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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秋季，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均开始了战略反攻。国民党军为挽救在华北战场的颓势，巩固其在平津地区的统治，于1947年8月6日和1948年2月3日对解放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扫荡”。
冀东解放区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既是国民党军必欲确保的地区，同时也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控制华北、威胁和包围平津的首要战略基地。因此，在国民党军1947年8月和1948年2月通过大规模军事进攻对这一地区实施占领后，晋察冀军区和野战军在战略进攻阶段，将这一地区作为主要战场之一，多次发起大规模进攻战役，其目的是为了有效地调动敌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了配合野战军的战役行动，冀中、冀东军区主力兵团，军分区主力团、县大队（独立营）及区小队和民兵，也积极主动地频繁对敌发起攻势作战。冀东解放区香河、三河两县军民在国民党军大“扫荡”之后，又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艰苦斗争。1946年8月至9月国民党军大规模进攻之后，其主力部队便大部撤离，剩下的只有少量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武装。因此，自10月起，冀东十四军分区主力团和香河、三河两县地方武装，便开始了恢复地区的斗争。
1947年7月2日，晋察冀军区第十旅、十四军分区联合野战司令部出动第二十九团、三十四团攻打夏垫镇据点。因敌人从县外派来大量援军，未能攻克。可见国民党军对这一区域高度重视和戒备之程度。同月，晋察冀军区第十旅、十四军分区联合野战司令部，指令三十四团围歼国民党九十四军一个团的“西柳河屯村（位于夏垫镇西）战斗”中，遭到敌增援部队的夹击，战斗打得异常残酷，三十四团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突围出来，虽有较大的伤亡，但指战员勇猛顽强的战斗气概也使敌军心惊胆寒，人数众多的增援部队不敢在此停留，在当地大肆抢掠财物之后，赶紧离开三河县境。
1947年秋末，根据斗争形势需要，三河县支队和平谷县支队合编为平三团（又称十四团）。团长杨洪鏖，政委华光。回民队为一营一连，陈捷三任营长。一连连长杨学智，指导员尤永春。二连连长杨占鏖，三连连长卢明义。平三团一营，仍活动在三河、大厂一带，配合地方工作打击小股敌人。
进入腊月以后，三河县城的国民党反动武装，想在年前捞一把，经常出来抢粮、抢东西，平三团一营得此情报后，决定打击这股敌人。1948年1月28日，部队决定一、三两个连在三河南关外设伏，二连在褚各庄一带埋伏，准备截击燕郊方面的增援部队。营长陈捷三带一、三两个连，于1月27日深夜，行军几十里，28日黎明前到达预定地点埋伏好。部队进入阵地后，一连、三连直等到八点多钟，也未见敌人行动。就在这时，听到西边枪声大作，营长陈捷三和两个连干部共同分析西边枪响并不断南移的原因，判定是打增援的二连和敌人“接了火”。部队立即调整部署，决定马上跑步增援。两个连的全体指战员，飞奔大厂，把阻击部队改为增援部队向二连靠近。不出所料，西边枪响，确实是打增援的二连与敌人遭遇。而与二连接火的敌人正是气势汹汹的“张松江部队”。
张松江，又名张广田，1945年底以前曾任抗日根据地二区武装助理。1946年调任顺义县大队参谋，10月叛变投敌，年底任通县国民党军的独立营营长。他网罗了反动地主、还乡团和国民党杂牌军500多人，号称“松江部队独立营”，驻守通县榆林庄。张松江投敌以后，给地方干部、区小队和游击队造成了很大的威胁。特别在大厂地区一带，他不但地理熟，而且对我地方干部、地方部队和部署、活动规律和方式也都十分清楚。仗着这个条件，他不但白天经常出来抢粮、抓人，夜里还组织“摸瞎队”偷袭各个村庄。一年来他杀害解放区军干人员达10人之多，逮走军干家属几十名，从军干家属身上敲诈勒索钱粮不计其数。区委和地方武装一直提防着这个叛徒，并早想消灭这个叛徒和这支反动武装。
这次张松江带着300多人，目的是去三河县城，配合县长周贵一起出去抢粮。1月27日，他们从大小柳店过的河，经东、西吴各庄。晚上，驻在南寺头村。1月28日早晨，张松江准备去三河会合，他刚一出村，就遭到平三团二连的截击。打响后，张松江的部队马上散开，猛烈还击，二连连长一看敌人火力很强，敌兵众多，料难取胜，不能硬拼，他马上命令全连战士边打边撤。张松江突遭打击，十分恼火，命令他的警卫排排长高宝泉带领警卫排追击。高宝泉讨好立功心切，追了十来里地，当追到刘各庄，被我二连战士一顿猛打，高宝泉想撤也撤不回来，一个排40来人都被消灭。高宝泉只带两个勤务兵逃了回来。见到张松江，埋怨报告不实，中了圈套，当即打死一个勤务兵。这时，张松江气急败坏地命令：“全力给我追，一定要报仇。”于是，张松江亲率300来人，向东扑了过去。刚过鲍邱河，平三团一营的一、三两个连已赶到周庄子南边。见敌人过了河，营长陈捷三命令三连到东南面的白庄附近截击，不让敌人逃跑，一连在正面主攻。一连连长杨学智，又命令一排排长钱德亮，带领一个排插入周庄子，阻击敌人，不让敌人进村。敌兵过河后很快就占领了通往周庄子的一道很宽的夹道沟，用六〇炮和30多挺机枪，向回民队所在的一连猛烈扫射，回民队一部分兵力展开正面对抗战，一部分兵力乘敌人进入夹道沟时，迂回到敌后，把西口堵住，逐步把敌人圈进了口袋一样的包围圈。敌人一见腹背受围着了慌。张松江命令赶快架重机枪，打通后路。当敌人重机枪刚架上，就被回民队的掷弹筒打毁。张松江听到炮声，才知道这不是游击队，想往回撤，调回三十几挺机枪掩护，向西口冲锋，两次冲锋都被回民队用手榴弹砸了回去，死伤几十人。此时张松江吓坏了，忙命令部队马上攻入周庄子，以便向三河方向撤退。敌兵掉头回来，在机枪和六〇炮的掩护下，像一群狼似的向周庄子涌去。冲到周庄子村边，眼看就要进村，突然，一阵冰雹似的手榴弹飞来，在敌群中开了花，敌兵死的死，伤的伤，接着回民队机枪、步枪一阵兜屁股猛打。敌兵扔下几十具尸体，又卷了回去。张松江一看前堵后截，进退无路，只好狗急跳墙，又重新组织一下残兵败将，向东南开阔地冲去。这时，回民队全体指战员向敌人发起了全面冲锋，一下子又把敌人压回夹道沟。回民队指战员乘势攻了上来，掷弹筒和手榴弹齐向沟里倾泻，敌人又死伤近百人，张松江预感四面楚歌，如丧家之犬。但他还想垂死挣扎，当他观察地形时被打伤，这个罪恶累累的叛徒，自知孤军无援，已到绝境，于是，他从警卫员李金手中要过一把德国大镜面手枪，照准了自己的太阳穴，此时回民队机枪射手的一梭子弹同时扫来。叛徒张松江应声倒下，落得可耻下场。见此情景敌群顿时乱了营。霎时，平三团指战员已冲到敌群面前，一片喝令声炸响：“缴枪不杀！”敌军乖乖地举起了枪。除逃窜的30多人外，其余全部被俘。在这次战斗中，共消灭敌人200多名，俘虏70多名，缴获六〇炮2门、掷弹筒1具、机枪18挺、打毁机枪10挺、缴获步枪200多支、战马4匹和一些其他军用物资。平三团指战员无一伤亡。战后，把俘虏和战利品都转移上缴到盘山，这次战斗受到军分区嘉奖。
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整个地区，军民人人欢欣鼓舞，个个奔走相告。几天后，在胡南庄开了庆功会，各区区干部和当地群众参加了这次会议，庆功会开得非常热闹、活跃。
张松江部队被歼灭后，敌人在大厂一带的活动大为减少。躲在夏垫据点的还乡团及反动地主武装愈加不敢轻举妄动，除有时出来抢些粮食财物维持生存外，整天龟缩在炮楼里，担心解放军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把炮楼端掉。
蒋介石为了挽救华北地区风雨飘摇的局面，于1947年11月26日，飞抵北平，下令撤销了保定、张垣两个“绥靖”公署，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傅作义为总司令。傅作义上台后，立即纠集第十六、第六十二、第九十四军和独立九十五师等部，连续“扫荡”大清河以北地区，到处推广“三角碉、梅花碉加封锁线”的“点线防御”工事，大量扩编地方保安团，意图确保平津保地区。为了打破国民党军以平、津、保三点互为犄角的防御态势，晋察冀野战军于1947年12月底发起平汉线北段破击战役。野战军第二、三、四纵队，冀中军区七纵队十九旅和八、九、十军分区部队，对平汉铁路平保段展开大破击，并进袭保定。傅作义惧怕保定有失，急调三十五军、暂编第三军、骑兵第四师和驻守大清河北地区的十六军，向平汉铁路北段增援，于涞水地区同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等部接战。战至1948年1月13日，傅作义赖以起家的“王牌”第三十五军军部和第三十二师被歼，军长鲁英唐兵败自杀。此次作战，晋察冀野战军以伤亡6041人的代价，换取歼敌1.4万人的胜利，特别是重创了敌三十五军，犹如给刚上台的傅作义当头一棒。
傅作义的“王牌”三十五军遭受重创后，急忙从张家口将其嫡系部队7个师调到平津保地区，并从1948年2月3日至28日，对大清河以北地区和香河、三河一线进行长达25天的大规模“扫荡”，以图稳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这样一来，给解放区军民的武装斗争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是，傅作义从张家口抽调兵力，也使察南、绥东及平绥路东段敌守备顿显薄弱。据此，晋察冀野战军前委决定实施宽大机动作战，出击平绥线，发起察南、绥东战役。为配合察绥战役，冀东独立四师、五师和十四军分区、十五军分区的4个主力团，出击三河、香河、通县、武清地区。三河、香河等县、区武装和民兵，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攻克敌人据点、碉堡。
1948年初，大厂地区人民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解放大军发动的“三河战役”开始了。4月2日午夜，冀东独立第四师打响了攻打夏垫据点的枪声。战斗到天亮，解放大军攻入夏垫镇内，敌主力最后龟缩到镇内的一个坚固的水泥核心碉堡，利用碉堡实施火力封锁，负隅顽抗，攻击部队无法靠近。这时，主攻部队爆破组战士邵洪生，挟着炸药包冲了上去。但他还没爬到碉堡，突然不幸中弹，腹部受伤，肠子流出体外。但他没有退缩，一手送回肠子捂住伤口，一手匍匐，咬紧牙关，继续前进。在接近碉堡时，点燃了导火线……随着“轰”的一声巨响，碉堡被炸得粉碎，英勇的战士邵洪生壮烈牺牲了。攻击部队冒着浓烟在地堡爆破后冲了上去，奋勇拼杀，消灭最后顽抗之敌。一直战斗到次日下午2时，全歼国民党河北保安第十三团第三营及流亡的三河（含大厂地区）14个国民党乡公所、自卫队6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
战斗结束后，邵洪生被追认为共产党员，所在部队为他记大功，后来被誉为“冀东的董存瑞”。
夏垫据点被拔掉以后，结束了国民党军和地主还乡团反动武装对大厂地区1年零5个月的统治。在此其间，大厂地区境内共发生大小战斗40多次。为了迎接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大厂地区人民一面欢庆胜利，一面迅速开始了恢复生产、支援前线的火热斗争。
1948年7月15日，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二纵队主力和六纵队、北岳军区一纵队、冀中军区七纵队等部，在兵团第二政委杨成武率领下发起保北战役。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第一政委罗瑞卿指挥第三、第四纵队和二纵队四旅，进入冀东、热西地区作战。为配合保北战役，兵团司令部决定攻打香河县城和武清县城。回民队则配合解放军主力继续战斗，于1948年7月20日解放了香河县城；并于1948年9月8日以10倍于敌的兵力解放了三河县城。大厂地区获得全部解放！随后又参加了解放武清、通县等地的战斗，为解放全中国而奔赴更广阔的前线战场。
1946年贯彻中央《五四指示》以来，解放区土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为了争取更多的人参加反对蒋介石集团独裁内战的斗争，《五四指示》中还没有宣布无偿没收一般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而是规定通过有偿转移的方式使农民获得土地。根据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刘少奇主持下，于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出《中国土地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10月10日正式公布实施。《大纲》肯定了《五四指示》中提出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原则，纠正了“五四土改”不彻底的问题。《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土地改革前劳动人民所欠地主、富农及高利贷者的高利贷债务”。在分配方法上规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配给缺少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雇农，同时也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在组织领导方面规定：“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同时还规定：“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经营，不受侵犯。”
《中国土地法大纲》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土地革命大宪章，它比《五四指示》更具有彻底性。它一经颁布和实施，即形成了巨大的不可阻挡的群众力量。从此，大厂地区人民同各解放区人民一道在坚持对敌武装斗争的同时，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彻底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土地革命运动。
为了迅速贯彻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10月3日至11月9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在阜平县史家寨召开边区土地会议，县委书记以上1100名干部参加会议，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做出结合土地平分进行整党的决定，并对土地平分及整党工作做了部署。1947年11月10日至12月12日，冀东区党委在遵化县召开土地会议，三河、香河两县的县区级干部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了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学习讨论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检查并总结了执行《五四指示》中的成绩、经验和缺点，具体制定了土地平分工作的步骤、方法及各项政策。还用了近半个月时间，在与会干部中开展了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运动，系统清算“五四土改”中右的和“左”的偏向，使广大干部划清了界限，提高了思想觉悟。
冀东区土地会议后，各地委迅速召开会议进行贯彻落实。12月21日，冀东十四地委在平谷县夏各庄召开为期10天的土地会议。参加地级土地会议的，除参战、支前等少数干部外，所有县区级干部和部队营以上政工干部都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进一步学习讨论《中国土地法大纲》，研究制定老区、半老区、边沿区等土地平分办法，提出工作重点是未经过土改复查的新收复地区、地主还乡团反攻倒算过的地区，明确部队指战员参加土地平分运动。二是拉开了整党的序幕，也在与会人员中开展“三查”“三整”活动。明确：混入革命阵营的仍坚持剥削阶级立场的地富分子、立场不鲜明分子、对土地平分运动认识模糊分子、有蜕化变质现象的分子、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分子，需查清处理；在同一地方工作时间较长的县区级干部，有的不适合继续留在当地搞土地平分的需调离。会上，多数县、区委进行改组，一些地、县、区级干部调离原工作岗位。这次会议上，地委成立了土改工作团。
各地委土地会议结束后，新改组的各县区委立即成立土地平分的工作队（团）。地委工作团进驻各县，县委工作队（团）分散到区，区委工作队直接进驻村镇，实行层层领导与监督。从此，声势浩大的土地平分运动普遍展开。
大厂地区平分土地的运动，根据县委的布置，土改工作团进村以后，便按阶段开展起来。
运动一开始，首先是整党审干，重新组织贫农团，建立新农会。对于原来的村干部，凡不是贫雇农出身的，都以“老干部不适应土改工作的形势”，“老干部的阶级成分不完全是贫雇农”，“老干部的屁股坐到地富那边去了”为理由，有的搬掉，有的组织起来在陈家府、吴辛庄等村集中学习，改造思想。这样，整个村政权组织便完全以贫雇农为骨干了。贫农团设两个主席（工会、农会主席），八大委员（组、宣、青、妇、教、治安等），形成一支在农村从来没有过的庞大政权机构。
经过发动群众、扎根串联，新的村政权建立之后，全区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贯彻《大纲》运动。属于解放区一面村就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大纲》精神，同时采用查成分、查思想、查立场的“三查”方法和“翻心忆苦”活动，广泛发动群众，激发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游击村由区小队和武装民兵配合，利用夜间去宣传，同时张贴一些布告。属于敌人一面村，由区小队和民兵利用夜间进去张贴一些布告，然后迅速撤出。在宣传活动中，由于全区上下领导都是新干部（多数都是由上级指定的贫雇农）、新思想、新作风，斗争劲头足，积极性空前高涨。因此，到1948年2月初，《中国土地法大纲》就与二、三两个区的80多个村子的群众见了面。广大群众通过对“大纲”的学习和领会，深深感到彻底翻身的日子就要到来，人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坚决拥护《土地法大纲》，迅速投身到平分土地运动中。平分土地运动，导致地主阶级的彻底覆灭。在广泛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原则指导下，各村的地主富农分子都被监视起来。白天由民兵押着在村里游斗，晚上开会清算斗争，其财产全部没收，使他们个个威风扫地。陈家府地主分子李盛的老婆李氏，对长工心黑手辣，本村贫雇农王大就是在他家扛了一辈子长工，最后被活活累死的。这个地主婆被游斗时，让她口里不停地喊着自己的罪恶，广大贫雇农听了真是又恨又出气。斗倒了地主，各村便开始了丈量土地和分配胜利果实的工作。分配土地是土地改革的最根本的问题，也是消灭封建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关键所在，是广大劳动人民最关心的事。此项工作是土改运动发展的高潮。在平分土地中，各村都组织了评议委员会，负责丈量土地记账、算账等具体工作。在“争取旧历年前完成任务”的口号下，各村昼夜奋战，白天丈量土地，夜晚分胜利果实。在分配政策上，土地基本是打乱平分，不管地多地少、地好、地差，也不管哪个阶级和阶层，都要按照全村每人占地的平均数重新丈量，重新插牌登记，对于没收地主富农的胜利果实，一切按贫农团的意见随斗随分，斗一户分一户，斗出多少就分多少。平分土地运动从2月开始，到3月结束，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平分结果，贫雇农民根据人口的优势得到大部分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在土地占有数量上，大部分村庄每人平均占地2.5亩左右，个别村庄达到3亩左右。
平分土地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因而遇到一些挫折和产生一些偏向是难以避免的。首先是来自剥削阶级的反抗和破坏。在平分土地中，阶级斗争是十分尖锐的。运动一开始，反动地主分子便拼命勾结燕郊、夏垫、皇庄据点的还乡团武装，偷袭村庄。芦庄的邳万均，亮甲台的贾文祥，小东关的李文奇，陈家府的李广、李兰等反动分子都出来疯狂活动。他们偷袭村庄，闯进贫雇农和村干部家砸锅、砸碗、抓人、抢粮，折腾一阵儿，扬长而去，气焰十分嚣张。2月上旬的一天夜里，反动分子李兰带领燕郊据点的敌人回本村陈家府，突然包围了土改工作团的住房，县土改工作团队员魏天占被当场打死、武装民兵赵某被打伤。仅1948年3月，二、三区严重遭受破坏的村干部家属、抗属和群众就有20多户，被还乡团抢走牲畜20多头，粮食5万多斤，其他财物多件。广大群众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其次，来自解放区土改工作者自身在工作初期出现了一种“左”的偏向。这种偏向一方面表现在整党审干工作上，强调突出“三贫路线”，一切权力归农会，夸大估计了干部队伍的不纯，把许多老干部搬掉或组织起来学习，改造思想，许多老干部遭受到冤枉，伤害了一部分同志的感情，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干部队伍一下都由新人组成，这些人尽管有斗争积极性，但缺少斗争经验，因而适应不了平分运动中的复杂局面，致使运动中出现脱离党的领导，“贫农团说了算”的现象。另一方面表现在掌握平分政策上，打乱平分直接违反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所规定的政策和方法。这样不仅对中农利益处置不妥，就是有点好地的贫农也是有意见的。在斗争策略和分配胜利果实上，不分阶级，不分阶层，富一点就往外拿，拿出多少就分多少，无计划地随斗随分，致使个别村庄出现了严重的脱离群众和分配不合理的现象。例如二区的宋各庄、陈家府、洼子、大东关、小东关等几个村庄，由于区委个别领导同志在工作中执行了“左”的一套，运动涉及的40户地主、富农和中农有37户都被吓跑，给平分土地运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三区的蒋店子、兰庄户、太平庄、威武屯也有这种现象发生。
针对反动分子的破坏和捣乱及自身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偏向，县委工作团领导和区委的一些老同志，一方面努力做说服教育工作，主要是对一大批从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为党积极工作的老干部进行保护，一方面对趁机破坏的地主还乡团反动分子进行瓦解斗争，从而减轻了平分土地运动中的损失。
平分土地运动是对旧的生产关系的一次深刻变革，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具彻底性的土地革命运动。作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运动过程与其真实目的之间、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之间，出现一些偏差是难免的。不能因为运动过程的不完美和执行政策中出现偏差而否定政策本身。共产党在发现土地改革和整党整军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后，不失时机地制定出具体政策和原则，对运动中发生的问题迅速予以纠正，从而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了全国各解放区土地平分运动与整党、整军运动中出现的“左”的偏向，制定了纠偏的具体政策，通过了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的有关讲话和相关文件，重新发布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制定的《怎样分析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为纠偏工作和运动健康发展确定了必须遵循的基本政策与原则。1948年1月，任弼时发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提出纠偏的原则和方法。各地对整党、整军运动中违反政策的纠偏工作从2月份开始进行，而土地平分运动的纠偏工作则分情况进行。
大厂地区在纠正平分运动偏向时，尽管夏垫敌人已被消灭，据点已被拔除，环境仍然比较险恶。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发动的一次又一次的“扫荡”，给地方上平分运动造成很大影响。在此情况下，区委紧紧依靠群众，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指示，按照任弼时的《报告》精神，对土改运动中的遗留问题和平分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向基本上做了纠正，特别是解决对党员干部处理过头的问题和侵犯中农利益等，区委采取了坚决的态度做了深入细致的工作。工作结果，基本达到巩固土改工作成果、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性、团结中农的目的。
纠偏工作结束后，全区再次掀起土地平分运动的高潮，并严格按照政策健康发展，最后步入颁发土地证（照）的工作。
依照《中国土地法大纲》第十一条规定：“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及债约，一律缴销。”按照这一规定，在平分土地后期三河县委县政府向全县发布了颁发“土地证”的通知和命令。
大厂地区发土地证工作从1949年初开始到年底基本结束，并以此为标志胜利地结束了自1946年开始的全区土地改革运动。此项工作大体经过培训党员干部和工作人员、填写土地证、颁发土地证等几个阶段来完成。
首先，是训练党员干部和工作人员。区委分别举办了训练班，进一步组织大家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理解发土地证的意义。训练班强调指示：发土地证关键是填写土地证，一定要掌握好政策，在填写之前认真落实好改正原来错定的成分，赔偿中农损失，处理未分的胜利果实等工作。要时间服从质量，解决一切土改中遗留的问题。对于农村中少数劳动态度不好的“二流子”，土地证可暂由村政权保存，待改造好后再发。训练班还要求各村要成立领导小组，保质保量地完成发土地证工作。
在填写土地证时，各村领导小组对全村各户的成分、土地、房屋等财产进行了反复核对，认真掌握了私有土地、数户共有土地、公有土地的填写原则（数户共有土地的“土地照”注明共有，每户都要保存一张，公有土地的土地照由村政权保存），为整个土改任务完成了一项复杂的工作。
完成土地证的填写工作以后，开始向农民颁发土地证。大厂地区99个村庄像欢度节日一样，庆祝胜利完成“土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