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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所提倡的“得之于心”“自得于内”的“自得”说包含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个人主义文学精神。这种自我意识和个人主义文学精神用道家哲人的话语来表述就是“自然”。司马相如以老庄道家一脉所代表的中国式的个人主义对人道主义的改造，成就了他独树一帜的不拘礼法、大胆冲决一切的人格。老庄道家式的自我意识和个人主义文学精神在司马相如身上得到了体现与张扬，成就了他“辞宗”的地位，使其辞赋创作在汉代赋作中达到了巅峰。
“人类的尊严”是一种梦想和崇高的理想主义。过于“文”化的文化的理想前途是从“巧辩矫饰”中退避出来，重新回到简朴的思想和生活里，而过于严肃的世界又必须有一种活泼的“智慧和欢乐的哲学以为调剂”。从其人生道路与精神境界看，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喜击剑，羡慕蔺相如的为人风范，更原名犬子为相如，可见其自视甚高。后来他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
，而景帝不好辞赋。时梁孝王来朝，游说之士邹阳、枚乘、严忌等皆从，相如见而悦之，因病免，游梁，数岁，作《子虚赋》。后梁孝王卒，相如归家，因临邛令会卓文君，琴挑文君，与其自由结合，并携其私奔。其举可算惊世骇俗。婚后生活拮据，他又“自著犊鼻裈”，夫妻二人开酒店，让文君当垆，自己涤酒市中，旁若无人。可见，其行事不拘执，喜欢自由怀想，自由行事，自由自在，自由创造，追求现实现世的享受，并将此置于超拔的感觉生活与高蹈的精神生活之上，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个人主义精神。
个人主义在司马相如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在《难蜀父老》中曰：“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且夫贤君之践位也，岂特猥琐龌龊，拘文牵俗，循诵习传，当世取悦云尔哉！”显然，这里所谓“有非常之功”，不“猥琐龌龊，拘文牵俗，循诵习传，当世取悦”，与“常人”相异的“非常之人”，就是喜欢特立独行、自由自在，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个人主义精神的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墨、道诸家都认识到了个体与群体、自我与他人之间密不可分的社会关联，他们都认识到个体自我是出发原点，无论是“立人”“达人”“兼爱利他”，还是“不利天下”“不取天下”，都必须是从一己之我出发，“立人”“达人”是从“己立”“己达”开始的；“兼爱利他”“不利天下”“不取天下”等的主语仍然是“我”。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了个人的“人类性”，即任何个体都具有社会性。儒墨都讲国家天下，道家虽然讲个人与殊相，但他们仍然深刻地认识到在同一个体上，仍有“社会”意义上的“我”的一面。儒家采用仁义礼制，墨家采用兼爱非攻，道家采用“贵己”“为我”，具体方案虽然迥异，却在目的上殊途同归——救治“世道人心”。就理想的“群体”而言，儒家的群体是君臣有分，夫妇有别，长幼有序的讲等差的群体；墨家的群体是“兼”而无“别”的群体；道家的群体是个人发展的群体。就理想的“个人”而言，儒家是为仁义礼制而生存的个人；墨家是利他而生的个人；道家则是为自我而存在的个人。而就总体意义上的“效果史”理解而言，“儒家追求社会秩序，墨家爱好社会平等，道家讲究个人自由”
。
显然，司马相如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个人主义精神与上述中国本土思想资源中的“个人主义”观念分不开，必然受老庄道家思想中的“个人”与“自我”观念的影响。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义的，问题只是在多大程度上对老庄道家之个人观念接受与改造。老庄道家标举自主、独立的人格精神，“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
。他称举至人、神人、真人的人格风范，因为他们都是超越经验世界的特立独行之士，他们不汲汲于功名，不孜孜于利禄，不奔走于权贵之门，不计较个人的荣辱毁誉，达到了古代中国文化中个性主义的巅峰。鲁迅在《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论文中，就是将个人主义作为整部人生意义系统、整个社会发展的真正起点与归宿的：“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个性之尊，所当张大。”就是对老庄道家之个人主义观念的“重新发现”与发展。
除了对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的尊崇之外，老庄道家之个人主义观念的另一重要内涵在于对“万物各听其异”的“个体多样性”的推崇。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引述《庄子》中的几段话，意在做庄子“其文则汪洋捭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的论据，其中有一段《庄子·齐物论》中的话，颇能说明老庄“万物各听其异”的主张。在这段话中，强调在经验世界中，万物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是非、正误尺度，并在此标准下趋同于“天下之正色”；而王倪则主张万物应各听其异，天下根本就没有作为统一尺度的“正色”，如果要勉强以一种尺度去统一各种不同的对象，结果只会导致无尽的纷争。都表达了他对“同”“一”的警惕。显然，“得之于内”“得之于心”，主张“自得”的思想是与老庄道家的“万物各听其异”主张相似、或者接近的。
崇尚自我的司马相如对自己的个性的认知是切合实际的，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他在个人的生活选择中，虽“进仕宦”，但“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最后，他干脆“病免”于家，断然拒绝了升官晋爵的机会，这样才有可能保持其文人的个性，才有可能保证个人的言说不被群体的话语洪流淹没。但是这种与实践的疏离并不能成为他坚守纯粹个人主义立场的保障，相反，实践品格的缺席某种程度上还会导致思想立场的松动甚或瓦解，因而，才有他死后“遗札书言封禅事”。
当然，作为中国早期的杰出政治家，司马相如的群体意识还是极为浓重的，他的《喻巴蜀檄》和《难蜀父老》，实际上就是两篇说理充分、情文并茂的政论文。在朝中，他还敢于上《哀二世赋》，以讽谏好大喜功的武帝。这种从个人到群体的“自由”转轨，实不难从道家文化中寻找到答案。从个人到群体的转轨，实与道家文化的逻辑构成不相冲突。因为老庄道家崇尚个体，关注自我，但也并非视自我为脱离社群存在的孤独个体。实际上，他们深谙二者之间不可脱却的密切关联。先秦道家既讲“重己”“贵我”，无名、无功、无己，“隐居不仕”、寄寓田园，也讲一毫不取，“功盖天下”“化贷万物”，爱民治国，“乐俗”“安居”，“利他不争”，“从俗”“从令”，等等。这就为个体从个人关怀走向对社群乃至天下的关怀预置了通道。另外，道家讲“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就视“个人”与“天地”“万物”为无等差的、无障碍的存在，从而为个人融入社会消除了观念上的樊篱。再者，老庄道家的“齐家物”“一人我”“无彼此”等相对主义哲学观念与思维方式，亦没有在个人与社群之间坚守各自的不可逾越的边界，从而为二者的自由出入发放了通行证。
个人主义文学精神在司马相如的赋作中多有体现，所谓“绝殊离俗”“其小无内，其大无垠”，凭虚构象而意象生生不息，“似不从人间来者”。在中国古代的文化观里，儒、道并非两个对立的系统，而是一种互补型的文化结构。儒家是庙堂的、主流的哲学，道家是世俗的、江湖的哲学；中国人性格中的基本因素，如“老成温厚”“遇事忍让”“消极避世”“超脱老滑”“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滑稽”“因循守旧”等，大多都是儒、道的糅合；“道家的浪漫主义，它的诗歌，它对自然的崇拜，在世事离乱时能为中国人分忧解愁，正如儒家的学说在和平统一时做出的贡献一样”
，这就从文化功能的角度等齐了儒、道两家学说。
总之，顺其自然，自由地舒展自己的性灵，以富于个体性的感受贴近生命的历程，或者不羁于樊篱，做一个奔放的情感流浪者与生活的歌咏者，等等，却又无一不是“性灵”中人，无一不富于个人主义的美。这是司马相如所倡导的“得之于心”“得之于内”的“自得”说的深层美学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