥削基础上的限制，真正根据需要来发展自身，从而获得真正的全面发展。第三，人的能力和个性的全面发展。人的能力和个性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核心。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的活动逐渐多样化，人的能力得到普遍提高，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人的脑力和体力的不断提高。脑力的不断提高使人能够不断制造更新更好的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效率，优化生活；体力的不断提升使人能够健康发展，熟练掌握生产技术。但是脑体分工的出现，是造成两极分化私有制的原因之一，因此马克思强调“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将脑力与体力协调统一发展。同时马克思理想的生活是“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种社会活动的自由化也要求人能力的全方面发展，不仅是“打猎”“捕鱼”等技术性能力的提高，还需要具备“谈判”等高素质的政治力、思想力等。另外，丰富的社会活动时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自由选择的，并非模式化、统一化的，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得到高度发展，呈现与众不同的差异性，是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促进社会的进步，保障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始终是从社会与人的发展彼此统一的角度进行分析考察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的全面发展，其代表的无产阶级利益和为了人类解放作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决定着社会主义就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条件和目标，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论述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规律，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社会解放的学说。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个联合体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实现了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平等，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的论据”。这里的“平等”区别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喊着自由平等口号却为资本剥削服务的相对平等，而是使人们摆脱了物对人的统治、人对人的奴役、消除异化劳动的本质上的平等。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多次使用过“平等”“公平”等词，他们说：“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平等”是一个历史范畴：“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在普鲁士的容克看来，甚至可怜的行政区域条例也是对永恒公平的破坏。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封建主义社会的“平等”是神权、世袭专制之间的平等，而对于其他大多数根本无从谈起；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是生产资料占有者等价交换，其榨取剩余价值的目的根本不可能将“平等”应用于劳动生产者。人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平等的性质，“平等”在本质上说是经济关系与统治阶级利益之间的反映，恩格斯说：“只要是谈到道德，杜林就能够认为他们是平等的，但是涉及经济学，那就不是这样了。”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物质基础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关键环节，认为只有生产力普遍、透彻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才能建立起来，而无产阶级追求的平等，是基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之上的，是要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实现了人的经济平等这一“平等”的关键所在，“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赞同抽象的“平等”与“公平”，社会主义社会的平等区别于原始社会的绝对平均分配，而是有着不同的实现阶段。“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恰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他个人的劳动量。”在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仍然还存在一些资本主义的“弊病”，这是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因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但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分工已经消失，人们的劳动已经不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不断发展，集体的财富不断积累，社会发展“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可见，即使到了社会主义高级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仍然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社会主义的“平等”不是抽象的、概念上的平均分配，而是现实的、具体的、公平的分配方式，这种方式是依托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因此在实现真正平等的同时，人们自然也就实现了共同富裕。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没有生产资料，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随着无产阶级队伍的不断扩大和阶级运动的发展，“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并且在斗争中认识到工人群众团结的重要性，意识到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使地方性的反抗资本家的斗争逐渐汇聚成全国性的阶级斗争，真正将无产阶级的力量团结起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第一步，而它取得胜利的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进行了特别强调：“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也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项伟大的目标，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这一目标”，无产阶级必须要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建立自己的统治，在经济上结束受剥削的境遇。政治上的斗争和经济上的斗争缺一不可，相辅相成，因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同时“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时才能自由，解放生产力促进其与生产关系的协调发展”。政治上的民主和经济上的自由同时满足是获得无产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是在政治上要消灭一切阶级，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产生阶级的条件，包括无产阶级自己；在经济上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将生产资料归为社会所有，最后消灭国家，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除了武装暴力革命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非常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可见精神武器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重要意义。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指出“教育因素”是促使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成熟的重要因素之一，而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正是通过彻底的理论说服了群众。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认识到思想力量的巨大，想尽一切办法和途径进行理论的宣传，通过《新莱茵报》在德国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启发工农群众的斗争意识，将《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印刷成为各国语言，鼓舞共产主义者的信心和勇气，为了改组“正义者同盟”举办讲座作以动员，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通过口头、书信和报刊，影响着最杰出的盟员的理论观点”。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了宣传方式的重要性以及理论教育和实践结合的有效性，“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正确的理论思想和教育方法不仅能够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而且无产阶级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越多，革命中的流血、报复和残酷性就越少，正是由于社会主义正确理论的指导，才为无产阶级斗争指明了策略和方法，也再一次证明了社会主义学说中价值观念的重要指导意义。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俄国具体实践和时代特点相结合，领导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将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但这一胜利却并没有验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言，即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具有适当物质基础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率先取得胜利。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理论上原则性的构想，那么列宁就是从实践上对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提供理论指导，尤其对社会主义过渡性问题上进行了创新，回答了社会主义价值观与现实基础差异的认识以及处理办法，推进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践行者，接受并认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和目标，在1902年起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时，指出要“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并在《国家与革命》《共青团的任务》等文献中系统地论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国家学说，分析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性发展特征，提出：“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分工，教育、训练和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和受到全面训练的人，即会做一切工作的人。共产主义正在向这个目标前进。”在这样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和正确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下，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政策方针、教育方法都闪烁着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光芒。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样认为的，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学界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推断称之为“同时发生”论，这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建设在“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否则难以具备足够的客观物质基础进行社会的发展。即使带有“同时发生”的思想，恩格斯也承认：“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然而巴黎公社革命之后，其他欧洲国家的无产阶级并没有马上行动起来，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总结经验教训，将组建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目光转向在各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恩格斯根据革命现实做出了社会主义将“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论述，但究其本质还是继承了马克思的“同时发生”论：“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仅仅取决于英国。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保证胜利。”尽管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革命胜利的条件和手段，以及恩格斯晚年根据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新形势做出的阐述，都为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列宁基于唯物史观的角度科学的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转变。第一次世界战争爆发，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激化，战争一方面带给人民无尽的痛苦，一方面削弱了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断掀起高潮，同时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中发现其并不是均衡发展的。在这一背景下，列宁逐渐确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在一个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胜利的思想，并在1915年《论欧洲联邦口号》中首次表明这一思想，“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后来在《无产阶级军事纲领》中更加明确地说：“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在这样的思想引领下，列宁带领俄国并影响许多经济落后的国家先后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学界中尚有对“同时发生”和“一国胜利”的争论，探讨列宁是否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笔者认为列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注意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理论背后的价值观，一是以唯物史观为前提，这就要承认事物的特殊性与发展性；二是要以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价值目标。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就是基于这两个前提之下发展形成的，他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并指出：‘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可以说，列宁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没有改变，正是列宁用这种发展的眼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为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提供了革命指导思想和方法论武器，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
俄国十月革命后，摆在列宁和国家面前的是如何保持无产阶级的胜利果实、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由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特殊性，使国内尚不具备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中指出的必要的物质基础，而列宁对社会主义思想也正是在这样的困难下不断探索和发展的。
需要承认的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存在着急于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他后来说：“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在这样的思想下，列宁提出要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一政策的提出本来是应对无产阶级革命前后所面临困难的应急措施，但是在革命后试图仍用这种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中列宁提出，“完全废除警察和常备军，而代之以普遍的人民武装，全民的民兵；一切公职人员不仅由选举产生，而且可以按照大多数选民的要求随时撤换；一切公职人员的工资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这虽然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描绘的“一切公务员像公社委员一样，其工作报酬只能相当于工人的工资。法官也应该由选举产生，可以罢免，并且对选民负责。一切有关社会生活事务的创议权都由公社掌握”。非常相似但却忽视了当时的俄国物质条件对国家建设的制约作用，以致工人罢工现象开始普遍出现。
在现实的反馈之下，列宁意识到在以农业为主、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国家里，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经济条件是不具备的，列宁承认“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列宁开始正视俄国社会现实及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提出在俄国小农经济占优势的情况下，“能够比从前更迅速更便宜更多地向小农提供优质产品——那么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开始重视物质基础的建设，并在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十大决定，将战时经济政策废止，转向新经济政策。随着国家建设的不断深入，列宁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思想，提出以“合作社”的形式进行经济建设，坚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不断认清历史变化，加强自身建设，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的思想和文化素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充分显示了他的社会主义价值——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切从实践出发，重视事物的特殊性问题，结合国情实际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思路，他说：“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这种实践的、发展的社会主义价值思想为我们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学说提供了方法性指导，具有不可磨灭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