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洞明字学”

明代文艺理论家谢榛说：“汉人作赋，必读万卷书，以养胸次。《离骚》为主，《山海经》《舆地志》《尔雅》诸书为辅。又必精于六书，识所从来，自能作用。若扬袘、戌削、飞襳、垂霄之类，命意宏博，措辞富丽，千汇万状，出有入无，气贯一篇，意归数语，此长卿所以大过人者也。” 就指出，司马相如之“所以大过人者”，是与其学识丰富分不开的。可以说，广博的知识是司马相如辞赋创作得以成功的要素之一。作为一位与文翁同时代而卓有成就的蜀人，司马相如“好书”，喜欢“师范”古人，兴趣广泛，极为注重学识修养。即如他在《天子游猎赋》中所说：“游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涂，览观《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驺虞》，弋玄鹤，建干戚，载云罕，掩群雅，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正由于他学识广博，知识积累深厚，才在语言文字、政论及政治活动、音乐美学等几个方面都具备了非常高的造诣。显然，这些方面的知识是他能成为一个彪炳于史册的大文学家的重要因素。

首先，司马相如赋作的成功多半得益于他的语言学功底。据刘勰《文心雕龙·练字》篇载，曹植曾指出：“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也指出：“西汉文人，若扬、马之流，咸能洞明字学，亦能古训是式，非浅学所能窥。”司马相如具有极为深厚的语言学知识，“洞明字学”，以擅长小学闻名于世，有小学著作《凡将篇》与《草木书》等，是中国早期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这对他娴熟的语言表达技巧显然大有裨益。司马相如所作大赋均采用了大量的字和词并在遣词造句上充分考虑到文章段落和对偶句间的音韵谐调。可以说他所撰写的大赋本身就是一部未加系统整理的字书和辞书。班固说：“史游作《急救篇》，李长作《无尚篇》，皆《仓颉》中正字，《凡将》则颇有出矣。”蒙文通先生认为所说指“《凡将》却有蜀地的新字，出《仓颉》之外” ，可见《凡将篇》中收入了当时蜀地的文字，对推动汉语言文字的发展，有其积极的意义。而《天子游猎赋》的不少段落，其词语运用都与《凡将篇》相同，如《天子游猎赋》之雕画天子苑囿物产之富：“于是乎蛟龙赤螭，鲠鰽螹离，鰅鳙鯱魠，禺禺鱋魶，揵鳍掉尾，振鳞奋翼，潜处于深岩；鱼鳖讙声，万物众夥，明月珠子，玓瓅江靡，蜀石黄碝，水玉磊砢，磷磷烂烂，采色浩旰，丛积乎其中。鸿鹄鷫鸨，鴐鹅鸀玉，䴔鶄鹮目，烦鹜鷛鸜，鷻鴜䴔鸬，群浮乎其上。泛淫泛滥，随风澹淡，与波摇荡，掩薄草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于是乎卢橘夏孰，黄甘橙楱。枇杷橪柿，亭奈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薁棣，答沓荔支，罗乎后宫，列乎北园。”这里所引近百文字，共罗列水族类9种，水禽类10种，果木类15种。他在《凡将篇》中对于同类名词的排列，亦不过如此，如：“乌喙桔梗芫华，款冬贝母木蘖萎，苓草芍药桂漏卢，蜚廉萑菌荈诧，白敛白芷菖蒲，芒消莞椒茱萸。”如果把他的赋作中名物罗列内容单独抽取出来，的确很难见出与《凡将篇》以类属编排文字有何区别。但是，他的赋作毕竟是经过艺术构思的结晶，是审美创作的物态化成果，存在于一定的艺术话语体系，具有审美的意义，与字书毕竟不可同日而语。

读司马相如的赋作，给人印象最为强烈的是其在状物叙事、言志抒情中，用字造语的怪异、重沓和同偏旁字的连绵堆砌而造成的陌生化效应。从当代的文艺理论来看，归根结底，文学艺术是语言的艺术；赋作为一代之文学，如果在当时并无所谓语言的魅力，显然不可能激发起一大批作家的创作激情并吸引住为数更多的读者，更不可能让萧统在辑《文选》、分别文学与学术的界限时，把赋列在各体之首。

从当时的审美意趣来看，汉代的人对辞赋的语言美感是极为欣赏的。如司马迁就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惟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他又说：“无是公言天子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及子虚言云梦所有甚众，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后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说：“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宏衍之辞，没其风谕之义。”他们都承认辞藻的“丽”是赋的特征。所谓的“侈靡”“侈丽”“淫丽”，都是站在传统教化说的立场来看，这反而证明了以司马相如为首的汉代赋家语言艺术的突出；他们所批评的乃是赋在辞彩与事义之间，即语言的铺饰和讽谕的意义之间，前者掩没了后者。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优游案衍，屈原之尚也。穷侈极妙，相如之长也。然原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余度矣，长卿、子云，意未能及已。”就指出司马相如赋作的审美特色是“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余度”，得骋辞之妙。

到晋代，左思《三都赋序》批评司马相如的《上林》与扬雄的《甘泉》等赋，认为：“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挚虞《文章流别论》亦认为：“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背。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显而易见，其观点都是就“丽靡过美”“与义相失”“而害政教”而言，认为语言过于华丽。挚虞指出今人之赋“以事形为主”，不同于抒写情志的古诗之赋；其文辞的烦省险易，亦由此分野，正是看到了以屈原《楚辞》为代表的抒情性文体和以司马相如赋为代表的描绘性文体之间在文体表现功能和语言风格方面的区别。值得注意的是，挚虞于“今人之赋”，并不反对形象的虚构和语言的铺陈、巧辩和丽靡；他要求赋家的，只是把握好度量，不能与事义情理相违，有害于政教。这样的观点，与汉人论赋，其精神实质亦颇相一致。

的确，由于司马相如具有丰富的语言学知识，在驾驭语言、运用语言方面炉火纯青，善于“以玮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辞”，“句之长短，亦不拘成法”，因而其赋作能突出地表现出规模壮阔、体制宏伟、气氛明朗、音节和谐、词汇丰富的审美特色。即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所指出的：“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这里就认为，扬雄、司马相如、张衡、蔡邕对骈偶已经达到“崇盛”的地步，而且下了“刻形镂法”那样的功夫。显然，这与司马相如所认为的辞赋创作应该“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的美学观点是一致的。也正由于此，所以他在创作中便能突出表现出对辞采、声偶的自觉追求，如《天子游猎赋》中“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左乌嗥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击灵鼓，起烽燧；车按行，骑就队”等骈辞俪句就相当工整，纯粹是刻意追求所达到的艺术境界。而下面这段文字则更是“刻形镂法”了：“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钜。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乐，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振动，川谷为之荡波……”这里不仅是在着意追求对偶，而且也比较注重辞采的精美和声韵的和谐，在文章骈化方面迈出了很大的步子。 DpkfntvJVCPdi2RkpO94T6juaUURqZ4gNo5AybaFMsvhmPyHQ6q8/dfe3ifG6/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