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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之于内”、自得，还包含自得其乐、自娱自乐的意思。《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这是就明确提出了“自娱”说。司马相如在《天子游猎赋》里也云：“泊乎无为，澹乎自持……脟割轮淬，自以为娱。”《古文苑》载有扬雄《逐贫赋》，内有“子云自序”云：“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此赋以文为戏耳。”“以文为戏”就是以文自我调侃，自娱自乐。张衡《归田赋》表达厌恶官场、归隐田园的愿望，其中有句“于焉逍遥，聊以娱情”，意谓借笔墨来遣兴自娱。可见，自司马相如始，文人已明确认识到文学的“自娱”功能。魏晋是文学自觉时代，一方面高度评价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认为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另一方面开始明确提出文学“自娱”说。陶渊明《五柳先生传》说五柳先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衔觞赋诗，以乐其志。”“五柳先生”实为作者的化身，赋诗著文与饮酒一样，只是自娱，而不是为了“荣利”“得失”。陶渊明的“自娱”说对后世影响甚大，《世说新语·栖逸》注引《续晋阳秋》谓戴逵“不乐当世，以琴书自娱，隐会稽剡山”。《恶书·王坦之传》记载，谢安喜好音乐，居丧期间也不废伎乐。王坦之劝阻他，他回信说：“仆所求者声，谓称情义，无所不可为，聊复以自娱耳。”以琴书自娱，以音乐自娱，是广义的文学“自娱”。南朝以来，文学“自娱”说时显时隐，一脉不断。
“得之于内”的“自娱”心理不只是文学作品的功能，也不只存在于文学阅读和接受过程中，它存在于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作者的文学生活首先是“自娱”的，他们在没有创作之前即已接受了“自娱”观念，带着这种“前理解”进行创作，创作意图和目的即是“自娱”。进入文学创作过程中，也是“自娱”，构思、雕画、摹写、夸饰、虚拟、写志状物等，皆是“自娱”。整个创作过程皆是精神“自娱”活动。
“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的文学创作是“自娱”，创作意图十分明确，这种情况不是以先入之见强加给古人的，古人多有亲身体验。曾巩《齐州杂诗序》云：“虽病不饮酒，而间为小诗，以娱情写物，亦拙者之适也。”
苏轼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
又《答毛滂书》中谓作文是“闲暇自得”。晏几道《小山词·自序》说词的作用是“析酲解愠”，“为一笑乐”而已，说“试续南部诸贤绪余，作五七字语，期以自误”。理学家邵雍常以作诗自娱，《安乐窝中诗一编》云：“自歌自咏自怡然。”
可见，在“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的审美创作观念中，文学创作只是自己闲暇自适生活的反映，是一种悠然自得的精神创作活动，一种闲雅的个人生活方式。文学不是求功名之具，亦不必示人传世。“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的文学创作是“泊乎无为，澹乎自持”，“自以为娱”，是一种精神愉悦活动，创作过程即充满快感，是自娱过程，不只是成品（文学作品）才能自娱。
“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的审美创作是“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忽焉如睡”“泊乎无为，澹乎自持”的“自以为娱”，文学阅读、欣赏和接受也是“泊乎无为，澹乎自持”，“自以为娱”。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中说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陶醉于读书的快乐，得到精神上的愉悦，这便是读书的目的。陈师道《咸平读书堂》云：“近事更汉唐，稍以诗自娱。”
倪瓒《玄文馆读书》说：“讽吟古人书，怀澄神自怡。”
李贽《读书乐》诗写道：“读书伊何？会我者多。一兴心会，自笑自歌。歌咏不已，继以呼呵……歌哭相从，其乐无穷……怡性养神，正在此间。”读书可得到感情上的宣泄，获得精神上的快感。袁中道《白苏斋记》说袁宗道“取文酒以自适”
；蒋如奇、李鼎辑《明文致》，亦仅供“案头自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