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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为单元的人类文明的竞争演进，迄今已经有5000余年的历史了，漫漫岁月，沧桑变幻，人类文明在灾难与收获的交互激荡中拓展伸延，已经由缓慢发展的农业文明社会，进境为发展速度骤然提升的工业文明时代了。但是，文明的进境与发展的速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性，并没有改变人性的基本需求，更没有改变人类面对的种种基本难题。贫困与饥饿依然随处可见，战争与冲突依然不断重演。我们蓦然发现，当下的人类世界，面临着一个整体性的困境，这个整体困境就是：人类技术手段的飞速发展与人类文明停滞不前的巨大矛盾。
文明是指人类社会开化和进步的程度，它以社会生产的积极成果展示着社会进步和发展，成为人们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文明”一词，我国古代典籍中早有记载，如《周易·乾·文言》中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清秋瑾《愤时迭前韵》：“文明种子己萌芽，好振精神爱岁华”。这里的文明是指社会面貌的开化、进步、光明的状态。就西方而言，“文明”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城邦”的代称。1961年出版的法国《世界百科全书》指出：“文明”主要是指“开化的社会”“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事业”等。1964年出版的《英国大百科全书》中称：“文明的内容包括语言、宗教、信仰、道德、艺术和人类思想与理想的表述。”从本质上讲，人类文明是人类在进化历史的长河中费尽心力打造出的所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些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生产方式下进行的，并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演化的，表明人类社会越来越发达。
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史，按历史学家公认说法，人类文明史大致分为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
人类的产生是地球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大约300万年前，人类从高度发达的类人猿发展出来，开始了地球的人类史时期。人类开始产生，世界就变了样，这是地球上物质进化最近的一次质变。原始人类的生存环境是原生的自然环境。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了广泛的物质基础和活动舞台。但人类在诞生以后很长的一段岁月里，还只是自然食物的采集者和捕食者。从人类诞生之日到农业文明之前的数百万年时间里，人类一直处于原始采集和渔猎时代，在洪荒的原野上过着茹毛饮血、穴居露野的原始生活。那时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非常有限，人类是以极其简单的石制、木制的工具，以采集、狩猎、渔捞等劳动方式，去直接获得自然界赐给的“现成产品”。
远古的人类面对异常强大的自然力，力量非常弱小，他们面临寒冷、饥饿、野兽、疾病和死亡的威胁，生活十分不易。为了克服这些困难，人类成群结队地生活在一起。原始人群聚集在一个地区，辟山洞为居室，靠采摘植物的果实和块根，猎取野兽、飞禽，得到自己生存所需要的食物。通过这样的采集和狩猎活动，人类既对他赖以为生的动植物种群施加影响，又受自然界中植物及果实的生长季节、动物繁衍及迁移的规律制约。可以说，人类在这一时期还只是自然生态系统食物网上的一个环节，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只是通过直接作用于食物网而反馈到生态系统中去的。这时的人类活动主要是顺其自然的利用环境，而不是有意识地改造环境，环境对人类活动有巨大的制约力。由于采集狩猎技术进步缓慢，人口增长和社会规模主要受自然资源再生能力的限制。在这一漫长的时期里，人和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形式，是以生态规律占支配地位的原始人和自然共同进化的方式。原始人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还处于一种混沌不分、主客体不清的神秘状态中。
我们还可以通过原始人的图腾崇拜来具体认识原始人对自然的强烈依赖。由于原始人干预自然的能力非常小，他们不得不屈服于各种强大的、变幻无常的自然力。在对各种自然现象，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巨石大树的惊奇和敬畏中，他们把一些与自己氏族生存密切相关的动植物联系起来，于是形成了图腾崇拜。原始人通过把自己跟图腾氏族的集体和图腾物视为一个整体，来扩大对自然环境的依赖，从而找到自己在自然整体中的一席地位。图腾崇拜说明了原始人存在完全依赖于自然、归属于自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化的、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畜生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
在原始文明时代，尽管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作用极其有限，但也开始了推动自然界人化的过程。随着人类适应自然环境能力的增强，由于人类过度的采集和渔猎，往往消灭了居住地的许多物种，人们在取得食物的同时，破坏了原有的食物链和生态环境，也就破坏了自己的食物来源，失去进一步获得食物的可能性，使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有许多大型哺乳动物，如披毛犀就是这样灭绝的。竭泽而渔的掠夺式生存所造成的生态平衡的失调，是人类早期以土地破坏为主要特征的环境问题。这些孕育了人类灿烂古代文明的沃土，曾经是生态条件良好、人和自然和谐生存的地方。但由于人类活动缺乏科学限制，导致了自身的生存危机。为了解决生存危机，人类便进行迁徙，转移到有食物的地方去。
过一个时期，人类又以同样的方式破坏了那里的食物来源，被迫再度进行迁徙。由于地球上人口数量很少，一个地区停止人类活动之后，生命维持系统可以慢慢地自行恢复，因而人类总是可以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人类的原始生活状态维持了300多万年。但是，迁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与自然的上述问题。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需要选择新的生存方式，引进一个新的技术过程，这便是一万多年前农业产生的动力源泉。在原始文明末期，人类生物进化基本完成，技术进步加快，发生了旧石器晚期的技术革命，尤其是铁器的发明和普及，极大地增强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能力，创造了人类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农业文明，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文明的转型。
如果说，原始文明时期的人类尚是一个浑噩的自在之物，那么人类在进入农业文明时期则有了更多的自主意识，开始主动地调整人与自然关系。大约在一万年前，人类从中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石犁、石锄、石杵以及弓箭的广泛运用和陶器的发明，表征着新的生产力以及新的产业——农业的产生。农业作为中心产业的完成是由金属工具的使用推动的。首先是铜器，接着是青铜器和铁器的使用；在能源方面，不仅仅利用人的体力，而且随着畜牧业的产生开始了畜力的利用。农业和畜牧业产生，在社会生产中逐渐代替采集狩猎成为社会的核心产业，这是人类史上的第一次产业革命。
人们创造了农田、牧业、渔业生态系统，把人和自然的相互作用扩大到了物质循环、水循环、气候条件和生物物种关系等许多层次。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了，生产对象本身也成了人类劳动的产物，无论是农作物还是被驯化的牲畜都已经不是天然环境下的面貌，它们已经属于某种“人造自然”。第一次打破了大自然不受人类控制的自发变化的状态。从此它开始一步一步地在人类的控制下为人类所利用。在农业文明条件下，人类通过与自然的密切交往，通过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对自然规律的把握和利用，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自己和自然的区别，同时人们还深深地体验到自己的生存对整个自然的依赖，认识到人类必须和自然建立和谐一体的融洽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初意识，表现在对自然的崇拜和万物有灵的观念中，如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就是用整体观来有机地看待人与自然的统一。在道家看来，自然是创造生命的本源，是人和万物的母亲，人的生命应该与自然的生命融为一体，人和自然的关系应该是亲如母子的关系。自然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天道的自然是人道的社会根基，也是建立人与人和谐关系效法的榜样。人类只有与自然建立起和谐的关系，才能在世界中找到一个值得依赖的最深刻根源。中国古代哲学的这种看法，体现了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的中国古代社会对自然环境的强烈依赖，体现了农业社会对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环境的高度关怀。
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成果为今人赞叹，然而，大部分的古代文明，却在兴盛繁荣了10多个世纪之后湮灭了，或者埋葬于沙漠下，或者遗留在荒野中，人们只能通过考古发掘将其光辉历史陈迹展示在世人面前。这是因为在农业文明时期，为了发展种植业和畜牧业，人们砍伐和焚烧森林，开垦土地和草原，把焚烧森林的草木灰作为土地的肥料。这样耕种土地，总是力求最高的产量，但是常常是过分利用地力。耕种几年之后，天然肥力用尽，收成开始下降，继而被迫弃耕，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但是，随着人口增加，越来越多的森林被砍伐变成农田和牧场，反复地进行刀耕火种，反复地弃耕，广种薄收，地力很快被耗尽。由于掠夺式的开发自然生态系统，没有重视从外部补充相应的物质和能量，人们在许多地区逐渐破坏了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条件，导致土地破坏，出现严重的水土流失，使沃野良田变为不毛之地。
面对这一自然环境的变化，美国学者认为，“文明之所以会在孕育了这些文明的故乡衰落，主要是由于人们糟蹋或者毁坏了帮助人类发展文明的环境”
。恩格斯更是明确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那同一种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
因此，人类农业文明带来的最严重问题就是森林植被破坏以及随后导致的土地破坏，而环境迅速恶化是造成人类文明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的看来，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这是因为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较为缓慢，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基本上是利用和强化自然的过程，对自然的开发利用是一种局部的、表层的，缺乏对自然实行根本性的变革和改造，所以，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尽管具有一定的规模，并且破坏的总趋势从未中止，但只是造成整个自然界的局部斑秃和伤痕，并没有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此时，人类的生存状况和发展水平还远远不尽如人意，人类还不能成为自然进化的帮手，文明样式还需变革和深化。
人类文明以舒缓的步履走完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时代，揭开了一个文明新纪元。18世纪60年代，英国蒸汽机的发明和运用，标志着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文明时代，人类利用科技力量创造了无穷的财富。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理念指导下，在征服自然的进程中人类社会迅速进入现代工业文明时代，迎来了人类第二次产业革命。
在工业文明条件下，人口迅速增长，技术突飞猛进，人类活动进入到地球几乎所有的陆地和水域，使地球的整个表面成为人的活动场所，甚至人类活动还超出地球进入宇宙太空。人类对自然改造和利用形式更加深广和复杂。工业生产以机器系统或自动化流水线代替手工工具，从而使手工工场的生产变为工厂化大生产。工业生产所需的能源，是以煤、石油和天然气等为主体的矿物燃料，这为社会提供了比农业社会大得无法比拟的动力，驱动工业生产加速发展。各种金属和非金属材料的开发利用，生产出了丰富的商品供社会需要，使工业化发达国家发展为高消费社会。同时，工业生产对传统农业产业实行工业化，例如拖拉机、播种机和收割机在农业生产中应用，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用于农业，优良品种以及现代化管理手段投入生产，从而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
随着现代化大工业的出现，建立在个人才能、技巧和经验之上的小生产被置于科学技术成果之上的大生产所取代，劳动生产率大幅度地提高，环境中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传递系统大规模地改变，人类的活动领域极大扩张，人类的物质欲望与日俱增。矿物资源被开采出来，大片原野被开发，大量的废水废气排入环境，大量的环境问题由此而生，如城市汽车排气，光化学烟雾，农药化肥污染，江河海洋污染，全球性的温度上升，种种有关环境污染所致疾病的产生，等等。生态系统的破坏，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失调，威胁着人们的生活和健康，以致造成资源危机、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地球遭到了空前的挑战。
工业文明以“人类主宰自然”为理论依据，以对自然的巨大损害为代价，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人们把自然仅仅作为提供无偿消费和损耗的对象，对自然尽其可能地多开发，对自然资源尽可能多消费，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代人的物质贪欲，而不考虑自然界的承受能力，也不考虑生产对自然界和社会带来的长远影响。工业化国家所采取的这种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是造成全球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大量难以回收和降解的生活垃圾和工业垃圾的存在，已成为工业化国家的另一种标志。
由于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不可避免地带来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恶化等一系列问题：环境污染、气候异常、土壤流失、沙漠化扩大、水旱灾频繁……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人类将面临灭顶之灾。人类为了自己一个物种的利益，以竭泽而渔的方式榨取自然，最终使人类自身陷入了生态失序的困境之中，也使地球上所有生命物种面临着日益加剧的生存危机的威胁。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认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够创造出这种手段，能够不仅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毁灭整个地球。从来没有整个海洋面临中毒的问题。由于人类贪婪或疏忽，整个空间可能突然一夜之间从地球上消失。”
这就表明：我们一方面不顾一切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力图取得人类更辉煌的成就，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这是工业文明内在形成的、自身无法解决的一个矛盾。人类通过反思深刻地认识到，在工业文明的框架内，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工业文明的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人类再也不能继续按照工业文明时代的道路走下去了，这是因为工业文明依赖的是一种资源浪费型、环境污染型、生态破坏型的发展方式，这种以对自然资源掠夺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也就是说，当人的行为违背自然规律、资源消耗超过自然承载能力、污染排放超过环境容量时，就将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造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因此，人类就必须寻找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必须对工业文明形态改弦更张，突破工业文明的旧框架，建设一种新的文明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