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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其深厚的学识，以司马相如为首的汉代赋家曾经以极大的精力和热情投入赋的创作，就其表现域看，在辞赋创作意旨与意象范围的开拓、赋作语言的表达等方面都做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赋也因此成为一代之文学。对此，只要将枚乘的《七发》与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做一比较，就可以看出司马相如在驾驭语言方面的能力与其在辞赋创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先看赋作的结构，《七发》全文虽由吴客与楚太子问答构成，其实却以吴客问病、吴客批评太子、吴客尽情铺叙七事为主要内容，而太子就像一具摆设的木偶，不是说“仆愿闻之”，就是说“仆病未能也”，没有变化，缺乏生气。当然有人会说这是采取诱导法的需要，吴客是诱导者，他肯定是积极主动的，而楚太子是被诱导启发的对象，只能是被动的听众。但是让吴客一个劲地说，毫无变化的语气真有点叫人厌烦，而这种程式化的结构也显得非常呆板。另外，第七件事“要言妙道”，其实吴客什么也没说，太子却“霍然病已”，显得非常突兀，叫人不解。从赋作的结构来看，它是不完整的。《天子游猎赋》的结构与《七发》虽相似却有了许多不同。他同样设二人式问答构成全赋，但子虚、乌有的名字不但带有更多的虚构与寄寓的作用，而且二先生的辩论是辞气锋发，机智圆转，非常精彩。首先以畋乐、打猎多少为话机，让子虚先生沾沾自喜开篇，同时也用子虚的乐来贬齐。虽然乌有先生对贬齐不服，但并不急于去驳斥子虚先生，而是故意让子虚先生尽情地去夸楚，其实夸楚就是尽显其失，以此来显示乌有先生的机智与狡猾。而子虚先生的聪明就在不先直接夸楚，而是先夸说齐王打猎，通过他的口把齐王那骄傲神气的样子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以此来贬齐，又以此来烘托楚王之猎。高明的地方不仅在此，还在再三贬抑自己是楚国鄙人，见识狭小，非常无知，只能言其小小者云梦，以此来夸耀楚国的苑囿，将其表现力扩大无数倍，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以虚映实的方法。这种方法不仅能扩大其表现力，而且还能给读者以想象。
对于这一点，清代的刘熙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其赋既会造奇怪，又会撇入窅冥，所谓‘不似人间来’者，此也。”
子虚先生夸耀楚王在云梦打猎的盛况，完全压倒了齐王，但赋家并不就此打往，而是又掀起波澜。乌有先生这时开口了，却没有按照通常的逻辑夸耀齐的渤澥压倒楚国，而是先责楚使的无礼，再驳盛夸云梦的错误，不仅显侈靡，彰君恶，而且有伤两国之信义。已经把楚国贬之再三，斥之再三了，乌有先生还嫌不够，又意想不到地夸起齐来。但乌有先生夸齐与子虚先生夸楚不同，不是用繁笔铺陈，而是用简笔争胜，只说齐疆域的辽阔，“吞若云梦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对其中的物产只说“不可胜记，禹不能名，契不能计”，这样写不仅达到了以虚映实的目的，而且又显手法的灵活。楚是正面实写，而齐是侧面虚写，而这种虚写又是以前面齐王畋于海滨和楚之云梦泽的夸耀为基础的，显示出全文内在结构的紧密。尤其末尾一笔“然在诸侯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先生又见客”，尤为高妙，以退为进，完全解了齐王之围，当然还为下面天子的游猎留下了余地。全文一波三折，跌宕起伏，辩者智趣毕现，热闹非凡，手法灵活多变，摇曳多姿。枚乘与其相比，则显然无论学力还是功力，都还不济。从赋的铺陈来看，枚乘的《七发》确实“极声貌以穷文”，将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六事写得非常精细，但是这六事之间没有紧密的联系，层次感不分明，吴客叙述好像带有随意性。如音乐、饮食二事颠倒次序也可以，而车马、宫苑的位置互换好像更有道理些，因从天下之至到驯马驾车田猎显示出内在一定联系；田猎与观涛也可以互换，虽然观涛的作用是“发蒙解惑”，但没有写出太子听后的变化，还是说“仆病未能”，而田猎之事就不同，太子“阳气见于眉宇之间，侵淫而上，几满大泽”，表示“仆甚愿从”，这样从观涛的“仆病未能”到田猎的“仆甚愿从”，再到要言妙道的“霍然病已”，诱导的步骤更合理，更叫人容易理解一些。还有所铺陈的六事没有一个整体感，有时事与事之间似有重复之嫌。如写完音乐、饮食之后，写宫苑时又铺写音乐、饮食，而打猎完毕之后，也少不了写“旨酒佳肴，高歌陈唱”。虽然前面的铺写与后面的简写好像有着前后照应的关系，但究其实与宫苑、田猎之情景不符，而宫苑、田猎中的简笔又总感觉有点铺陈得不够。又如对山川草木的铺陈是放在宫苑一事中，没有与后面田猎之事统一起来，这样打猎的场景就非常模糊。另外就是具体对每一事铺陈时方位感不强、时间模糊。如宫苑中的山川草木等采用的是排比归类法，就不知这些东西是长在荆山之畔，还是在汝水、江湖之边，还是在虞怀之宫。
关于田猎一事分三次叙写，打猎地点不明，时间也模糊。文中虽写有“冥火薄天”，是否打猎的时间是从白天到夜晚，也不是太清楚；有“陶阳气，荡春心”这样的描写，如果说田猎是在春天，那么又不得不叫人怀疑，因为按古制，校猎一般在秋冬两季。还有大家历来称道的观涛一节，他分两部分来描写，第一部分按时间顺序写观涛之前、之时、之后，非常清楚，但问题出在后一部分，看起来好像想写江涛“似神而非神者”的三个特点，而后面的具体铺陈却没有围绕这三个特点来进行，如果把第二部分糅入第一部分的观涛之时里面，从水力到江涛，一一铺写，再到观涛后对人的审美效用，这样时间感更强一些。《天子游猎赋》以田猎为中心，几乎把《七发》中的六事全部包括进去，铺写得极有层次。先写云梦的环境物产，然后写打猎，打猎又分为壮士之猎与美女之猎，最后写在云阳台进食，而且每一层次都用“于是”二字作纵向推进。而横向罗列也细目诸全，言云梦，先总写“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然后分写其山势，其土色，其石质，接着又分写其东、其南、其西、其北四方之物产，在其南又细分其高燥与其埤湿，在其北又分其上和其下，极具条理和章法。正如司马相如自己所说的那样，“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不仅铺写云梦是这样，就是写打猎过程也是如此。如写楚王与壮士田猎，先写打猎的装备，马车、旗帜、利剑、雕弓、劲箭、骖乘、驭手，一一写来；接着写追逐猛兽，射杀猛兽，田猎结果；再写楚王停下来观猎，整个过程清清楚楚，没有丝毫混乱。这与所摹写和雕画的场景与风物有关系，司马相如决不会依样画葫芦，而是经过苦心构筑，想落天外，使所摹写与雕画的场景、风物完全融入重新设置的情节结构中，这样，子虚言楚才能成为向天子之事过渡的一个铺垫，才能为新的审美意旨服务，《天子游猎赋》也才会结合得那么紧，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的确，司马相如辞赋创作的成功与他善于汲取前人创作经验分不开。《楚辞》的“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
，很符合汉人的美学趣味和艺术追求，故“汉之赋颂，影写楚世”。但因为屈原的作品，毕竟是诗体，而汉代的辞赋，文体性质发生了变化，表现手法已有不同的要求。诚为刘熙载所说：“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而不畅，畅无或竭。”
辞赋描绘、叙述内容的“千态万状，层见迭出”，与其辞采的艳丽、繁复，当然也就不是《楚辞》可以比拟的。司马相如不仅仅师宗一家之长，而且取法甚广，可以说，正是对文学因子的综合吸取，加以创新，才使他将汉赋创作推向了极致。“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的结果，乃是“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
。刘勰说：“楚汉侈而艳”，其实侈艳在《楚辞》，尚限于表现手法，而在汉赋，却已经成为文体的特征。所以严格地说来，在语言运用方面，应当是“艳”在《楚辞》，而“侈”在汉赋的。
从另一方面看，可以说，正由于司马相如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具有丰富的语言学知识和深厚的文字功底，对语言的运用炉火纯青，遣词造句，驾轻就熟，因此，他的赋作突出地表现出一种语言美。在创作之时，他热衷于罗列具体名词，从而使他的赋作存在“同辞重句”，“半字同文”的“侈而艳”之美。
司马相如之所以偏好罗列名物，有诸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他热衷于物象与知识的细密编织，以求得描绘的图案化效果；其次，赋所担负的歌功颂德的社会功能与汉代统治阶层的好大喜功，又促使赋家尽力去状画山川、铺陈方物，以显示帝国的应有尽有；此外，赋的半口头文学性质，给赋家的诵读提供了炫耀口齿伶俐、玩味声韵美感的条件，更促使他们于名物的罗列有更为着意的追求。然而，最为根本的还是他的语言学知识的丰富，和对文字和文字学的注重，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驾驭语言与词语运用的高超审美表达能力。
司马相如辞赋创作的成功，还得力于古代典籍的熏陶。蜀遭秦火，文字典籍未能得传，然蜀人好文则古已有记。《华阳国志·蜀志》称：“（蜀）多斑斓文采……（蜀）与秦同分（分野相同，风俗相近），故多悍勇，在《诗》文王之化，被乎江汉之域，秦豳同咏，故（蜀）有夏声（华夏的语言音乐等）也。”据《四川通志》载，周穆王时，已有仙道李脱、李真多等在蜀修炼；成书于西周的《山海经》，据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称，其中《海内经》四篇、《大荒经》五篇皆蜀人所作。春秋中期，鳖灵王蜀，必然带入荆楚文化，开明五世迁治成都，立宗庙，用荆乐，崇“五行”等是其明证。春秋后期，老子西行过幽谷，为关令尹喜著《道德经》，临别告曰：“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青羊肆寻吾”，说明“老学”入蜀。约在此期，又有蜀人苌弘明阴阳数术之学，传孔子曾就其问乐，为蜀中有记载的早期阴阳家和音乐家，并极有可能为此后落下闳天文历数一派的渊源。春秋末期，孔子弟子蜀人商瞿传《易》学于蜀。战国中前期，商鞅被刑，其师尸佼恐诛，逃亡入蜀，造论20篇6万余字，说明法家之术亦在蜀流传。《汉书·艺文志》：道家有《臣君子》二篇、《郑长者》一篇，班注云“蜀人”，“六国时先韩子、韩子称之”。商瞿、臣君子之流可能即严君平易数一派的渊源。据徐仁甫《司马相如与文翁先后辨》说，早蜀文化的繁荣与秦徙六国豪侠及其罪人入蜀，带入异地文化有重要关系。如卓氏、程郑一辈工商业者，发展了巴蜀的经济；吕不韦舍人多迁蜀，即有参与《吕氏春秋》的撰写者，是杂家之学传入蜀；嫪毐舍人“夺爵迁蜀四千余家”
，其中也有许多仕人，带入了大量的秦文化。在司马相如的作品中，多处引经据典，可见其曾熟读诸如《五经》《山海经》《庄子》《楚辞》等多种古籍，说明这些古籍在蜀早有传承。足见蜀在文翁前，并非蛮荒蒙昧之地，而早为文化繁荣的一方沃土，故能产生像司马相如这样的杰出人物。司马相如少好读书，学击剑，善鼓琴，学识渊博，文辞宏丽，仪态闲雅，行止雍容，堪称蜀地早期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又为蜀文化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