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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0日，日本天皇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拟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蒋介石连续发布3道命令：第一道，命令解放区的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对日伪军“擅自行动”；第二道，命令在抗战中躲在西北、西南大后方而保存下来的国民党400多万人的军队，“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第三道，以形式上合法的全国政府名义，命令日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固守所占地区，阻止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受降。日伪军变成国民党的“地下军”“先遣军”，公然向解放区“收复失地”，受降地区出现了蒋、日、伪大合流的局面。
美国政府在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不顾国际信义和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坚持“扶蒋反共”政策，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帮助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
国民党为了蚕食进犯解放区并进而统治冀东各县，在北平、天津、通州等地成立了流亡政府。国民党三河县流亡政府于1945年10月在通县成立，国民党县长周贵从伪县长王金芳那里接收下残余伪军组成还乡队，伺机进入三河进行暗杀和反革命宣传。这一时期，国民党流亡政府和县党部对解放区的破坏活动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收编伪军伪警、汉奸土匪、恶霸地主、流氓地痞组建国民党县级地方武装，准备配合国民党正规军向解放区进攻。
二是经常不断地派遣黑杀团、还乡团、突击队潜入解放区，暗杀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和群众斗争骨干。
三是积极从事反革命宣传。
四是组建情报网，派遣并发展特务，在解放区刺探和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
五是发展国民党员，训练干部。
共产党解放区形势的复杂，不仅由于国民党大军压境、强敌环伺和国民党流亡政府的破坏捣乱，还由于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从而使解放区内阶级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广大干部和基本群众坚决拥护共产党及其路线、方针、政策，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对国民党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被国民党假和平的烟雾所蒙蔽，存有和平幻想。在共产党员、革命干部中，也有的存在和平麻痹思想，对形势缺乏正确的认识。地主富农阶级的变化最大，抗战时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他们赞成或支持民族解放战争；抗战胜利后，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而消灭封建剥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主要任务，因此势必触动和冲击地主阶级的地位和经济利益，他们中的大多数因盼望国民党卷土重来，恢复和维护其剥削阶级地位而走向反动。某些开明士绅、工商业人士和知识分子，由于过高地估计了美蒋反动派的力量而过低地估计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也表现出了动摇和迷惘。
大厂地区既是国民党向冀东解放区进攻的咽喉要地，也是八路军根据地联系“通、香、武”地区的交通枢纽，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面对抗日战争胜利后新的极其复杂的形势，各级党组织在“和谈”期间，也采取了革命的两手：一方面坚决反击国民党军的蚕食进攻，公开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本质以教育人民，并在谈判桌上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另一方面，把一切工作的立足点放在国民党背信弃义大打内战的基点上，大力发展党员，健全党政组织。
中共中央1946年5月4日发出的《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实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开展清匪除霸、反奸清算斗争和生产运动，动员人民参军，强化各级地方武装建设。这些工作的开展，为建设与巩固解放区、进行自卫战争做了准备。大厂地区根据党中央“动员一切力量、站在自卫的立场上，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的方针与“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一方面宣传贯彻党中央的建国方针，做粉碎国民党进攻的准备，一方面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1945年9月3日，最后消灭了夏垫据点的伪军，大厂地区全部获得解放，全区人民欣喜若狂热烈欢庆这一光辉的胜利。为了庆祝胜利和贯彻中央抗战胜利后和平建国的方针，十四分区在马起乏召开了一万多名军民参加的庆祝大会。会场上红旗招展，鼓乐喧天。十四分区司令员曾雍雅在大会上做形势报告，并向抗战有功的八路军指战员、民兵和群众发了奖，极大地鼓舞了全体军民。会后，各村镇又以多种文娱形式，广泛宣传抗战胜利后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历史任务。
然而，和平的时间是短暂的。1946年1月7日，国民党九十二军一部窜入大厂地区夏垫古镇，炮轰村庄，抢掠财物，破坏极为严重。同时盘踞在燕郊据点的姜子廷一伙伪军，按照蒋介石的反动命令，在日本侵略军投降后，拒不向八路军和抗日政府交枪，充当了国民党向解放区进攻的先遣军。他们经常出来骚扰，破坏附近村庄的减租减息斗争，威胁当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了策应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地方上的反动地主武装，在共产党提出“把解放区减租减息和查租查息的斗争掀起高潮”以后，他们感到末日来临，有的逃往北平、天津，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有的暗中勾结，伺机反扑。
为了唤醒军民，克服和平麻痹思想，提高对反动派发动内战的警惕性，随时准备粉碎反动派的进攻，二区区委在县委的领导下，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采取集会演讲，张贴标语、漫画，演出活报剧等多种形式，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动员广大军民做好反内战的准备。
194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党内指示，要求解放区各级党组织“一定要不失时机，布置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因为“只有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办好了，才能克服困难，援助战争，取得胜利”。1945年12月，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各地务必在一九四六年，在一切新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但有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工人则酌量增加工资，使广大群众，在此运动中翻过身来，并组织起来，成为解放区自觉的主人翁。”同时进一步强调：“减租和生产两大任务是否能够完成，将最后的决定解放区政治军事斗争的胜负。”因此，冀东区各级党委均对这两项工作给予高度的重视，做了周密的部署。
始于抗战后期开展的减租减息斗争，是土地改革的序曲。减租减息是在反奸清算斗争的基础上进行的。清算斗争实际上就包括了清算租息。这次减租减息主要包括丈量土地、清查黑地、清查霸占、核算负担、核算租息并退租退息。广大贫苦农民在工作组的指导和村干部及农会、工会的领导下，对地主、债主和应减的租息逐一进行核查。凡过去未按政策法令减掉的租息，此次一律按规定累计补减。核查中，查出大批地主隐瞒和霸占的土地，对于隐瞒的土地累计核算转嫁逃避的负担，对于清查出的霸占土地则予以没收，分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减租减息运动的普遍开展，有力地削弱了解放区农村的封建势力，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初步翻身，促进了他们建设和保卫解放区的积极性。
抗战胜利以后，大厂地区在减租减息不断深入的基础上，各村的工会、农会进一步联合起来，成立了清算委员会。清算委员会组织广大贫雇农敲锣打鼓与那些民愤极大的地主算账、辩理。昔日称王称霸的地主豪绅，虽感末日来临，但不甘心失败，有的不仅不低头认罪，气焰还十分嚣张，这激怒了广大群众。愤怒的群众从这些地主家里清算出大批的粮食、衣物、牲畜、农具和其他浮财，就地分给最贫苦的农民。南寺头村群众斗争一户地主时，由于他不老实，农会立即宰了他家的一头牛，全村群众大吃一顿。这种行动很快发展到全区，群众称为“吃大户”。群众每清算斗争一户地主，都要杀牛宰羊，大吃一顿。被吃大户的地主，自然威风扫地，他们自感革命的潮流不可抗拒。有的地主就主动拿出一部分粮食、浮财和土地，交给农会分给贫农。西关村地主肖景三、宋各庄的富农刘伯泉、南寺头的地主杨茂志都主动拿出土地献给农会，群众称他们为“献田户”。有的地主分子为了逃避斗争，逃往北平、天津，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对于这样的地主，农会不但要组织“吃大户”，分浮财，还要由农会做主把他们的土地直接分给没地或少地的农民。
革命在深入，斗争在继续。就在减租减息运动与反奸清算的斗争方兴未艾时，党中央审时度势，顺乎潮流，发出了针对农村土地问题的《五四指示》。解放区农民对于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日益迫切，在反奸、反霸和清算斗争中，一些农民已经获得了部分土地，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封建土地制度。为了支持广大农民群众获得土地的正当要求，进一步发动广大农民为巩固解放区而斗争，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决定将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削弱封建制度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消灭封建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指示要求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指示还具体规定不可侵犯中农土地，要保护工商业，对富农和地主、地主中的大中小、恶霸与非恶霸要有所区别，对开明绅士等应适当照顾，允许中小地主、富农、开明绅士保留多于农民的土地。《五四指示》的基本精神，就是实行土地制度改革，把地主阶级剥削农民占有的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要求各级党委要支持农民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运动中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的做法，领导农民通过斗争达到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五四指示》的发出，坚定了广大农民斗争的决心，并为斗争指明了方向。从此，全区人民在《五四指示》的指引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大厂地区按照县委的安排，县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徐进和县民政科长王勉负责领导全区土改运动，同区委书记李争华组成领导小组。该区虽是解放区，但是盘踞在燕郊、白庙两地的姜子廷一伙伪军经常骚扰附近村庄，破坏土改运动。鉴于此，十四地委还派主力部队五十三团所属一个营的军队驻守夏垫，区小队也驻防到燕郊附近，随时准备迎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和打击姜子廷一伙伪军的破坏活动，确保减轻敌患和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
由于时间紧、干部少，土改运动采取了边宣传、边发动、边斗争的方法。领导分片包村。徐进、王勉和李争华分别驻守在祁各庄、翟各庄和夏垫3个村镇，每人负责一片，掌握全区情况。他们和村干部一起，结合各村实际，研究斗争对象、方法和步骤。各村的做法一般都是首先召开党支部大会，贯彻《五四指示》，讲明政策，教育党员，动员他们站在斗争的前列。随后发动农、青、妇、儿童团等群众组织；联系实际广泛宣传党的土改政策，提高群众觉悟，激发群众的斗争热情。这次土地革命运动，是在减租减息，“吃大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有些村庄如西关、南贾各庄、南寺头、大马庄等村群众发动得很迅速，一经发动，就发展成为从地主手中直接夺取土地的斗争。
当时多数村庄集合群众都以打鼓为号，由农会带领，按照既定的斗争对象，一户一户地烧地契，分浮财，分田地，罪大恶极的地主还要扫地出门。大厂镇东3里的大马庄村，是一个纯回民村，村中一户地主，有土地3300亩，占全村耕地面积的60％，青砖大瓦房440间，大牲畜70多头，每年雇用长短工260余人，看家护院的十几个人，而他们全家（包括在外经商的）才有50口人，相当于全村人口的4.8％。北平、天津、台北都有他家的商号，可谓财多势大。他家的雇工除大马庄贫苦农民外，还有小务、东厂、于各庄、小厂、陈府等村的穷苦农民。穷人种他家的地必须要先交租子，交不起的就得拿房产文书做抵押，或立下借款字据。农民辛苦一年，所剩无几。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租田人，穷到老。今年盼着明年好，盼了明年等后年，仍旧一件破棉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哪里压迫得厉害，哪里反抗就激烈。当时，斗争这户地主时，不但有本村的贫雇农，还有小务、东厂、于各庄、小厂等四个村的群众达2000人之多。真是群情激愤，烧毁全部地契，并把他家的一万多斤粮食，400多间房屋和各种农具及浮财，全部分给了广大贫苦的农民。斗争的烈火照亮了群众的心，也坚定了群众把土改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1946年初，由于形势的变化，冀东地区改联合县制为单一县。取消“三通香”联合县，大厂地区属三河县管辖，原区委书记陈赓、区长张仁甫相继调走，县委调李争华担任区委书记兼区长。在三河县委领导下，新区委带领全区军民发展生产、医治战争创伤，一方面开展抵制伪币的经济斗争，一方面镇压不法地主，打击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
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是战后摆在二区广大军民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从1946年初开始，区委号召全区广大党员和干部争当建设能手，学会做经济工作，努力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以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全区上下积极响应这个号召，党员、干部带头，军民齐动员，投入大生产运动。当时，大厂地区面临的形势是经济发展千疮百孔，由于连年战争的破坏，资金和农具严重不足。为迅速发展生产，区委发放了春耕贷款75万元（边币）。保证了当年秋收获得较好的形势：除基本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外，全区还上缴公粮59万斤（包括公柴折粮17万多斤），保证了人民军队的军需供给。
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出于内战的需要，除对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之外，还向解放区大量输入伪币（即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妄图降低边币（解放区发行的纸币）的威信，掠夺解放区的物资，削弱解放区的物质力量。他们将煤油、纸烟等“洋货”投入解放区市场，买走的则是粮食、棉花、木材等。为了稳定经济秩序，粉碎敌人破坏解放区经济建设的阴谋，在县委的领导下，全区开展了抵制伪币、稳定经济秩序的斗争。为了达到抵制伪币，完善解放区市场经济秩序的目的，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设法提高边币的威信。在各市场上，调整边币和伪币的比值，由原来的1元伪币比3元边币改为1.4元伪币比l元边币。
第二，以边币为通行币，控制市场，对伪币强制兑换直至没收。
第三，在解放区内征款一律收边币、不要伪币。
第四，划敌我交锋的边界村庄岗子屯、邵府、太平庄为封锁线和缉私带，设立关卡，日夜稽查敌人向解放区偷运的大批洋货和从解放区掠走的物资。这些措施的大力实施，有力地粉碎了敌人破坏解放区经济的阴谋，稳定了解放区市场经济秩序，使其得到健康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那些失去往日威风的日伪残余势力，或公开投靠国民党与共产党作对，或暗中潜伏伺机逞凶；封建势力在农村中的代表地主、豪绅、恶霸，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也一再对抗和破坏共产党和民主政府的政策法令；一些土匪接受了国民党特务的收买，在解放区内从事具有政治意义的烧杀破坏活动；国民党流亡县政府网罗汉奸、伪军、地主、豪绅、恶霸、流氓、土匪，组成保安团、保警队、还乡团、黑杀团，或配合国民党军“蚕食”进犯解放区，或潜入解放区暗杀党政干部和革命群众。这些反动分子的猖獗活动，破坏了解放区的民主秩序和社会治安，严重干扰了共产党和政府政策法令的贯彻实施，同时也影响了发动群众，影响了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翻身解放。
1945年9月16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发出《关于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指示》，提出开展反奸清算斗争，使人民在政治上获得优势。根据上级指示，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上半年，冀东解放区各级共产党组织领导人民进行了反奸清算和清剿匪特斗争。
反奸，是针对那些罪大恶极的汉奸和伪军、伪警、伪乡、伪保甲人员，罪行累累的豪绅恶霸；清算，是清算汉奸财产、清算租息、清算霸占、清算负担及其他无理剥削；清匪反特，是清剿对解放区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危害的股匪和国民党派遣特务，特别是那些“政治土匪”和还乡团、黑杀团。在地县委的发动、组织和领导下，这场斗争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反奸清算运动初期，区及各村镇成立了“清算复仇斗争委员会”或“复仇斗争小组”，吸纳了一批斗争坚决的群众骨干；县、区党政干部则分片包村，参加群众运动。地委分别向各县派出工作组，同县区干部和群众斗争骨干研究清算复仇斗争的组织、方法、步骤和策略。县区干部通过办训练班，培养了一大批群众斗争积极分子，通过广泛的串联、谈心、宣讲，使广大群众明确了反奸清算斗争的目的，提高了阶级觉悟，消除了思想顾虑，斗争情绪空前高涨。群众发动起来后，“清算复仇斗争委员会”便组织他们向罪大恶极的汉奸伪军和地主恶霸进行斗争。
在抗战时期，大厂地区的一些反动地主和流氓恶棍充当汉奸，勾结日本鬼子和伪军残酷地杀害地下党和革命同志。有的已被抗日政府镇压，但有的仍逍遥法外。例如芦庄反动地主何文恭，又名何子敬，曾任伪保长、联保长、剿共自卫团团长，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铁杆汉奸。曾杀过八路军战士和无辜百姓六七人。为了除掉隐患，稳定社会秩序，根据人民群众报仇雪恨的要求，共产党政府于1946年5月在大厂镇镇压了何文恭这个十恶不赦的汉奸地主。与此同时，还在许官屯村镇压了陈永来、金保忠两个汉奸。锄奸活动，对汉奸和不法地主是个沉重的打击，对全区军民则大大坚定了必胜的信心，为反对内战、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46年6月，中共冀东十四地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指示，并结合本区情况制定了具体政策。地委会议结束后，中共三河县委进一步开会研究，并做出具体安排。会后，县委委员分别到各区直接领导土改斗争，并在斗争中培养骨干，同时把建党和扩军的工作做好，以适应反对国民党进攻的需要。
在大厂地区，土改工作普遍开展起来之后，1946年7月28日，分区主力部队和回民队经过周密计划，一举攻下燕郊、白庙桥两个敌人据点，除了姜子廷这个国民党地下先遣军的首脑，趁天黑之际带13个敌人逃到通县外，其余200多名敌伪军全部被歼。自此，三河县全部解放。燕郊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斗志，加速了土改工作的进程。到8月底，全区土改运动告一段落。据当时统计，有88个自然村进行了土改斗争，斗争地主279户，富农319户。贫雇农在斗争中，从地主、富农手里分得土地47310多亩，粮食259万斤。此外还有若干间房屋、牲畜、农具和浮财。广大贫雇农在经济上翻了身。土地由原来的人均不到1亩增加到1亩8分。梁庄村的农会主任梁景田一家老少8口，原来地无一垄，一直靠租地、扛活、做小买卖糊口，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年到头吃不上几顿饱饭。土改时，他家分了26亩地和一部分农具。陈家府村王大一家5口人，靠王大一人给地主扛活为生，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土改斗争中不但分了15亩土地，还分了一所大瓦房。
据统计，整个三河县的土地改革运动，从1946年7月中旬开始，到8月中旬结束。除国民党军占据的燕郊镇及其附近村庄外，绝大部分村庄都进行了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经过一个月的土改斗争，共清算出地主剥削的土地87580多亩，房屋2910多间，粮76万多千克，牲畜2430多头，马车270多辆，农具及其他物品36000多件。共有27930多户贫苦农民和烈军属分得了胜利果实，占全县总户数的74.8％。
广大农村经过第一次土改斗争，农民不仅在经济上得到翻身，而且普遍经受了一次阶级斗争的锻炼，提高了觉悟，形成了以贫雇农为主体的阶级队伍。在斗争中，贫雇农群众第一次被充分组织起来，并形成摧毁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力量。全区各村的农会、工会、儿童团、妇救会等群众组织在土改运动中得到了发展壮大，有80％的贫雇农分别参加了上述组织。这些组织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从另一角度分析，这一运动也加深了被斗地主与斗争者之间的矛盾和仇恨，为后来的斗争埋下伏笔。例如，许官屯村的农会主席陈永贵，积极带领贫雇农斗争该村的地主，狠狠打击了村里地主阶级势力，地主们绝望地叫喊：“许官屯有陈永贵一天，就没有我们的好日子过。”西关村的妇联主任王贾氏，积极带领全村广大妇女参加对本村地主刘洪洲、刘洪其的斗争。国民党进攻时，刘洪洲回村反攻倒算，狠毒地杀害了王贾氏。夏垫镇的儿童团长左永生因积极参加对反动地主杨少洲的斗争，杨少洲当上伪镇长后，指使国民党伪政治部第一个就抓捕了左永生。通过土改斗争，党的组织也得到发展。涌现出一大批出身好、觉悟高、对敌斗争坚决的骨干分子，经组织考察，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使党的组织得到了发展和壮大。仅1946年，全区就发展党员164名，相当于大厂地区建党以来党员总数的45％，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区发展党员最多的一年。党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使巩固根据地、保卫胜利果实的斗争有了组织保障，也为以后更艰苦的斗争做好了组织准备。
为了保卫土改胜利果实，广大翻身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全区有242名青壮年被批准光荣入伍，为人民军队又输送了一批新生力量，为壮大人民军队建设做出了贡献。
第一次土地改革，虽然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但由于地方干部理论水平所限，对《五四指示》理解得不深，政策把握得不够稳健，对群众在斗争中的一些“过火行为”没有加以正确的引导，出现过斗争方式“过火”，错斗中农和侵犯中农利益等现象，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但大多发现较早，并及时得到了纠正。总之，这次运动是一次发动最广泛、影响最深刻的中国农民向农村封建势力的宣战和冲击。
然而，正当广大农民热火朝天地分配胜利果实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向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土改运动被迫停止，全区军民转入了反内战的残酷斗争。
1946年8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自以为内战时机已经成熟，悍然撕毁了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开始大举进攻。9月初，燕郊、夏垫、大厂、谭台这些人民用鲜血换来的村镇，又被国民党反动派占领，设立了据点，修起了炮楼，组织起反动党团组织和地方反动武装，残酷围剿革命力量，迫害人民群众。敌人的疯狂，吓不倒解放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全区人民群众，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恢复和平，又英勇地拿起刀枪，同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大厂地区是在1946年9月。在此之前，敌我双方已经过小规模的交战。7月初，平津公路一线的国民党军得到美军的进一步配合，在平津路旁的河西务修筑碉堡时，所有的运输车辆都插上了美军旗子。25日，美军的马亭上校向军调处执行部保证，美军一定驻守防地，不做任何违法外出之事。可是，就在马亭做出保证4天后的7月29日，美海军陆战队竟配合蒋军悍然进犯香河解放区境内的安平镇，在大厂地区南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安平事件”。
这天上午11时，美国海军陆战队十一团战斗巡逻队的20余辆吉普车、卡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美军从天津方向急驶而来。这些车辆未悬挂美国军旗和其他明显标志。正在安平镇南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冀东十四军分区五十三团五连班长马德明及战士、民兵各一名，见这些车辆违反规定，忙向他们挥手，令其停车。对方非但不予理睬，反而加大油门急速驶来。汽车在逼近马德明等人数十米处突然停车，从车上跳下一群荷枪实弹的军人，举枪射击，马德明的一名战友当即倒在血泊之中。这是美蒋在事件中打响的挑衅性的第一枪，也标志着他们向冀东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开始。
马德明班长就地卧倒，躲过对方枪弹射击，然后把手榴弹甩向敌群，掩护那位民兵回镇报告情况。这时，从卡车上跳下的军人大约有上百个，拉开队形向马德明逼近，子弹也像雨点一样打来。马德明只有一人，只好利用土堆与其周旋，打死了几名敌人。他见对面敌群中有美国兵也有国民党军，知道情况严重，但他没有退却，英勇还击，待到子弹打光，他毫不畏惧地勾住最后一颗手榴弹的铁环，注视着逼近的敌人。
正当千钧一发之际，冀东十四军分区五十三团五连连长李庆春带领两个排的兵力赶到，通县县大队马子聪的手枪队也闻讯出动，分两路夹击敌人，与敌展开激战。战士们不顾对方的猛烈炮火，英勇出击，打死打伤不少敌军，压得对方连连后退。在敌人的炮火轰击下，五连也有一些伤亡。
下午3时许，美蒋增援部队300余人，分乘24辆军车由天津方向向安平镇扑来。同时，从北平方向飞来4架美军战斗机配合美蒋军的地面行动。五连连长李庆春和全体战士没有畏惧，他们向敌群勇猛冲杀，李庆春亲自操起机枪向敌人猛烈开火，迫使敌军一次又一次溃退。由于敌人大批援兵赶到，情况越来越严重。驻守香河的冀东十四军分区五十三团副团长彭光打电话给军分区司令员曾雍雅，向他报告了安平发生的情况。曾雍雅经过慎重考虑，向彭光下达命令：“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减少不必要的伤亡，部队要立刻脱离接触，退到运河以东监视敌人，在撤退之前要把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安置好。”五十三团接到命令，将部队撤到运河以东王家摆待命。五十三团主动撤离，美蒋军则乘机炮击，致使五十三团在撤退时伤亡很大。五十三团撤出后，美海军陆战队打扫了战场，收拾尸体。他们一面派人前往北平军调处，来个恶人先告状，一面又继续向安平周围村庄射击，当地居民损失严重。
事件发生后，曾雍雅将事件经过及时报告了冀东军区首长，并在当天召开了十四军分区司令部紧急会议，研究了“安平事件”和美蒋联合大举进攻香河解放区的情况。
30日，冀东军区司令员詹才芳、副司令员毕占云、政委李楚离通过聂荣臻司令员向北平军调处执行部递交了抗议书，对美方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和蒋军联合进攻解放区的罪恶行径，提出了严正抗议，要求美方必须道歉并赔偿损失，处分直接负责的军官，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同时，要求军调部立即派人进行公平的调查和处理。接着，十四军分区司令员曾雍雅、政委方治平也通过聂荣臻司令员向军调处执行部递交了抗议书，代表分区150万人民向美方提出抗议。
安平事件，实乃美蒋蓄谋已久的产物。自美军在塘沽、秦皇岛登陆后，对冀东解放区的挑衅和骚扰已达数起。为此，驻华美海军陆战队司令骆基将军和副司令杜纳将军，曾于7月25日亲自到北平军调部向共方委员叶剑英将军道歉，并当面保证美军不再违反有关规定。可是，仅隔5天，美海军陆战队又挑起安平事件。事件发生后，在美军的支持下，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孙连仲的军队乘机大举进攻安平到马头一带，于7月31日占领这一地区，接着又控制了北运河西岸，还调遣兵力准备大举进攻运河东岸香河解放区。五十三团撤到运河东岸后，美蒋军的大炮隔河猛轰，飞机也向运河东岸城镇狂轰滥炸。由于形势严重，曾雍雅司令员星夜赶到香河，命令部队沿河布防，随时准备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解放区。
美蒋反动派一手制造的“安平事件”，既暴露了蒋介石的内战阴谋，也是他们迫不及待向冀东解放区全面进攻的信号。“安平事件”后不久，国民党九十二军侯镜如部两万多人接近潮白河西岸，并妄图继续向河东进攻。为了掩护后方机关的战略转移，运走粮食和物资，按照上级命令：大厂地区回民队，配合主力部队五十三团、十六团、十七团及五十九团一个营，在潮白河东岸香河一带38里的战线上，以运河大堤为屏障，英勇地阻击敌人达40天之久，打死打伤美蒋军1000多人。在此次战斗中，大厂地区回、汉族群众出动4000多名民工，1000多副担架，担负了主要支前任务。
自从1945年10月回民队来到通县以来，一直战斗在京津公路上，准备迎接八路军、新四军过境去东北。回民队来到通县后，按照冀东十四分区指示，与京郊武工队合编为通县支队。支队长张凤生，副支队长何凤如（原回民队大队长），政委苏振华，总支书记陈捷三。回民队为一连，京郊武工队为二连。这时回民队有100多名指战员，一个机枪班（实力相当于一个排），拥有机枪14挺，掷弹筒2具。
8月下旬，多方情况表明，国民党军将以85％的兵力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于31日暂时退出三河县境。在撤退之前，8月31日，驻在三河县城的十四地委、专署、军分区召集了三河县委紧急会议，地委领导同志根据当时的形势指出：敌人很快就要进攻冀东解放区。目前形势总的特点是敌强我弱，敌人的兵力多、装备好，我方暂时处于劣势。但是正义在我们一边，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不要为敌人的气势所吓倒。会议要求三河县的各级干部要坚持领导人民群众进行艰苦的革命斗争。会议决定留下十四军分区主力部队一个营配合地方武装，在燕郊至三河县城的公路上阻击敌人，掩护机关、部队转移。会上，曾司令员首先传达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中央文件，讲了这次战争的性质、形势和前途。然后指示县委，会议结束后要分别到各区去，组织宣传群众，坚定必胜信心。在主力部队撤出之后，充分发挥党组织和骨干分子的作用，组织地方武装和民兵，积极开展游击战，牵制反动派的进攻，打击敌人的后方。坚决保住三河县这条重要的交通要道，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直到主力部队回来。司令员指示后，方政委又强调：“敌人是失道寡助，虽然来势很汹，实际是外强中干。我们是得道多助，打的是争取和平、恢复和平的正义战争，广大翻身群众是我们的坚强后盾。在党的领导下，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这次会议，统一了县委一班人的思想，坚定了必胜的信念。会议结束以后，县委做了具体的分工，宣传部部长徐进调任为县敌工部部长，仍分在二区一带活动，同全区干部群众一起坚持斗争。
县委领导来到二区驻地夏垫后，首先向区委传达了会议精神，特别强调县委机关分散活动、就地坚持的精神，使区干部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会议决定：要抓紧敌人到来之前这段时间，把县委的会议精神传达到村干部中去。9月2日晚8点左右，区委在苇子庄西头杨家坟石碑下，召开了有200多名男女村干部参加的各村村干部会议。区委书记李争华主持会议，县敌工部长徐进传达了中央指示和县委会议精神，他动员全体干部，一定要坚定信心，坚持开展对敌斗争，保住胜利果实。特别要保证通唐公路这条交通运输线畅通无阻。徐进强调指出：通唐公路，是敌人向解放区进攻的咽喉，也是我们的要道，它不仅要保证大厂地区征收的粮食、布匹、鞋袜等军用物资能够运出去，而且还要保证通县、香河、武清等地征收的物资从这条运输线输送出去，任务是很艰巨的。希望大厂地区全体军民，要有顽强的精神，为战争的胜利，英勇战斗。会议很快结束，村干部们连夜回去，组织群众把粮食和物资转移或坚壁起来。一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正义战争开始了。
解放军主力部队刚刚撤出，国民党反动军队便立即向解放区发起进攻。
9月3日清晨，从三河县西部传来隆隆的炮声。国民党九十二军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沿通唐公路向东进攻。在马起乏、东柳河屯、西柳河屯等村附近遭到十四军分区阻击营和当地区小队的不断袭击，推进速度一天不足5千米。9月4日占领马起乏村，5日占领夏垫镇。6日，敌军向李旗庄一带进攻时，骚扰郝家府村之敌遭到阻击部队的沉重打击。当天，敌军占领李旗庄，并向三河县城进犯。这时，中共三河县委、三河县人民政府机关已按事先计划撤到洵河以东，然后向山区转移。敌军占领三河县城以后又继续向东进犯，同日占领段甲岭一带。9月16日，经过休整的敌人分别沿平三公路、三皇公路向北、向南两侧伸展。进犯北部的敌人占领了蛮子营村（现名山河营）、掘山头村。向南进犯的敌人占领了皇庄、大厂两镇。短短10余天，在十四军分区主力部队实施战略转移的情况下，敌人共占领包括县城在内的城镇6座，村庄18个，控制了县内的3条交通要道。从表面上看，敌人“由点到线”的进攻计划基本完成，实际上是自不量力的愚蠢行动，如同被装进了人民战争的口袋。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敌人来势很猛，区委决定：区小队和民兵暂时转入地下活动，并通过分析敌人进攻后的形势，对坚持地区的工作做了进一步的安排，首先根据县委的指示，把二区划为二、三两个小区，即邵府、太平庄、兴隆庄、毛场、南寺头、陈辛庄、土营、西马各庄、南贾各庄、亮甲台、陈家府以西为二区，以东为三区。李争华任二区区委书记，区长由新派来的陈崎担任；原组织委员彭子刚任三区区委书记，区长由李尚武担任。在划区的同时，还决定扩大武装力量，区小队由武委会主任肖振生带领，配合三区区委活动，民兵大队长蒋平负责组织武装民兵配合二区活动，具体安排是：（1）把反动的地主监视起来，并给予教育。（2）对叛变投敌的村干部采取一方面教育，一方面瓦解的方针。（3）对解放区村干部，教育他们要坚持斗争不动摇，还要监视住敌人，特别是叛徒的活动，同时本身要提高警惕，防止遭受敌人的迫害。（4）各敌工委员要大量搜集购买敌人的报纸，准确掌握敌人动向，采取多种办法瓦解敌人力量。（5）宣传群众，给群众撑腰，不向敌人交粮，不向地主退赔胜利果实等。区委的部署分别传达到各村以后，各村都提高了警惕。每到晚上，潮白河的沙窝里，岗子屯、谢町村西的沙坑、杜梨树坑、各村外的大小壕沟、庄稼地里，到处可见隐蔽的群众。敌人每天都出来“扫荡”，妄图把区委和地方武装全部消灭，地主还乡团也频繁活动，区委和地方武装白天不能活动，只能靠夜间开展工作。不久，敌人在大厂、谭台建起据点后，气焰更加嚣张。
面对敌人的疯狂“扫荡”，区委带领区小队和民兵仍然坚持斗争。本着敌人白天来、区小队和民兵夜里行动的方针，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积极开展工作。三区区委书记彭子刚和武委会主任肖振声领导全区武装力量，积极活动于金庄、六合庄、侯驸马、毛场、芮屯、王果子庄一带。一方面袭扰据点里的敌人，一方面宣传群众。为了不给或少给群众增添麻烦，劳累一夜的区委和民兵，白天一个也不进村，坚持在野外的坟地里隐蔽。秋季雨多，遇到大雨倾盆，大家就把老百姓收割后的庄稼顶在头上，上边虽然淋不着，下边却被水泡着。由于大家都在一起，又加上有区委领导这样勇敢乐观的指挥员，区小队战士和民兵谁也不叫苦。为了配合地方武装坚持斗争，党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时常冒着风险，秘密给地下工作者送饭、送情报，大家一边吃饭，一边听群众控诉国民党军队的暴行，听后无不义愤填膺，增加了对敌人的仇恨。为了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减轻群众的压力，区小队和民兵经常在夜里去夏垫、李旗庄敌据点附近打枪，震慑敌人；去夏垫南大桥下埋地雷扰乱敌人，搅得敌人寝食不安。过了一段时间，区委和地方武装逐渐适应了这种战斗环境，打击敌人也就更有利了。陈家府、宋各庄一带村庄基本成了地方武装和民兵的活动阵地，解放区军民取得了在敌人后方坚持斗争的经验和初步的胜利。
1946年9月4日上午，潮白河西岸响起了敌人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炮声，国民党九十二军一六六、一六七、一六八团及杨少洲、冯敬芝组织的地主还乡团反动武装，耀武扬威地从通县开了过来，他们一路胡乱打枪，以显示中央军的“强大”。为了教训这伙敌人，揭露国民党纸老虎的真面目，区小队配合主力部队一个营，从马起乏到夏垫的十几华里的路程上打了敌人3次阻击，直打得敌人心惊胆战，大举进攻变成了一步一步爬行，直到6日才推进到三河县城。
国民党九十二军占领三河县城后，国民党三河县政府、流亡党部随之而来。由九十二军与地方团伙陆续在县城、夏垫、李旗庄、皇庄、大厂、大赵庄等10余处建立了武装据点。国民党三河县政府仍由周贵任县长，下设秘书室、军事科、民政科、财政科、军事审判处、司法处等机构。其所辖面积为侵华日军占据前三河县所辖范围，与解放区的行政区划不同。在所辖区域内沿袭日本统治时期的建制，设立43个乡、镇机构。因兵力不足，多数乡级机构聚集在县城和有武装据点的集镇上，不敢设在自己所管辖的农村地区。
国民党三河县党部仍由孙东卿任书记长，执行委员会由孙东卿、赵子庸、田沛林、冯敬芝、田绪昌5人组成。这个反动核心肆意歪曲事实，极力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宣传活动。此外，筹建了城关、夏垫、段甲岭、皇庄、马坊区党部，积极发展国民党员，扩大组织。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进攻三河县以前，全县约有国民党员200名，除去老弱病残和其他原因以外，能按照党部旨意活动的不过百余名。敌人占领三河县不久，全县国民党员发展到400余名。
国民党顽军进攻到大厂地区以后，除留下了一六七团黄如斗的一个营和杨少洲、冯敬芝组织的200多人还乡团地主武装驻守夏垫外，燕郊、李旗庄、三河、皇庄等主要村镇也都有大量的顽军和还乡团驻守。从此，大厂地区的回、汉族人民又处于这伙顽军及反动地主武装的蹂躏之中。国民党顽军在大厂地区的猖狂活动，对全区军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修建据点炮楼，实行疯狂“扫荡”。国民党顽军占领夏垫以后，很快就在夏垫、大厂、谭台等3个村、镇修起据点和炮楼，并开始“蚕食”据点附近的村庄。为达到长期占领之目的，敌人集中时间和兵力对全区实行了疯狂的“扫荡”，四处寻找解放区地方武装，妄图一举消灭。敌人一面“扫荡”，一面沿途抓人抢粮，无恶不作。从9月到10月，敌人“扫荡”了通唐公路两侧的大厂地区30多个自然村庄，抢走群众大批粮食和财物。
1947年2月1日（正月十一日）凌晨，三河县伪县长兼保安三十团团长周贵和他的得力干将保安团副团长张宝云、特务队长贾永富、分队长郝连瑞一起，带领警备队、自卫队共300多人，突然包围了后丞相村，进行大规模的搜捕。在这次搜捕中，区小队不幸罹难。这就是震惊全区的“后丞相惨案”。
当时，敌人这次行动原本是来偷袭前丞相村的。十四军分区有一支人数不多的队伍正在村里，发现敌情后，因兵力相差悬殊迅速转移。敌人扑了空，又突然扑到相邻的后丞相村搜查。
惨案发生的前一天晚上，区武委会主任肖振声、区小队队长崔宝才带领部分队员和民兵18人外出执行任务，留宿于后丞相的西小庄。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驻在这村的三河县一些干部和三区区小队发现了敌情，当即决定组织群众转移，由区小队队长崔宝才和区武委会主任肖振生率领区小队和民兵负责掩护。大部分群众转移后，区小队和民兵还没有转移到村外，三河、皇庄、夏垫来的敌人便把村子包围起来。肖振声和崔宝才迅速研究了敌情，认为敌众我寡不能硬拼，转移已来不及，便决定带领大家躲入后丞相地道。敌人开始进村搜查，敌军连长贾永富看到全村只有一些老人和小孩，没有青壮年，感到情况异常，猜想村里必有地道，随即命令属下四处乱找。当时，因最后一名队员金培华还没来得及下地道时，敌人就包围过来了，他立即向村北跑去，躲进了一家老乡的院里。敌人跟踪将金培华搜出，绑在树上严刑拷打。叫他说出地道里有多少人，多少条枪。金贪生怕死，说出了地道的情况。敌人恨不得马上把八路军抓出来，押回三河领赏。但他们明白，在八路军中像金培华这样的软骨头太少了，于是如临大敌，他们先向地道口打了一阵枪，喊了一阵话，妄图使战士们投降。哪知地道里的战士们早已料到情况的严重性，共同表示了一个决心，敌人来了我们就打，誓死不投降。敌人见这一招不行，便使出毒辣手段。在地道口点燃柴草，抬来扇车往地道里扇烟。地道里一时浓烟滚滚，由于没有防烟防水设备，战士们只能趴在地上忍受着烟呛的痛苦。过了一段时间敌人不见有人投降，就又弄来辣椒、烟叶加在火里，地道里的烟气一下变得更浓了，有的战士开始被熏得昏了过去，快到中午的时候，敌人见地道里仍没有人出来，便派特务下去侦察，然而，敌人是下去一个就被消灭一个。就这样打打停停，直到下午四点多钟。敌人认为地道里的人都被熏死了，便又逼着几个特务到地道里搜查，特务下去以后，黑洞洞的地道里加上浓重的黑烟，使得敌人胆战心惊。他们慌忙拣了几条枪，又用枪刺扎了熏倒在地道口附近的几名战士，就爬出了地道，报告说八路军都被他们扎死了，这才罢休。敌人集合队伍，临走时又把村里群众的粮食衣物抢掠一空。
敌人走了以后，转移出村的群众陆续回到家。村里的干部和群众迅速进入地道，地道里的同志都被背了上来，并马上检查人数，结果经过抢救，崔宝才、周顺田、刘温、陈福顺4人苏醒过来。其余武委会主任肖振声等13名干部、战士、民兵牺牲。
后丞相惨案，是敌人欠下的一笔血债，更增加了解放区人民对敌人的仇恨。在县委和区委的领导下，掩埋了牺牲同志的遗体，一大批有志青年，又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区小队，决心拿起武器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为保卫全区每一寸土地而战斗。
建立反动党政机构和反动武装。夏垫这个通唐公路沿线上的战略要地，国民党军极为重视，在此修建据点炮楼后，为达长期盘踞之目的，很快建立起反动党政机构和地方武装为其服务。
以周贵为县长的国民党三河县政府成立后，同国民党军一道卷土重来的地主分子冯敬芝便在夏垫当上了区长，杨少洲当上了镇长。伪政权成立以后，国民党三青团、大编乡、合作站、联密处、还乡团、摸瞎队等各种反动组织也随之建立。
“联密处”是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势力联合组成的权力最大的组织。凡属该地区范围内的伪党政团体，全由“联密处”管。夏垫联密处主任由国民党九十二军驻夏垫团政治部主任翟永兴担任，下级便是党政团体各组织的负责人。联密处的职权范围很广，但主要的任务是策划“扫荡”、捕杀革命力量、保证军需等事宜。
国民党区党部和“三青团”区队部也都设在夏垫。区党部书记开始由张旭东担任。但由于当时其党政关系恶化，这个党部的头目于1947年2月便被县长周贵撤职，其组织作鸟兽散。1947年7月，老国民党党员崔子瑜来夏垫，重新组织了国民党第三区党部，并开始其罪恶活动。这个区党部共建5个分部，大厂地区建3个，即大厂、夏垫、南寺头。他们在这里的罪恶活动，一方面是纠集坏人，扩大反革命势力，刺探解放军情报，破坏共产党组织；另一方面是监视各区政府行政人员活动情况，他们的活动极为疯狂，据1948年4月解放夏垫后缴获的敌伪档案看，国民党在大厂地区发展的党员就有300余名。
“三青团”作为国民党组织的附属，随着国民党区党部的建立，也跟着建立起来。队长由于兴担任，副队长叫李丰，以宣传国民党的主张和政策，歪曲事实污蔑共产党，愚弄、麻痹人民为主要任务。三青团组织实有二三十人，多数是一些做教育工作的旧知识分子和部分店员。到1947年底，因为党、团组织争选伪国大代表，于兴一伙曾从附近村的户口册上乱抄一些人名单充数为三青团员，实际参与活动的分子一直就是那么二三十人。国民党和三青团组织有时也乱抓一些群众，但主要目的是为敲诈勒索。
“伪大编乡”组织与“合作站”，是直接勒索群众的地方组织。当时，全区的大乡组织都在夏垫镇办公，大小有十几个，其中较大的有3个乡：即大厂乡、翟各庄乡和大定府乡。网罗这些组织的人员都是本区内的反动地主分子和日伪时期的汉奸，他们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的“红人儿”，他们直接服务于敌人，主要搞清乡带路、派粮、派款等活动。合作站是各大乡组织的综合办事机构，主任洪彬会，其主要任务是：按照敌军上级的命令向各大乡收粮收款。
“还乡团”和“摸瞎队”，是地方上的反动地主武装。这伙人以邵万钧、王树三、莫光明为首，有队员200人左右。他们主要配合国民党军清乡、扫荡、抓丁、抢粮。这伙反动地主武装是解放区人民最危险的敌人。国民党军进攻以后，反动地主武装破坏村政权，捕杀土改干部和“抗属”，抢夺群众粮食、财务供给国民党顽军去进攻解放区。除此以外，三河县长周贵还针对大厂地区民族武装——回民队的存在，唆使大厂镇反动地主分子海得祥等人在大厂地区成立了一支30多人的伪“回民支队”，在大厂地区频繁活动。
煽动地富分子反攻倒算，制造血腥惨案。国民党军进攻以后，其气势汹汹、疯狂一时的活动，使土改运动中的被斗地主分子又卷土重来，再逞威风。他们以为真的变了天，便怀着与人民为敌到底的复仇心理和刻骨仇恨，纷纷投靠了驻夏垫的国民党政权，加入了还乡团反动武装，在全区进行反攻倒算。芦庄的邳万钧，大厂的王树三，金庄的金芝三、刘树源，前丞相的周凤田，南贾各庄的李永召，许官屯的刘成祚等都分别跑到夏垫、皇庄等敌据点投靠了敌人。甚至连三关（西关、大东关、小东关）一带老区的地主，如小东关的李文奇，亮甲台的贾文禄等也跑到了燕郊投靠了敌人，他们一靠国民党主子的势力，二靠人熟地熟，四处抓人抢粮，反攻倒算，一时间气焰嚣张，对大厂地区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前丞相村的地主周凤田，国民党军一来就当上了还乡团的头目。他经常带人回村进行反攻倒算。第一次回村就将本村村长周廷侠的家属周刘氏毒打一顿，并恶狠狠地骂道：“我倒要看看，前丞相是你们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直打得周刘氏身受重伤，一个多月都不能起炕。
西关村地主分子高云亭，国民党进攻以后，马上索回群众分他家地里所收的粮食，并敲诈群众，实收1斗要交2斗，他扬言：“我就知道，八路军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好地都叫你们分了，这回我要收粮，少一粒也不行。”群众刚刚到手的胜利果实，又被地主夺了回去。
南贾各庄反动地主分子李行的儿子李永召，国民党一进攻就跑到夏垫，并当上了一个还乡团的小头目，他常带人回村，沿街大骂：“十个脚趾头（指男人）搬走我家的东西，要一个脚趾头（指缠足妇女）的给我送回来。”他还几次带领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回村清乡、扫荡，抓走村干部和群众20多名，并杀害本村一名抗日军人家属和一名在家养伤的解放军战士，气焰十分嚣张。
此外，反动武装不但配合国民党军四处清乡、“扫荡”，还经常闯集闹市，抓人抢粮，疯狂地对土改干部和群众进行阶级报复。
1946年12月，国民党皇庄镇长刘成祚，为报土改被斗之仇，唆使地主还乡团孟文俊、陈廷平等7个亡命之徒，在一天夜里，将许官屯村农会主席陈永贵一家老少4口诱骗出村，用刺刀挑死在村东鲍邱河边，并将尸体填进冰窟窿灭迹，手段极其残忍。
1947年春，王树三、邳万钧（邳原是芦庄村的抗日干部，后叛变投敌）一伙儿到大厂闹集市，一次抢走粮食30多石，同时抓走回民队联络员安景辉，并在夏垫将其杀害。
1947年6月8日，邳万钧带人回到芦庄进行阶级报复。这伙人首先砸抄了彭子刚、艾连明等5户区、村干部的家，然后又在全村搜捕村干部。村长何文春、工会主席丁宝贵、农会主席杨茂顺这天都在村里，并一起躲藏在清真寺水格子的底下，村干部虽然躲过了还乡团的搜捕，却没有躲过地主分子何文泽的恶毒眼睛（他当时是清真寺的伊玛目）。他把村干部的躲藏处报告了邳万均，3名干部全部落入敌人手中，何文春被当场枪杀，丁宝贵、杨茂顺被带到大厂后，也被敌人杀害。这就是国民党策划还乡团反动武装制造的震惊全区的“芦庄惨案”。
国民党控制的还乡团地主武装不但在白天疯狂活动，而更阴险的是组织摸瞎队在夜间出动制造血案。当时在大厂镇，他们制造了一起触目惊心、灭绝人寰的惨案。
1947年7月22日，大厂镇的农会干部和武装民兵十几个人，晚上悄悄宿在村边王永仲和王得增家中，被镇上敌人坐探发现，并报告驻夏垫的王树三一伙。王树三马上和驻三河的突击队特务王庆恒联系，要将农会干部和民兵一网打尽。很快由王庆恒带领的三河突击队十几个人连夜扑向大厂镇，于午夜12点钟包围了王永仲家，当场逮捕了民兵指导员海朝荣、中队长张兴福、中队副王德贤和4名民兵战士，一名副村长共8位同志。这时，住在王德增家的几名村干部，听到动静迅速越墙撤离，才免遭敌人毒手。
这8名民兵和村干部被捕以后，在押送路上有2人伺机逃脱。其余6名同志都被带往夏垫敌据点。敌人用尽非人的刑罚对6个民兵进行百般折磨，但没有一个人屈服。7月30日，是夏垫镇的大集日。敌人把6人枪杀在夏垫东门外，并惨无人道地挖出烈士的心肝当酒菜吃，还把生殖器割了下来，尸体抛弃荒郊。烈士家属因敌人的凶残控制无法前去收尸，烈士的尸体被野狗撕吞，令人惨不忍睹。这就是国民党及其反革命武装在大厂地区制造的一起鲜血淋淋的惨案——大厂镇惨案。
1947年底，国民党军动辄无故向普通回、汉族村庄开炮轰炸，名义上是在炮轰解放军，实则震慑恫吓平民百姓。仅就一次炮轰统计，北坞一个村，在无缘无故的情况下，落下炮弹400发，造成多人被炸伤致残，到处房倒屋塌，弹坑遍地。另一次炮击，他们直接瞄准北坞村内具有五六百年历史的伊斯兰建筑——北坞清真寺，一颗炮弹落在北讲堂的门前，把正在给海里凡讲课的德高望重的陈捷阿訇炸死，制造了震惊一时的“北坞清真寺惨案”。
1948年初，北坞村3个回族群众，到燕郊镇去赶集卖牛羊肉，正遇上国民党军“拉锯”占领燕郊镇，随便将3人无故抓走后杀害，制造了一起“燕郊惨案”。
国民党军及还乡团武装在大厂地区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然而全区军民并未被吓倒，他们用生命和鲜血在这块土地上继续坚持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