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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叶，地主官僚买办阶级垄断了国民经济的命脉，特别是对土地的兼并和垄断十分严重。
在旧社会漫长的岁月里，大厂地区的回、汉族人民在反动统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过着贫穷苦难的生活。那时大厂地区共有19万亩土地，除潮白河沿岸土质较好外，其余多是薄、碱、沙、洼，亩产粮食一般在百斤上下。虽然地主、富农人口只占总人口的4％，却占有50％以上的土地。大量土地掌握在地主阶级手里，那些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靠租种土地或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计，无奈地忍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地主阶级盘剥农民的主要手段和形式，有雇工剥削、出租土地、放高利贷和靠货币贬值发家。由于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土地进一步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由于落后的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在农业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农民在生产资料和资金严重不足的条件下，几乎完全用旧式的手工劳动从事生产，农业生产力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封建生产关系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
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加剧了农民的贫困和破产。地主出租土地，一般有租种、分种、“开锅伙”等形式。“租种”，采取订立契约的剥削方式，以一年为期，租金每亩良田7元或8元现洋，平常地3元或4元，秋后一次交齐。“分种”，就是籽种由佃农与地主均摊，收获亦均分，而牲畜、肥料、耕耘、劳役皆由佃农投入。“开锅伙”是地主出资、出牲畜、肥料、农具等，佃农出劳力，收获有均分、四六分、三七分（地主六成或七成等）。此外，地主还雇佣长、短工为其常年耕种土地或承担家务劳役，他们利用延长劳动时间，加重劳动量或克扣工资等手段剥削雇工。放高利贷是地主剥削农民最残酷的一种手段。地主的粮或款借给农民，一般是“借一还二外加三”，借债者如到期本息无力偿还，利息转本，利滚利，俗称“驴打滚利”。
大厂地区大多数的贫雇农因没有土地，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一年到头除交租纳税之外，所剩无几，过着衣不遮身，食不饱腹的苦日子。为了活命，农民不得不向地主借粮借债，又受到高利盘剥。还不起债务时，只得出卖那一点仅有的土地或房屋，最后是背井离乡逃荒“下关东”，或“到口外”去找活路，妇女到北平、天津当“老妈子”（佣人），一些走投无路的人，不得不卖儿鬻女，沿街乞讨。
辛亥革命以后，封建军阀和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国内少数民族采取了残酷的压迫政策。他们承袭了历代统治阶级的衣钵，除了在政治上歧视外，在经济上的剥削与掠夺更加残酷，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诸如“田赋”“兵赋”“马款”“保甲费”“青苗税”“人头税”，等。几乎天天有捐，处处有税，逼得回族人民走投无路。在繁重的捐税强征和地主的剥削下，大厂地区的回民村中，有三分之一户几乎成了“赤贫”。他们只有向高利贷者借钱粮“饮鸩止渴”。据粗略统计，当时回族村中的负债户一般占全村的50％以上，有的村则高达80％。人们常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大厂地区，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苦海。当时，北坞、南寺头、霍各庄、大厂、大马庄等村的回族大地主，家产之富，土地、商号之多，驰名京东。仅从土地一项来看，回族当中70％以上的土地，都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位于大厂东侧的大马庄，是一个纯回民村，村中一户回族地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占有土地3300亩，大牲口70多头，长工200余人，青砖大瓦房440多间，而其全家，包括在外做官行商的一共不过50余人。每人平均占房8间有余。每日持枪护院的就有20余人。北京、天津、台北都有他家经营的商号。当时有句民谣这样唱道：“举目财主地，抬眼财主房。朱门油缸倒，淹了穷人炕。”这首歌谣看似夸张，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在大厂回族中，贫富悬殊的社会状况。当时，北坞的地主身居县境北端，但县境最南端大片的土地，都为他所有，穷苦回族群众要租种他家的地，必须先交租子后租地，交不起租的，就得拿房产文书做抵押。农民辛苦劳累一年，秋后所剩无几，债务却成倍递增。由于历史的原因，贫苦的回族群众，既没有土地，也缺乏耕耘的技术，一般靠做小买卖维持生计，正如民谣所说：“回回手中两把刀，一把卖牛肉，一把卖切糕。”
大多数的回族群众，无地无粮，只得靠贩牛、贩羊、屠宰、卖柴、卖菜维持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当时这些经营小贩的钱，大多是借高利贷而来。他们的血汗被剥削阶级压榨、吮吸。这些以小贩行业为生计的穷人，既无优厚的本钱，又无马匹车辆等运载工具及店铺门面，他们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不得不先背上“驴打滚”的债务，起早贪黑，肩挑八根绳，或推一辆木轮车，从几十里外趸来，再到几十里外去叫卖。盼到立秋，天转凉，有的改操屠宰业。当时夏垫镇五天一集，他们因无本钱，通常在上一个集日以高利贷的形式从牛羊店趸来牛羊，然而在下一集头必须把欠债还清，集日这天才能再趸。一家人起早贪黑，推车挑担，拼死拼活，而终日所得，往往只够全家当日糊口，吃了今天的没有明天的，赶上阴天下雨，三灾八难，终难逃脱逃荒要饭的道路。
大厂地处“京畿”重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各派军阀为争夺权力和扩大地盘，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经常不断地发动战争，兵连祸结，生灵涂炭。长期的战争使大厂人民长期陷于动乱之中，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反动军阀部队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残害百姓，而人们因恐惧战争，抛家别舍，迁徙流离，无法从事正常的生产活动，造成田园荒芜，农夫辍耕于野，商贾停业于市，社会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人民不仅要承受原来清朝政府规定的全部捐税，还要承受北洋军阀附加的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新税，如生产税、销场税、印花税、肉税、注册税、谷捐、米捐、屠捐、路捐、河捐、城门捐、码头捐等，几乎无物不课，无处不征。在这些数不清的苛捐杂税之外，北洋军阀还滥发公债，滥印纸币，变相对人民进行经济掠夺。在战争发生地和军队驻扎过境的地方，除军阀部队自己摊粮派款、拉夫抓丁之外，还要地方官为其筹措物资，办理兵差给养。大肆抓夫抽丁，要钱要物，强迫百姓修筑工事，专门成立“支应局”为军队提供民夫、车马、米面及柴草。
战后双方军队退走时还不忘在城镇乡村劫掠一番。连年的战争造成了连年的匪患。历次战后，均有大批散兵游勇溃散乡间，三五成群，结成股匪，打家劫舍。因战乱和其他原因无以为生的农民，有被迫铤而走险者，啸聚苇塘密林，抢劫掳掠，成了土匪。昼伏夜出，杀人越货，打家劫舍，绑票勒赎。当时的社会秩序混乱不堪，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打着村村户户不受外人侵犯的幌子，明里组成“联庄会”，暗地勾结官、匪，趁机劫道抢粮、枉杀百姓，胡作非为。大厂、夏垫、芦庄、大马庄、陈家府等村都有联庄会的头子，他们在村中作威作福，是欺压劳动人民的地方反动势力。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侵略军突然袭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公然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从此，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东北三省，开始了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侵略战争。1932年3月，日本侵略军在长春扶植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中国东北三省进一步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又进一步觊觎华北。
1933年1月，日军攻占山海关。3月，热河全省沦于日军铁蹄之下。山海关和热河的陷落，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日军随即又自热河南下，向长城线上的军事要塞进攻。驻守长城的中国军队在人民抗日热情的影响下，坚持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长城抗战。中国驻守长城一线的第二十九军、十七军、三十二军和五十九军爱国将士英勇抵抗，二十九军在喜峰口至罗文峪一线给予日本侵略军打击尤为沉重。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长城守军得不到有力的支援，奋战两个多月后失败。
1933年5月下旬，日军占领唐山、遵化、蓟县、平谷、密云、丰润、宁河、玉田、三河、香河等县，直逼通县，形成对平津的包围态势。
从此，大厂地区沦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
1938年6月，宋时伦、邓华奉命率八路军四纵队，由平西挺进冀东，开辟抗日根据地，冀东人民欢欣鼓舞。
1938年7月7日，中共冀热边特委为配合八路军四纵队挺进冀东创建抗日根据地，发动和领导了冀东十万多人参加的抗日大暴动，建立了冀东抗日联军（9月改编为八路军第四十三支队，司令员李运昌）。声势浩大的抗日大暴动，范围西起通县，东至山海关，北起雾灵山，南至渤海湾，席卷冀东21县。暴动队伍配合八路军攻占冀东许多重要城镇，抗日烽火在整个冀东熊熊燃烧，震撼了平津，轰动了全国。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暴动中，三河、香河两县人民积极行动，组建抗日武装，打击日伪政权，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之中。
冀东暴动开始时，日军正忙于进攻武汉。冀东暴动后，为了扑灭暴动的火焰，敌人立即放弃了对国民党占领区的进攻，调来了小林部队，同时还纠集了当地驻军对冀东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使冀东斗争形势，一度恶化。暴动受挫以后，四纵和抗联部队被迫西撤，日军更加强了对占领区的控制。
就在这一年，日军在大厂地区的大厂、夏垫、冯兰庄、谭台、彭府等村镇建立了据点，修建了炮楼。同时还在各村建立了伪政权。在南寺头、大厂、小东关、霍各庄、陈府、双臼等村镇建了伪大乡，成立了伪乡公所。还在各村建立了维持会，实行“保甲制”；为各户建立了户口门牌，按人发放了“良民证”。据点的日军利用伪政权严密监视抗日武装力量的行踪。
1940年初，冀东抗联武装和地方干部经过整训后奉命返回，并开始向沦陷区进攻，打击敌伪，扩大根据地。同时组织人民，肃清土匪，人民群众抗日情绪异常高涨。到1941年上半年，抗日游击根据地北部发展到兴隆、密云两县，西部发展到潮白河，南部发展到蓟县平原地区和三河县北部地区，从山区到平原连成一片。当时的大厂地区，正是冀东游击区的一部分。这里不但处于京津两大城市之间，而且又是通唐公路东西运输的要道，因此日军对这一地区不断加强兵力。为了打破敌人的防线，完成开辟根据地的艰巨任务，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回、汉族人民配合抗日武装，在这块土地上与日伪汉奸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