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阅历丰富

丰富的人生阅历与人生经验是司马相如辞赋创作得以成功的要素之一。他阅历丰富，年仅20岁，即“以赀为郎”，为武骑常侍，侍卫景帝。文帝时，梁王四次入朝。景帝即位后，梁王于前元三年、三年入朝，七年（梁王二十九年，公元前150年）又入朝，随从人员有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等辞赋家。景帝不好辞赋，对他们没有注意，而司马相如见到他们却是喜出望外。司马相如因托病辞去侍卫景帝的职务，遂以游士的身份，做了梁国的一名宾客。梁王令司马相如与诸先生同游共处，做游士期间，他的创作欲望和才能自然地培育成长起来，写《子虚赋》，盛言齐楚两国国王奢侈田猎状况，借以讽谏梁王。又有《美人赋》，写司马相如与梁王对话，言己不好色之经历，以讽谏梁王。这都是游梁时的作品。

司马相如最初的理想和抱负并不在辞赋创作，而是在政治方面，即仕途上的通达。这可以从他“以赀为郎”离蜀初入长安，在“市门”的题字中看出来：“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 这几个字生动地表明了司马相如对进京抱有非常大的希望。但来到京城后，景帝并没有让他去管理国家大事，没有委他以重任去实现他出相入将的理想，而是任他为武骑常侍，让他侍从自己格杀猛兽。显然，这种角色与他原来把自己定位为“蔺相如”相差很远，于是，才将兴趣转到了他所喜爱的辞赋创作上来。他的创作道路也是从游梁时开始，到武帝时才达到创作高峰期。我们知道，在当时司马相如既没有蔺相如那样的出仕机会，也不可能像蔺相如那样从赵宦者令缪贤的舍人一跃而为诸卿之长，汉景帝更不可能像战国时的诸侯那样礼贤下士。可以肯定，在侍景帝的几年里，司马相如的内心经历过沉重的失落，但是如果没有新的希望，他是不会轻易地辞去这一官职的。而恰好带有战国“四公子”派头的梁孝王来朝，重新燃起了他的希望，于是他才下决心辞官游梁。游梁的目的显然就是为了把自己的才智奉献给诸侯王而能得到赏识与重用。然而，梁孝王是一位恃宠而骄之主，谋位汉嗣不成，就刺杀大臣袁盎等十余人，引起景帝的怀疑，又企图与朝廷对抗，这一切确实是司马相如产生怀才不遇之感的现实基础。枚乘与司马相如一样，曾同侍梁孝王，一样爱写辞赋，他的《七发》一般认为是谏劝或讽谏吴王不要谋反的。枚乘在赋中以楚太子治病为由，以养生保寿为内容，用“要言妙道”暗寓政治上的安身立命，非常之委婉曲折，但是这篇赋的目的并没有被淹没，枚乘反而以此赋出名。而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的写作意图比《七发》更明显，在盛夸云梦之事后，借乌有先生之口直接批评“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章君之恶伤私义”，“然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 。这样的措辞、这样的见解放在一个身为宾客的文人身上，真有石破天惊之感。

司马相如还具有丰富的社会人生方面的知识。他是我国早期杰出的政治家。他的《喻巴蜀檄》和《难蜀父老》，情理充分，文辞明畅，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两篇极具说服力的政论文。前一篇《檄》针对中郎将唐蒙为通夜郎开道，在蜀“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即将发生地方动乱的情况，喻告安抚巴蜀人民“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发军兴制”之举，“皆非陛下之意”，说朝廷本意乃是为开通西南夷地区，解决“道路辽远，山川阻深”的不便，因此，巴蜀人民无须惊恐不安。《檄》还说，地方应当服役的人或有逃亡、自戕者，皆非臣民应尽之责，是“死而无名”“耻及父母，为天下笑”的事；作为臣民应当“急国家之难，而乐尽臣之道……”从事实、情理、利害诸方面晓喻巴蜀人民，明白剀切，致事态得以平定，夜郎道也从而得以略通。后一篇《难》则针对蜀中父老及朝廷大臣“通西南夷不为用”的说法据理加以批驳，从形势及道理上阐述了通西南夷对维护国家的统一，促进民族间的交流以及西南地区的共同发展与繁荣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相如受命在蜀为中郎将时，还深入到当时的邛、笮、冉、陇、斯榆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奔走联络，使各族各部落都统一在朝廷的号令下，进而相互信任，拆除关隘，疏通道路。汉朝还于此设置都尉，领十余县（属蜀郡）。在此基础上，汉朝又与新开发的笮（今贵州中部）、邛都（今凉山彝族自治州）等加强了联系。在朝中，他还敢于上《哀二世赋》，以“持身不谨，……信谗不寤”的秦亡教训讽谏好大喜功的武帝，也堪称亢直之臣了。他还是我国早期的音乐家，善鼓琴，不仅技艺娴熟，且深谙音乐的感情表达作用，故能倚声传情，一曲《凤求凰》，即能深深地激发知音文君的慕悦之心。他和卓文君的爱情传为千古佳话。他俩是我国古代追求婚姻自由的一对勇敢带头人。他们还不耻劳作，敢于向当时的尊卑世俗观念挑战，更是难能可贵。相如对于音乐美学也是有相当理解的，从他的著作中不难觉察他在描绘和声调上均有对美的追求，最重要的是，他还是古蜀文化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早期的巴蜀文化，大致可分为以实用科技为主的西北氐羌文化和以哲学、文学、天文数术为主的中原秦楚文化两个系统。前者突出地表现在农业、水利的发展，青铜冶炼、雕铸的工艺和陶、石器的烧制、琢磨、造型等方面；后者则突出地表现为黄老之学、天文数术之艺和辞赋文学之盛等方面。它们一侧重于自然科学领域，一侧重于人文科学领域，以后逐渐融合土著文化而发展。这种蜀文化的人文学部分为时最早，且在文字上反映出来而保留至今的，都是司马相如的那些作品。由于受黄老之学的影响，所以相如作品中有仙道思想，在《子虚》《大人》二赋中最易见其幽思玄远，故武帝读后“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赋中所及天文历数之处亦不少，《封禅》之奏更可见数术杂入之迹。至于其启后之功，则正如班固所说：蜀“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而“文章冠天下” 。相如以其杰出的创作成就，极大地影响和带动了蜀文化的发展繁荣。稍后的文学家王褒，文学家、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扬雄诸人即可谓其继承者。其中，扬雄在哲学方面还有更为广泛和系统的论著。余如严光、李尤诸人，或在易道上有新解，或在文学上有继承，可谓蜀学代有传人。 4AGcZM7xamCQx/gzhpqRDE5D9m0eNNHJ7HDwYmcieiWxu5Fzk3amgQ7pqCesEs5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