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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之于内”所谓的“得”，意为得到、获得。《说文》云：“得，行有所得也。”《玉篇》云：“得，获也。”同时，“得”又有晓悟、了解、满足、控制的意思，如《礼记·乐记》云：“礼得其报则乐。”郑玄注：“得谓晓其义。”而“得之于内”的所谓“内”，其本义为“入”。《说文》云：“内，入也。”桂馥义证云：“凡得外入为内。”这里的“内”，意为内心。《论语·里仁》云：“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由此可见，所谓“得之于内”，即首先主张创作主体应确有所得，含化于心。就其创作实践来看，司马相如作赋喜欢“以琢炼之劳，吐以匠心之感”，主张精雕细刻，认真推敲，这点可以通过司马相如与枚皋辞赋创作的比较来看。司马相如与枚皋是西汉武帝时两位著名的辞赋家，《汉书》卷五十一对他们有如下记载：“（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多。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于皋。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又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凡可读者百二十篇……不可读者尚数十篇。”司马相如和枚皋作赋，一个以质取胜，一个以量擅长，据《汉书·艺术志》记载，司马相如赋29篇，枚皋赋120篇，数量上相差悬殊。司马相如作赋精益求精，甚至呕心沥血，据《西京杂记》卷二记载：“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焉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司马相如是位风流倜傥的西蜀才子，创作《天子游猎赋》时恰值风华正茂的年龄，是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尽管如此，他还是冥思苦想，废寝忘食，历尽艰难才最终完成。枚皋则不同，“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则成，故所赋者多。”枚皋作赋几乎是不假思索，下笔成文，这就难免粗制滥造、敷衍了事。司马相如赋少而枚皋赋多，但是，提起文学史上的辞赋作家，许多人了解司马相如，而根本不知道枚皋。司马相如的主要辞赋都流传下来了，枚皋的辞赋至今却荡然无存。大浪淘沙，历史对待这两位赋作者还是公正的。钟嵘《诗品》在评论谢灵运的诗歌时称它“颇以繁富为累”，并且具体分析了造成这种弊病的原因：“嵘谓若人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谢灵运才思敏捷，又感慨良多，容易触景生情，睹物起兴；因此，他的诗歌创作速度快，缺少精雕细刻。他的诗有名言警句，但又显得枝蔓过多，如果他能写得慢一些，仔细推敲，那么，他的诗就会多一些挺拔的青松，少一些丛生的灌木；多一些无瑕的白玉，少一些灰尘泥沙。过分追求诗歌创作的高速度，成为谢灵运作品瑕疵的重要原因。在中国文学史上，宋代的杨万里，清代的乾隆皇帝，他们所写的诗都超过万首，但是，真正在文学史上大放光彩的不是他们，而是只有几百首、甚至只有几首诗歌流传下来的李白、杜甫、王之涣等人。由此可见，能否永垂不朽，不是由作品数量决定的，而在于作品所具有的水平，所达到的高度。
其次，从司马相如的创作实践来看，他认为，辞赋创作中，“赋家之心”的引发必须自然兴发，乘兴随兴，自得自在，自得于心。清代神韵派诗话作家王士祯在《渔洋诗话》卷上曾说过这么一段话：“越处女与勾践论剑术，曰：‘妾非受于也，而忽自有之。’司马相如答盛览曰：‘赋家之心，得之于心，不可得而传。’云门禅师曰：‘汝等不记己语，反记吾语，异日裨贩我耶？＇数语皆诗家三昧。’”这里所谓的“得之于心”，就是“得之于内”，也就是“自得”。这种“自得”思想，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含义。
第一，“自得”有出自自性、自情、自心的意思，即辞赋创作应出自本心、发自肺腑，依自力不依他力。
第二，“自得”有自由、自在、自然之意，不是刻意为之，必须是从实际生活中亲身得来的感觉和体验。
在司马相如看来，赋的写作与构思应以创作主体自身的内在觉悟为原动力，不应依靠自身以外的力量。作赋的过程，是创作主体自身通过心物契合情景交融的意境观照自我心灵的过程。古人常说“诗乃心声”“诗主性灵”，这种心声、性灵，即诗人自己的内心世界、精神旨趣。因此，若想从前人的故纸堆或时贤权威那里乞求法宝，以他人的“心声”代替自己的“心声”，终究会一无所得。文学史上，不少诗人正是吃了这种苦头才幡然彻悟的，只有“自得”才是诗歌创作的唯一出路。如南宋著名诗人姜夔在《白石道人诗集自序》中说：“近过梁溪，见尤延之先生，问余师自谁氏？余对以异时泛阅之作，已而病其驳如也。三熏三沐，师黄太史氏，居数年，噤不敢吐。始大悟学即病，故不若无所学之为得，虽黄诗亦偃然高阁矣。”与姜夔同时代的杨万里在《荆溪集自序》中也谈到自己的体会说：“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后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戊戌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杨万里和姜夔之所以能在今天的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可以说正是从“自得”中来。无论是“以健笔写柔情”的白石诗，还是新鲜活泼、幽默风趣的“诚斋体”，都是他们“自悟自修”的产物；反之，如果他们抱住前人不放，就不能有独特成就。袁枚在《随园诗话》卷四中说：“大概杜、韩以学力胜，学之，刻鹄不成，反类鹜；太白、东坡以天分胜，学之，画虎不成，反类狗。佛云：‘学我者死’，无佛之聪明而学佛，自然死矣。”为什么“学我者死”呢？因为在学他人的时候，已经失去了自己。从这点出发，受禅学影响极深的明代诗学理论家袁宏道也极力反对“从人脚跟转”。他说：“宏实不才，无能供役作者，独谬谓古人诗文，各出己见，决不肯从人脚跟转，以故宁今宁俗决不肯拾人一句。”
显然，司马相如“得之于内”说所主张的正是袁氏“宁今宁俗”也不依他力的一种可贵的“自得”精神。清人柯振岳《论诗》诗说：“陶冶性灵归自得，创垂堂奥各精神。我生若有江淹笔，不把浮光貌古人。”由此可见，坚持“自得”的诗人也正是在自己创造的诗歌境界里陶冶性灵、观照自己的精神世界的。南宋最伟大的诗人陆游也曾经经历了一个由“乞人残余”到“天机云锦自在我”的写诗过程。在《九月一日晚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中，他说：“我昔学诗未有得，残余未免从人乞。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浮名有惭色。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陆游这首诗可说是对“自得”理论最具体的笺释。
其一，它说明诗歌创作不是从向外求学，即“乞人残余”得来，而是靠自己体会得来。
其二，所谓“得之于心”并非自己闭门造车、暗中摸索所得，而是实际生活给予自己新鲜而独特的感受。
司马相如既具有纵横家的个性特征，又具有浓厚的入世思想，想轰轰烈烈，干一番经国大业，以实现儒家的道德理想。辞赋创作则提倡创新，主张“自得”说，要求另辟蹊径，独立门庭，以引起世人注视，以利于广结天下文林俊杰，来共传济世之道。此外，他也是为了创造一个崭新的艺术美的境界，他所主张的“得之于内”“得之于心”，就是追求独创之品的表现。的确，汉代能文的人很多，但写得好的人却很少，而司马相如、司马迁、刘向、扬雄却是当时文苑中最享盛名的巨擘。如果他们平平常常，“与世沉浮，不自树立”，那么就不可能撰写出垂范后世的杰作。可见，司马相如之所以提倡“自得”，正是他自我树立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