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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政府在金钱、能力和信誉上出现了严重的透支。政府拼命地追求预算最大化，导致政府职能无限扩张；权力寻租和政府腐败问题，导致公民对政府信任不足；传统的官僚制度使得政府部门出现机构臃肿、低效等问题。为强化政府治理能力，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西方政府管理领域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即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公共行政产生的诸多问题带来了全新的理念和行为方式，对西方政府治理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受惠于新公共管理运动中采用的理念和做法，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作为一种理论被学界提出来（吴爱明，2012）。
关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观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学者的表述中获得基本认识。 Hood （1991）指出，新公共管理的基本特质包括七大方面，即专业化管理（hands⁃on professional management），设定明确的绩效目标和测量标准（ explicit standards and measures of performance），重视产出或结果（great emphasis on output controls），对公共部门重组（disaggregation of units in the public sector），引入竞争机制（great competition in the public sector），借鉴民营部门的管理方法（private sector styles of management practice），强调有效利用和开发资源（ greater discipline and parsimony in resource use）。Barzelay （1992）指出，新公共管理强调由自上而下的控制转向争取成员的认同，和争取对组织使命和工作绩效的认同。 Heckscher （1994）认为，新公共管理运动要求政府部门打破传统的单向等级指挥关系，建立起不同层级部门间互动交流和导向管理。奥斯本和盖勒（2006）指出，新公共管理运动下政府改革的方向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授权而不是服务、引入竞争、有使命感、分权、注重效果、有事业心和有预见性、以顾客为导向、借助市场力量。张康之（2000）认为，新公共管理运动针对解决政府所遇到的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等问题，提出了诸如削减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打破政府垄断等对策措施，蕴含了政府公共政策化和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趋势。李和中（2002）从管理理念、外部管理和内部管理三个维度分析了西方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基本内涵，指出新公共管理理论基础包括公共选择理论和管理主义，前者侧重讨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后者则强调政府管理行为的市场化。张志斌（2004）重申了Hood（1991）提出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七大基本原则，并提出新公共管理理论具有五大实践模式，即效率模式、紧缩与分权模式、私有化与竞争模式、公共服务导向模式和公私伙伴关系模式。梅志罡（2006）指出，新公共管理运动以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私营企业管理理论为理论基础，倡导政府公共管理改革应以市场价值导向为取向，强调政府应发挥掌舵的功能、广泛地进行授权或分权、积极运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经验和手段、重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效果等。鞠连和（2009）认为，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相比，新公共管理突破了政府垄断公共服务供给的观念，强调部门合作和资源共享，主张建立竞争型服务型政府。
综上所述，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倡依靠市场化与竞争机制去变革政府部门，强调：第一，“掌舵型”政府。即政府在公共行政中是政策制定者但不直接参与公共服务的提供，这可以让政府有更多的精力进行决策和指导。第二，“服务型”政府。即政府应奉行顾客为导向的价值理念，在管理过程中时刻以社会成员的利益和价值为驱动。第三，“竞争型”政府。即将竞争机制引入到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依托私有部门等市场力量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达到削减成本和遏制公共开支的成效。第四，“高效型”政府。即政府注重提高工作效率，通过建立清晰的绩效目标体系时刻关注管理活动的产出，同时注重财务上的控制，避免公共支出的浪费，按效果来分配公共支出。第五，“分权型”政府。即政府不是一味地扩张规模，而是通过不断分权和下放权力从而不断缩小组织规模，可以通过授权方式将非核心职能委托给非政府部门。
新公共管理运动发端于英国，随后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荷兰、法国等国家也纷纷加入其中。据OECD1993 年的统计，其24 个成员国都参与到这一公共行政改革浪潮中（曾令发，2008）。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