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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新意、是否具有独创精神，是司马相如“得之于内”“得之于心”的“自得”说又一基本审美内涵。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尧臣语云：“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也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要求作品立意新颖，不能人云亦云，要具有独创性。“意新”是就创作主体要表现的审美意旨与审美情趣而言的，“语工”则是就艺术表达、遣词造句而言。可见，所谓“得之于内”“得之于心”其规定的独创精神应包括审美感受的独特和艺术表现的新颖。据《国语·郑语》记载：史伯曾提出“声一无听，色一无文”的主张，可算最早发现艺术新奇性审美特征的记录。王充在《自纪》中指出：“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强调“文贵异，不贵同”。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指出，创作主体在进行创作构思时，都“各师成心”，故而，其作品的风格也应“其异如面”，反对风格的单一，提倡风格多样化，要求作品应具有独创性。韩愈则进一步提出“唯陈言之务去”
的主张，要求艺术表现应具有创新性。无论中外古今，强调艺术的创新和独特性是共同的。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指出：“只有传达出人们没有体验过的新的感情的艺术品才是真正的艺术作品。”契诃夫也说：“如果这个作者没有自己的笔调，那他绝不会成为作家。”
他们针对作品的思想感情和表现手段指出，新颖性是文学的重要审美特征。鲁迅也说：“诗歌、小说虽有人说同是天才则不妨所见略同，所作相像，但我以为究竟也以独创为贵。”
凡是成功的艺术品，都显现着艺术家对于美的独特感受和他们的个性特征，都具有艺术表现的独创性。艺术创新在文艺作品成功的诸因素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继承的基础上，富于变化发展是“得之于内”说的主要规定性内容。陆机在《文赋》中说：“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对于“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唐大园《〈文赋〉注》云：“上句是务去陈言，下句是独出心裁。”陆机以花为喻，指出古人已用之陈言旧意，像早上已开过的花朵一样应谢而去之；古人未述之新意新词，则如未发之花，尽可取而用之。所谓“朝华”与“夕秀”是包括文意和文辞两个方面的，陆机主张两方面都应有革新变化，只有不断创新的艺术才具有生命力。时代前进了，就需要适应当时的具体情况，符合变化了的新要求。陆机在《文赋》中指责当时文病说：“或藻思绮合，清丽芋眠。炳若缛绣，凄若繁弦，心所拟之不殊，乃暗合曩篇。”“藻思绮合”，既包括艺术构思和形象塑造，又包括词采、音律；“所拟不殊”，指形象描写的问题。陆机在这里是本着“谢朝华”“启夕秀”，要求具有创新精神的审美批评标准来反对抄袭、雷同之作的。
要“得之于内”“自得于心”“自得”，以创作出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杰作，既要有雄放的气魄和富瞻的才华，同时，更要有勇于创新的精神，锐意开拓，与时俱进，增强审美创作的创新意识。这就要求创作主体应因时而为，不断加强自身修养，只有这样，才能与时俱进，有所创新；并且，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善于观察矛盾，抓住创新变化的最佳时机，不循定法，才能真正做到与时俱进。生生不已、与时俱进的观念传统，造就了中华民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的民族精神传统，构筑了中华民族不断进取的内在精神力量，也是中华民族繁荣发展的不竭动力。正因为中华民族具有与时俱进、生生不已的民族精魂，故而在汉唐以至清朝中期，其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综合实力曾长期位居世界前列。但是由于清朝后期的统治者闭关自守，没有坚持民族优良的精神传统，拒绝学习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制度，在近代以来，我们落后了。这也从反面说明，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保持自己民族成为“可大可久”
千年不衰的伟大民族。文艺创作与文化建设一样，只有发扬生生不已、与时俱进的传统精神，勇于探索，努力创新，与时俱进，才能取得突出成就。更新审美创作理念，发扬传统文化重“生”精神，坚持“得之于内”“自得于心”的创新原则，是获得审美创作成功的关键。南朝梁著名作家沈约说：“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写道：“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还是鲁迅先生对司马相如的评价最为精准：“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宏丽，卓绝汉代。”所谓“振芳尘”“激颓波”“开流荡无垠”“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就是对司马相如创新精神的推崇。中国哲人认为，“生生之谓易”。易的实质在于“生生”，即产生生命，生生不已，而这正是天地之大德。作为五经之首的《周易》蕴含的文化哲学思想，是“自得”说强调创新理念的基石。当代学者梁漱溟把儒家的形而上学的要义总结为“宇宙之生”，其核心是万物化生，生生不已；熊十力依据《大易》强调翕辟成变、肇始万物。本心不在宇宙万象之外，就在生生化化的事物之中。牟宗三发掘《周易》的刚健创生的胜义，强调中国哲学以生命为中心，2000多年来的发展，中国文化生命的最高心灵，都集中在这里。在5000多年历史文化长河的奔流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哲学观念和美学智慧，造就了与时俱进、生生不已的民族精魂。作为蕴涵远古先民思维观念和后世观念发展源头的文本，中华民族在很早就确立了包括整个自然、社会、人生的生命状态，是一种不断变动、不断生成、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过程存在，而不是凝固僵化的实体存在物，“变”是整个《周易》的核心思想。中华民族古之学者认为世界运动变化的核心要义在于创新。《周易·系辞》上讲：“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生生”“日新”不仅是一种客观世界的哲学揭示，于是人道行事与审美创作的基本原则和德行依据。只有“生生”“日新”，与时俱进，才与客观世界的本然状态相符，才是发挥主观世界的必然本性。就文艺审美创作而言，则才能激发出自己的思想才智，使自己独具只眼，取得杰出成就。
“得之于内”说还规定在艺术表现上必须富于变化创新，“不可得而传”。落实到具体作品，则要求其审美结构和情节发展应该生动曲折，富于变化。就小说和戏剧而言，则规定其情节必须新奇曲折，要“将三寸肚肠直曲折到鬼神犹曲折不到之处，而后成文”
，要使读者和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被变幻莫测的情节所吸引，和剧中人一同喜怒哀乐。只有做到情节婉转曲折，欲擒故纵，新奇巧妙，出人意料，使形象表现得异常突出动人，才能使作品获得永久的艺术价值。而就抒情性强的诗歌而言，则规定其必须表现出情感变化的跌宕多姿，从而达到引人入胜的境地。据《旧唐书·杜甫传》载，杜甫曾用“沉郁顿挫”来评价自己的诗作。“沉郁”是指感情深沉、含蓄；“顿挫”则指诗歌内在的审美情感运动的波澜变化和音律上的抑扬起伏。总的来看，“沉郁顿挫”指诗作中蕴含的情感是自然的流露，却又“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
，给人以千回百转的意味。杜甫诗中有“文章曹植波澜阔”
，“凌云健笔意纵横”
之句，以“波澜阔”“意纵横”评价别人或自己的作品，都是指作品中情感变化上的波澜起伏。杜甫被称为“集诗之大成者”
，为“千古诗人之首”
，除了诗歌中强烈的人文关怀外，艺术表现上富于变化创新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情节的曲折和审美情感运动的起伏又必须自然而然，这就是叶燮所谓的“变化而不失其正”。叶燮认为，优秀的诗作“其道在于善变化”，但接着又说：“变化岂易语哉？”
强调应做到如苏轼所说的“如万斛源泉，随地而出”
，孕变化于自然，只有这样，始为佳作。金圣叹也强调情节的变化应自然，应“无成心之与定规”“自然异样变换”。在他看来，“自然异样姿媚”也就“自然异样高妙”
。只有既符合自然，又具有无穷变化、新意迭出的作品，才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永久的艺术魅力，才能令人百读不厌，回味无穷。
总之，新颖的题材、独创的主题、起伏的情感、曲折的情节，是“得之于内”“得之于心”“自得”说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