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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为促进健康公平，政府有责任确保社会成员获得必要的医疗服务。医疗服务市场失灵和医疗保险市场的失灵，意味着市场无法有效配置卫生资源，严重伤害了社会成员对医疗服务的可及性，进而影响健康公平。因而，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对医疗服务领域和医疗保险领域进行干预，以确保广大社会成员获得必要的医疗服务。这体现在政策实践中，即为多数国家的政府在医疗服务供需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即直接举办公立医疗机构，确保医疗资源配置的公平合理；为居民利用医疗服务筹资，减轻其利用医疗服务的经济负担。然而，国际经验同时也告诉我们，政府在制定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也暴露了一系列问题，面临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在卫生领域亦是如此。新的问题是，政府如何有效管理，以促进社会发展和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治理理论，强调政府与市场、第三方组织积极互动，对西方国家政府管理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1979 年英国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保守党上台执政后启动了一系列行政改革措施，包括：发起行政效率改进行动，成立效率小组对政府部门绩效进行评估；对公共部门进行私有化改革，将包括石油、电信、天然气、自来水等政府营运的国有企业售卖给私人；在社会保障领域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雇员从社会养老保险中退出，加入企业年金计划或者是建立个人的养老金账户；在NHS体系内建立“内部市场机制”，将公立医院重新组建为半独立的非营利性组织NHS trusts，并形成NHS服务购买机制等。继撒切尔政府之后，梅杰政府于 1991 年发布“公民宪章（Citizen's Charter）”白皮书，旨在向社会成员承诺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标志着政府改革从注重效率向追求质量转变（Wilson， 1996）。1997 年，工党取代保守党上台执政，布莱尔政府以协同公私部门伙伴关系的改革政策标志着英国公共管理的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布莱尔政府强调建立“合作政府”（ Joined⁃Up Government， JUG），即促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政府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合作（Pollitt， 2003）。围绕“合作政府”的构建，布莱尔政府通过授权，将更多政府职能委托非政府公共部门承担，并推动了地方政府分权化改革。在澳大利亚，霍克领导的工党政府于 1983 年上台执政伊始即对公共行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核心在于构建“聪明政府（smart government）”，具体措施包括：精简政府机构，裁剪工作人员，随着机构改革和公务员制度改革，澳大利亚中央政府部委的数量在 1987 年从 28 个减少为 18 个，公务员数量在 1986—1996 的十年间年从 180893 人下降到 143305 人（潘顺恩，2005）；推行地方政府分权，联邦政府将社会福利领域的部分权力下放，积极引导社区参与；改革财政管理制度，赋予预算支出机构对资源管理更大的自主权，对财政投入项目进行绩效评估；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政府相继出售了航空、银行、电力、电讯等企业的国有股份；公私合作提供公共服务或产品，政府仍然是公共服务的主要筹资者，但通过合同外部的方式将服务提供交由营利或非营利组织，政府主要负责公共服务决策制定及监管；依托非政府部门监督评价公共服务供给，如政府通过资助健康医疗标准委员会、全科医师协会、社区卫生协会等，对医疗服务提供者进行监督评价。在美国，蓝志勇（2006）指出，“克林顿政府时期是一段值得研究的公共管理改革史”。1993 年 9 月，美国国家绩效评价委员会（National Performance Review）围绕如何改善政府绩效而形成的研究报告《从繁文缛节到结果导向：创造低成本而高效运行的政府》（ From Red Tape to Results： Creating a Government that Works Better and Costs Less， 1993 Report），是克林顿政府发起“重塑政府”行动的政策纲领文件。该报告指出，繁文缛节的工作程序和规则使得美国政府工作效率低下且导致浪费，进而扼杀了政府职员哪怕是微小的创造力，改变的思路是政府必须以绩效和结果为导向，制定绩效目标，并向社会公众公布，通过对结果的关注，提高工作效率，主动承担行动结果，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基于该报告的政策建议，克林顿政府提出一系列公共行政改革措施，包括：改革政府内部职能运行机制，简化行政程序，废除过时的规章制度以放松政府的规制行为；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并给予消费者充分地选择权利；推动分权改革，鼓励社区自治；压缩公共福利项目，减轻政府财政压力等（汤国风，陈世香，2005）。
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治理理论的兴起，提示我们在梳理总结不同国家政府对医院的投入机制时，应注重考虑在其特有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下该理论对政府行为的影响。可以认为，为维护和促进健康公平，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探索实践始终以纠正市场失灵和提高管理效能为重心，政府角色随之也悄然发生变化。本研究探讨典型国家政府对医院的投入机制，也是侧重于考量在不同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下，不同国家政府就纠正市场失灵和提高管理效能如何进行行为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