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东渐,以及知识谱系的切换,中国传统文艺美学思想呈现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中国学人的视界得以拓宽,诸多问题也得以重新认识。但中国传统文艺美学思想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却经历了一条极为曲折复杂的道路。当西方国家的美学思想流派层出不穷,不断翻新,走向多样时,相对而言,中国传统文艺美学思想就理论形态来看,引进得比较多,自身的理论建构则较少。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的30年间,我们既对西方当代文艺美学知之甚少,又丢掉了传统的文艺美学思想。自新时期以来,中国传统文艺美学思想才开始走出误区。特别是全方位改革开放时代到来后,随着文艺审美创作的繁荣,中外文化交流的迅速展开,以文艺审美创作活动为理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艺美学思想才获得新的发展,大量的当代西方美学思潮、美学观念和方法才得以介绍和引进。同时,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对西方美学的一般了解,已经意识到西方美学的困囿和局限,从而开始回过头来关注本民族的美学理论遗产和传统审美经验。并且人们已经感觉到立足传统、融汇新机、开拓进取、综合创新,建设我们自己的文艺美学的新的理论形态的必要。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文化多元化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如何协调本土文艺美学理论与外来美学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进一步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互通有无,形成文化互补,就更有其新的深层意义。现如今,中国当代文艺美学正在转换自己的理论形态,以进入重建阶段。而我们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当代传统文艺美学研究的总结,与传统文艺美学如何通过现代化转换和现有理论形态相融合的研究,来更好地创造和建设当代文艺美学理论,并通过创新,进一步促进中西对话。
从宏观上来看,中国当代文艺美学的理论形态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
首先是审美理论形态。这既是西方美学与中国传统文艺美学相撞互融后中国当代文艺美学中审美精神的自我更新,也是王国维、宗白华等学人以传统审美化的方式来回答与解决人类生存、生命意义以及人性危机等现代性问题的创造性产物。
其次是革命形态。随着革命文艺美学的兴起,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以及美学自身觉醒的促进,特别是接受了现实革命人生的呼唤,在五四运动的推进下,中国当代文艺美学在传统的基础上也发生了转变,基本上实现了由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中国当代文艺美学一方面吸收西方美学的新鲜学说,一方面继承古代传统文艺美学的功利性、社会性传统。通过这种现代性转换之后的中国文艺美学,其主要表征就是“变革”和“启蒙”。进化论的普及、人的美学的高扬、美学功利性的强调,都具有这种表征的鲜明性。因此,我们称这种理论的表述为革命形态。
再次是科学形态。就中国当代文艺美学发展史来看,在中国现代语境中,伴随着中国学人对美学究竟应该在中国现代知识谱系中处于怎样的独特地位的追问,以及美学理论与审美创作的历时性,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西方近现代美学思潮、美学观念和方法被大量介绍和引进,人们对美学本身进行研究,对美学本体论、反映论、价值论和美学的特征,以及如何立足本国、融汇新机、开拓进取、综合创新,建设我们自己新的、科学的文艺美学理论体系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探讨。这方面的理论,我们则称之为科学形态。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作为美学学科背景的西学式确立,决定了现当代的中国文艺美学在知识质态上是西学的,而不是传统的。由此,就美学而言,在现当代中国,美学学科分类的逻辑背景又可以分为相互依存、相互统一的两大论域:其一是承接西方传统偏重于“理念知识形态”的那些范畴,即先推导出关于美学的理念(ideal),即所谓美的本质。以美的本质论为直接逻辑支点,先在理论上论证美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然后以本质内涵之“什么”为根据依次推导到美与自然、美与社会、美与艺术、审美活动、审美关系、审美者与审美对象等范畴,并由此而建构其理论体系。其理论的系统展开实质为理念的逻辑演绎。由于先行理念的逻辑定位以及演绎逻辑的规范和清洗,其所推演出的系列概念,比如丑、崇高、悲剧、喜剧、再现、表现、形象、典型、情感、形式、内容、审美乃至灵感、体验等,所包含的内容只能是演绎性的。由此,其知识性质态呈现出典型的分析性质态,并且有严密逻辑的内在贯通和理论牵引。这种先有理念的突破然后推演美学系统的言述方式从王国维即已开始,中间经“五四”美学革命论的强化,而后演化出林林总总的认识论美学、体验论美学、实践派美学乃至20世纪80年代的“主义”泛滥,一直到9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不管哪种美学理论,逻辑上先言美学理念然后演绎美学知识系统的言述方式和知识形态都一以贯之。其二则是承接中国传统,并通过现当代文艺美学家的理解和阐释,既具有传统思想,又具有当前视域的那些范畴。
当今世界处于科学技术爆炸时代,尤其是“二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使社会面临科学技术现代化,人们的头脑及其思想意识也在变化,现代意识得以进一步强化,逐渐形成了全面改革、开放的思维体系。这种新思维势必会促进人美学科与自然科学的交叉渗透。人美学科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门类,由各自的改革、开放和分化,走向彼此之间边缘地带的综合,出现了许多双向交叉或多向交叉的新兴边缘学科。同时,在以改革、开放精神为主体的现代意识的作用下,现代信息广泛而深入的传播,也为文化学术界带来了新局面。人们对现代社会生活、现代科学文化等的认识日趋全面、复杂和深化,甚至从更高深的层次上去进行新的认识和考察。这样一来,经济改革、开放出现了高涨的势头,科学、文化的改革、开放出现了不同学科文化多元的新趋势。这种以改革、开放为主体的现代意识,对美学研究的拓展,对中国传统文艺美学研究的兴盛的到来,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计算机科学的日趋发达,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资讯时代的到来,都要求、呼唤更新当代文艺美学观念,促进当代文艺美学形成开放体系,以适应“四化”建设和现代生活的审美需求。故而,研究中国传统文艺美学,继承中国传统文艺美学思想精神,认清传统文艺美学转换的必要性,实现古今沟通、中西融汇,建设本土化、民族化、地方化的当代文艺美学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要求。应该说,正是由于这样,在新的世纪,当代文艺美学应以何种姿态和方式与传统文艺美学沟通,如何实现传统文艺美学的转换与当代文艺美学的建构的问题就显得尤其突出。
的确,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无与伦比的文化历史,创造了世界罕有的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有着极其丰富的至今仍有很高价值的美学思想遗产。中国古代哲人们所提出的一系列美学概念、范畴和命题,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审美精神与文艺美学思想,有许多是为我们民族所独有而西方所没有的。例如神思、意象、气韵、韵味以及情和理、形和神、虚和实、言和意、意和境、体和性等范畴。它表现出中国传统文艺美学的体验性与指向人生的特色,反映了中华民族美学思想的丰富性和独创性,是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而要实现传统文艺美学的转换,则必须实现传统文艺美学的清理,必须了解当代传统文艺美学研究的概况。应该说,就一方面而言,如何全面地,多方位、多角度地认识当代中国传统文艺美学的研究,了解对传统文艺美学的研究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时性过程,而不是向一个所谓的永恒不变的终极目标的逼近。同时,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传统文艺美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范畴”“命题”和“理论形态”,其真理性就表现为不断发展和不断转化的过程。清楚这一点,则是当今从事传统文艺美学研究的首要前提。
同时,要建设有“本土化、民族化、地方化”的当代文艺美学,必须对“本土化、民族化、地方化”这个概念做一个明确的界定,并指出其在理论建构中的作用。
应该说,首先,“本土化、民族化、地方化”的目的乃是立足本土文化,尤其要立足于令一些历史短的西方现代国家无法企及的古老的东方文明。在实行“古为今用”的同时,在现代意识的驱使下,借鉴、吸收、融汇外来理论,发展建设自己的美学体系。发展才是目的,其实质是突出理论建设中的自我意识,即理论的个性意识。在其内涵上,“本土化、民族化、地方化”在理论层面上更趋近于现代,尤其是当代。
认真分析起来,“本土化、民族化、地方化”应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要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服务,符合亿万民众的利益要求、共同心愿和共同理想,二要符合当下社会审美诉求的理论品质。也就是说,“本土化、民族化、地方化”应侧重于一种理论品质。本土化、民族化、地方化这一提法的合目的性,恐怕不仅仅在于它突出了当代中国传统文艺美学思想的客观现实,突出了当代美学及其理论的重要地位,而在于它那种立足本土、重建理论的自我意识。尤其在以消解精英文化,建立“普罗”文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冲击下,这种提法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要建设有“本土化、民族化、地方化”的当代文艺美学,必须用现代意识对中国传统文艺美学思想中的有关审美活动的观点及思想理论进行重新审视和解释,即进行现代转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贯通古今、融汇中西,并在这种融会贯通中真正体现出传统文艺美学思想的理论价值和人格个性魅力。这种转换须从各个方面入手,一是以现代意识为参照系对中国传统文艺美学观点的价值重估,在其理论武库中去寻求仍具理论活力的元素,以获得建构当代文艺美学的思想资源;二是对其进行现代意义上的解读,使之能够与现代美学趋向一致、熔铸一体。由于美学在中国出现的历史不长,各个方面的根本理论工作虽做了很多,但是还远远不够。这一方面在于对现代意识的理解。事实上,现代意识是一个含义极不确定的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并且它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而是在不断地发展更新,大体上是指20世纪以来,现代社会中各个时期人们最新的思想潮流。它不断以最新的思想信息更新着。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所体现的现代意识,早在“五四”时期就传入了中国,它提倡个性解放、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文化思潮,冲击着中国封建主义旧思想、旧道德、旧文艺。中国当时的新文艺就是在西方现代意识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种现代意识曾经从审美价值指向和理论上给中国传统文艺美学思想界带来了生机,它不仅有反封建主义的一面,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这使它与当时的激进民主主义乃至当代的革命思想有着某些内在的联系。因此,当世界民主主义、当代革命高涨起来,体现现代意识的民主主义文艺便逐渐转向带有革命色彩的民主主义和当代文艺。这在英、德、日等国如此,在后来的中国也是如此。当今,改革、开放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新潮流,资讯时代的“internet网”以及“E-mail”不断体现最新信息。现代意识自然要转向改革、开放精神,且成为一种主流文化精神,这种现代意识,每时每刻都处于后工业文明时期的中国社会生活中,在每个人的思想意识中悄悄地增殖、强化。从对它困惑、不理解到逐渐理解,从知之不多到逐步多起来,从有所顾虑到积极行动起来,放言改革,投身改革大潮。所以,对以现代意识为参照系,重新认识、估价中国传统文艺美学思想的价值这一环节,我们必须对当代意识本身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对中国传统文艺美学思想进行现代转化的第二个方面是对那些散见在中国古代小说、戏剧、诗歌、哲学著作中的美学思想做现代解读及阐释,使之得以能够和当代文艺美学相沟通。在这方面,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如何和谐历史本真与当代意识的关系,因为转换作为现代语言学上的术语,在这里却表达一种实践过程,既要做到尊重传统文艺美学思想,避免以今化古,但又不可能以古释古,在古人圈定的框架里裹脚不前。一般意义上,所谓的现代阐释,即是以分析性、逻辑性的语言来解读传统文艺美学关于审美活动的术语、范畴,对其所统摄的命题、理论内涵乃至具体结构做出全新的解释,从而纳入当代文艺美学的话语系统。说到底,现代阐释的实质或关键,是话语系统的转换。传统文艺美学思想大多还停留在经验状态或描述状态,零散而不成系统,故而其阐释的重点应该是理论指向上的特殊性。众所周知,汉语在“五四”前的表达方式是古文,汉字又属于表意文字,属于这一类的术语、范畴、命题难以直接和当代文艺美学理论相沟通,也很难直接纳入当代文艺美学理论体系。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决定了其特殊价值,如曹丕的“文气说”,王国维的“境界说”等。要显示这些见解的民族特色,我们就要超越古文和白话文的差异,超越时代的隔膜去理解、诠释。在阐释过程中,不能仅仅用另一套话语来说就完事,不能等同于翻译,而应在这些零散的术语、命题中发掘和引申其固有的、潜在的意蕴,应采用一种还原—扬弃—重构的科学方法;更不能仅局限于传统文艺美学的术语和范畴层面,而应有一种大气,从高处着眼,力争把中国传统文艺美学思想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从整体上去激活并展示古人对审美活动的独特见解。
最后,有“本土化、民族化、地方化”的当代文艺美学的生成,即建构其理论体系,必须在当今条件下,以当下意识,促进研究中国传统文艺美学思想与研究方法论意识的觉醒,进而汲取或采用现代人文学科的各种新方法,为当代文艺美学的理论构建提供崭新的理论思维空间,为开拓当代之传统文艺美学研究提供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途径。
建构有“本土化、民族化、地方化”的文艺美学是一项宏大的工程,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文艺美学方法理论意识的觉醒和新方法的采用会启迪人们不断认识审美活动的审美特性及其规律,并作动态性的考察和研究,以更好地建立当代文艺美学的新的知识结构和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