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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艺美学思想有其独特的品格和特征，这和其所植根的丰厚而独特的中国文化土壤分不开，尤其是和在特定的民族文化背景、思维模式、生存方式、哲学观念以及感知方式等多方因素的影响、制约下，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即异质文化分不开。所谓民族文化心理，在黑格尔看来就是“民族精神”。他强调指出，这种“民族精神”“构成了一个民族意识的其他种种形式的基础和内容”
，“表现出每个民族的意识和意志的所有方面，表现出它的整个现实；这种特性在该民族的宗教、政治制度、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科学、艺术和技术上都打上了烙印”
。“民族精神”与“世界精神”是辩证统一的并体现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中，“世界精神”只能存在于“民族精神”之中，而不是相反。“民族精神”或谓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就是文化的异质性之所在。
中国传统文艺美学及其审美观念的确立，必然受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制约和导向，从而形成其独特的品格和特征。故而，研究中国传统文艺美学，绕不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也即绕不开异质文化的影响。
基于此，着重探讨异质文化对中国传统文艺美学“天人合一”的审美观念的确立和“以天合天”的审美体验方式形成的作用，通通在此来看异质文化对中国传统文艺美学思想的影响与制约的问题，在传统文艺美学研究中就显得极为重要。
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审美观念的内在层次，就跟孕育和滋养它的中国大地同样深厚。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中国传统审美观念作总体反观，就不难发现，它的美学思想的导向和价值观念的凝结，全是在一个参合天地的时空框架中进行大半封闭的观察、体认、思考和实践的结果。这个“框架”就是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由此作用和影响之下所生成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特别是由此而形成的特别稳定的中国古代宗法血缘纽带与强大的农业社会，和它所创造的典型的农业文明；其所以“大半封闭”，就因为华夏文明是在没有广泛吸收西方异质文化信息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在自身的内环境中依靠多因子、多层次的重叠互补，而逐步生成、衍化和成熟定型的。因此，我们只有切实地对形成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中国古代自然环境、地域条件、古代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文化衍生传统做还原似的考察，才可能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及其受此影响而生成的中国传统文艺美学思想、审美观念和特殊性质与成因得出正确的认识。
从地理环境来看，中华民族生息繁衍在欧亚大陆东部，其东面、南面濒临大海，西面紧接雪山，北面是荒漠和严寒地带，这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是一个近似封闭、与世隔绝的地区。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民族是以黄河流域为生存中心逐渐融合四周的少数民族而形成的。这些少数民族被统治者分别指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在这样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中，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一种尚“中”意识，认为自己就处于天下的中心。相传中华民族的建构，最早为炎、黄两族。在氏族部落之战中黄族胜而炎族败，黄族据胜之地就被尊崇为天下之“中”。随着“中”的区域的扩展，尚“中”的意识也不断超拔升华，并被最终奠定为中华民族主体意识的基础。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中土”“中州”“中原”“中国”之说，商代已经有“中央”之说。《周书》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土中”，即“天下土地中央”
的意思。司马相如《大人赋》云：“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注云：“中州，中国也。”这种尚“中”意识，正是华夏自我中心意识的表露，即如宋代石介所言：“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
华夏民族对自己民族的人种、地域（山河大地）、文化历史传统、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审美与自我肯定之情溢于言表：“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
“中国”是一个涉及到“聪明睿知”“万物财用”“圣教仁义”“诗书礼乐”“异敏技艺”等诸方面的共名。正是受这种尚“中”意识的影响，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非常推崇“中和”境域与审美理想。这是一种独立持中而不偏、悦乐和美而亲仁的理想境域，它“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
，圆融和熙，表现出天地人相合的“中和”之美。
从其社会条件来看，中国文明发祥很早，生活于得天独厚的温带黄河流域，自然地理环境条件相对美好，以农业为基本生产形式的周氏族战胜了农牧混合型的殷商，其后，虽然较早地中断了奴隶制的发展而进入封建社会，但氏族的宗法血缘关系却形成异常顽固的纽带并且长期延续。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是血缘关系极浓的氏族宗法制度与封建农业生产方式相结合的社会。侯外庐说得好：“如果我们用‘家族、私有、国家’三项作为文明路径的指标，那么‘古典的古代’是从家族到私有再到国家，国家取代了家族；‘亚细亚的古代’，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作‘社稷’。”
在中国西周时代，诸侯称国。“国”者，繁体写作“國”，从“或”；“或”者，“域”也。在欧亚大陆东方大地的方域之中，世代生息繁衍着尚中不移、以血缘及血缘观念为纽带的华夏氏族，这便是由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所认同的“中国”与“中和”。“中”为“国”，血亲则为“和”。国之外，大夫称家，亦有“天子建国，诸侯立家”
的说法。废除封建以后，国家二字仍然联用，如瓜瓞绵绵。实际情况，是以家庭作为组成国家的“基本单元”，家庭与国家同构，这便是“中和”，也就是“礼”（所谓“周礼”，无非是周初确定的一整套典章、制度、规矩、仪式等）；用意识形态的力量将“礼”巩固下来，这便是儒家力倡的“仁”，也即儒家所推崇的礼乐合一，或谓“中和”。“礼”是“中”，是人在物质生活资料生产过程与生活实践中的人伦协调关系；“乐”是“和”，所谓“乐者，天地之和也”
。“仁”的伦理学与美学实质，是将礼看作人内心的自觉欲求而非外力所强制。就伦理学的角度看，是中庸而不走极端，执中而不偏。这里的“中”，是在一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和表率。就美学角度看，所谓“中”则是追求和衡量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人格的完美的审美标准和审美理想。在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特点，也已经能够从中发现中国传统文艺美学思想天人合一、美善合一、美学与伦理学合一的基本特征。
就中国古代社会及其所创造的典型的“农业文明”来进行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周人的始祖后稷，就是被看作农业发明者而备受崇敬的。后稷的事迹，《诗·大雅·生民》中有详细记载。此外，《诗·周颂·思文》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郑玄笺云：“后稷之功，能配天。昔尧遭洪水，黎民阻饥，后稷播殖百谷，丞民乃粒。”孟子也曾指出：“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人人育。”
殷商灭亡后，箕子向武王陈述治国安邦的九类大法（即“洪范九畴”），就将“农用八政”摆在相当重要的地位，视为立国的根本。儒家猛烈抨击那些不行“仁政”，使人民“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甚至“转死沟壑”的统治者，宣扬“仁者爱人”
。他们所标榜的最高的理想境域，就是具有“五亩之宅”和“百亩之田”
，能够过上安居乐业的农耕生活。道家虽然不信“仁政”，但同样宣扬“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认为“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种自足、宁静、淳朴的小农经济，才是人类最幸福的生活方式。战国群雄，无一不注重“耕战之术”。后来秦国在耕、战两方面都获得优势，遂能“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
。到公元前3世纪，这种地域文化精神便被浓缩为两个醒目的大字“尚农”
。中国的士大夫文人历来以“耕种传家”而自豪，中国的“士”虽然并不实际耕种，但农业收成的好坏仍然决定着他们命运的好坏，所以他们对宇宙的反应、对生活的看法，无论采取哲学、美学还是艺术的形式，“在本质上就是‘农’的反应和看法”；儒、道两家虽是“彼此不同的两椽，但又是同一轴杆的两极。两者都表达了‘农’的渴望和灵感”
。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即从异质文化的影响与制约切入来进行研究，用“‘农’的渴望和灵感”这一尺度来衡量传统的审美观念和美学理论，很多疑团就涣然冰释了。
首先，中国传统文艺美学思想“天人合一”的追求既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体现，也是大陆型农业经济眼光的极高人生境域与审美境域。农业经济是一种典型的自然经济，劳动对象是土地、庄稼等自然物，由于年复一年，春种秋收，披星戴月，餐风饮露，人与大自然在感情上休戚相关，贴得最近。加之古代全是靠天吃饭，每年收成的丰歉多寡，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水土、风雨、阳光等自然条件是否调顺为决定因素，人的心情取决于老天爷的脸色。因此，“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予喜怒”
。可以说，正是基于起码的生存条件与生存需要，经过长期的农业劳动的熏陶，在古代中国，人与天才会形成如此合拍的感应叩和的关系。况且，中国是个大陆国家，上古时期，黄河流域温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远比现代优越），使先民凭借粗陋的石器即可取得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从而给黄河流域的先民们造成了“不求知天”的思维惰性，使他们缺乏探求外部世界的好奇心。据考证，从孔子的时代到20世纪末，中国思想家没有一个人有过到公海冒险的经历。黑格尔认为大陆平原型的人和海洋型的人在思想情调上很不相同，因为大陆“平原流域把人束缚在土壤里，把它们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那些思想和行为的有限圈子”
。我们不难想象，一个几乎没有在大海中戏过水的民族，世世代代匍匐在穹庐似的天幕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生活全是“采采苤苜”和“桑者闲闲”那样慢吞吞的田园牧歌式的节奏，人很容易对大自然产生一种亲切怀归的认同感。人与天、心与物、情与景的界限因此而泯灭殆尽，人的心境也因此而显得出奇的宁静、平衡、和谐。故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中，承认差异而使之互补，承认变化并使之不逾常，承认多样性而终归使“多”统一于“一”，推崇“以天合天”“意象合一”、“情景相生”。“中和之美”之所以源远流长，正是基于这种特定的异质文化的制导与影响。
同时，受“不求知天”思维惰性的作用，中国古代哲人在“天人关系”的问题上，表现出了更为注重人事、关心社会的倾向，以“人”来“为天地立心”，通过“究天人之际”，以“通古今之变”。因而，从整个中国哲学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哲人无论是讲“天人合一”，还是“明于天人之分”，都不是单纯究心于自然“天道”，为知识而知识，主要是强调“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和自然对人事的意义。在“知行关系”的问题上，中国古代哲人无论是讲“知先行后”还是说“行先知后”，其运思的落足点也绝不是知识的来源问题，而是伦理意识与道德实践的统一，是理想人格的自我完善，最后都归结为“知行相须互发”“知行相资并进”
，最终是“知行合一”。可以说，正是受“不求知天”“天道远，人道近”观念的影响，所以，中国传统文艺美学思想极为注重人与人生。以人为中心，通过对“人”的透视，妙解人生的真谛，也揭示宇宙生命的隐微，是中国传统文艺美学思想建构其思想体系的基础。
其次，“美善合一”，则是宗法关系与简单再生产相结合的中华异质文化作用于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的结果。宗法血缘纽带是中国社会关系的中心轴，也是中国文化结构的中心轴。在中国，天人、君臣、官民、父子、师生等所有这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全都可以纳入父子关系的模式而得到相应的解释。比如，君临一切的是“天”，而坐金銮殿的皇帝则是“天子”（即天之子），万民百姓又是皇帝的“子民”；地方官员通常被称为“父母官”，他们在大堂正中挂的匾上横书：“爱民如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观念曾经非常流行，不仅老师是“师父”，连老师的亲属也被相应地称为“师母”“师兄”“师弟”“师姐”“师妹”等。按照美籍华裔学者许烺光的说法，亲属体系有“夫妻型”与“父子型”之分，“夫妻型”表现为不连续性、独占性和选择性，而“父子型”则表现为连续性、包含性和权威性。中国传统的“父子型”宗法血缘纽带维系着各种复杂的结构和机制，注定了“尚齿”和唯尊、唯上的价值取向。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人不爱标新立异，不爱自作主张，不爱“打破砂锅问到底”（从孔子与学生的问答看，所谓“入太庙”，“每事问”，主要是问“怎么样”，而很少问“为什么”）的传统习惯，还由于简单再生产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刻板的、模式化的操作程序周而复始地重演，前人、师父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只需照此办理，不需劳神费力去做探求，也不可越雷池半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
。显然老、庄都不赞成求知；孔子虽赞成求知，但要求“知”为“仁”服务。在中国传统文艺美学思想中，“温柔敦厚”的“诗教”，“尽善尽美”的审美标准，“言志”“缘情”“文为世用”的理论，以及重经验真实而不重本质真实，重群体感情而不重个体感情，重现实干预而不重现实超越等诸种价值观念与审美心态，都可以从“隆礼”“重恕”“求仁”“向善”的伦理观念中找到根源。
再次，“直觉了悟”的审美体验方法正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思维方式的突出体现，是由特定的农业劳动对象与技能传承方式相结合而生成的。农业劳动的对象，无非是山川河流、土壤肥料、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即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所指出的：“农所要对付的，例如土地和庄稼，一切都是他们直接领悟的。他们纯朴而天真，珍贵他们如此直接领悟的东西。”因此，重直觉领悟而不假形式逻辑，就成为中国哲学与审美运思的一个出发点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也为对象生产主体。”长期作为人类劳动对象的自然物，包括自然地理环境条件所提供的草木禾稼、鸟兽鱼虫在内的种种活泼多样的生命形态，也逐渐创造出一个能够充分地、整体地感受它们的审美者。此外，农业小生产的技能传承历来是采取师徒授受的方式，这种活动方式的重叠积累，必然会产生某种集体无意识。中国的学术文化不像西方那样是在自由论争的空气里发展起来的，而是受宗法观念的制约，在师徒相授、口耳相传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心解意会、直觉了悟便形成蔚为壮观的学风。所谓“读书百遍，其意自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亦会吟”。这种直觉了悟不一定遵照逻辑的规则，但思路大幅度转折腾挪，有时可以达到相当精彩的地步。先秦时就有好多例子：“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后礼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也矣。’”
到南宗禅学，直觉顿悟更是登峰造极。禅宗机锋峻烈，讲究活参，最讨厌老实巴交、亦步亦趋地死啃字面意义。比如，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禅师们著名的回答有：“干屎橛”（云门文偃）、“麻三斤”（洞山良价）、“庭前柏树子”（赵州从谂）等。这是因为，“祖师西来意”就是“禅”，此乃宗门极则事，它是无言说、超思维的。禅师们的回答，就是要把问者的心思挡回去，告诉他“你问得不对”，由此截断意根，引起返照。活参则是超理性的瞬间顿悟，它如电光石火，来去无踪，稍纵即逝。如《五灯会元》卷七：“外面黑，潭点纸烛度与师。师拟接，潭复吹灭。师于此大悟，便礼拜。”又，同书卷九：“（智闲）一日芟除草木，偶抛瓦砾，击竹作声，忽然省悟。”这些所谓“悟”，在我们看来，都不是思辨和知性认识，而是个体在某种偶然机缘触发下产生的直觉体悟，是在感性自身中获得的超越。这种状态，禅宗典籍描写为：“智与理冥，境与神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中国传统文艺美学思想中所谓“玩味”“体味”，所谓“学诗如参禅”“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等，都是这种“直觉了悟”的审美体悟论所造成的传统审美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