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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0年起，日本侵略军依靠军事优势，把刺刀下的统治秩序强行推进到冀东几乎所有地方，普遍建立起伪政权、伪军警及各种汉奸特务组织。大厂地区大部分村镇变成敌占区。敌人天天逼着老百姓修公路、挖封锁沟，三村修一岗楼，五村建一据点，几乎每一块土地都置于敌人的火力网封锁之下。普遍建立的保甲制度，实行连坐，一户“通八路”，“全甲同罪”。各村都设有“联络员”，每天到日伪据点报告有无八路军等情况，语言稍有不慎，就会惨遭毒打。敌伪人员还经常到各村催粮催款，随意搜捕抓人，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在这一时期，日本侵略军在这一回族聚居区制造了多起惨案，现选取两起有代表性的“惨案纪实”，足可证明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无道和凶残万恶，让后来者永远铭记。
北坞村惨案纪实
北坞村，是大厂地区最大的回民村，坐落在大厂回族自治县县城西北11千米处，京榆公路、京哈铁路紧靠村南通过。村东南1千米处，就是著名的夏垫古镇。因邻近交通咽喉要道，历代战乱遭受的迫害最为严重，抗日战争时期，成为侵华日军的控制重点，屡遭侵害，老百姓常常处于鸡犬不宁，流离失所，有家难回的生存状态。
自从1935年日本侵略军侵占了这一地区后，在北坞村东南的夏垫镇建起据点，北坞一带回族人民便陷于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日军为了强化对这一带村庄的统治，驻扎在夏垫镇东西两个炮楼里的日军守备队长桐口和小林，三天两头出来“清剿”“扫荡”，骚扰百姓。日军为防备八路军抗日工作人员到这一带活动，他们强制推行保甲制，钉门牌、发证件，还强迫各村青壮年成立了“棍团”（名为村“自卫团”）。组成“人电线杆”，昼夜不断向夏垫炮楼的日军传话、报告。然而，北坞村作为北部冀东抗日武装和地下工作者开展活动的重点地区，北坞的回族人民并没有屈服于侵略者的威胁和奴役。他们表面上对日伪军敷衍应付，暗地里经常为抗日工作努力奉献。日久天长，日军渐起疑心，伺机报复，以恫吓和镇压回族群众的抗日活动。
1943年7月21日清晨，日军队长小林带领40多名日军和200多名伪军，突然窜进北坞村。
小林命令汉奸特务挨门挨户搜人，凡是15岁以上的男子都要到村南大道上开会。
中午12时许，凡是被日伪军发现的人，一律被呵斥打骂驱赶，有近300名青壮年村民被汉奸和日伪军驱赶到了北坞村南大道北侧的道沟里。日军队长小林满脸杀气站在公路上，身旁站着3只凶恶的狼狗。日伪军把沟里的群众包围起来，四周架上机枪。此时，天空阴风阵阵，黑云滚滚，暴雨将临。日军队长小林站在马路上，叽里咕噜地“训”了一通话。原来，昨天一夜间，日军从三河县城到燕郊的电话线几乎全被破坏，北坞村南也砍倒了3根电线杆。日军此来即为追查破坏电线杆事件。小林讲完话，用手指了指倒下的电线杆，人们一看，其中一根电线杆上贴了一张条子，上写“倒3根杆，杀3人”。日军在小林的示意下，从人群中拽出3个人。第一个叫何吉昌，40多岁，是北平一家点心铺的师傅，刚从北平回来探家遇上此难；第二个叫张景辛，是一位靠做小买卖维持生计的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这天他从外边赶着驴驮回两捆秫秸（高粱秸秆），刚到家门还没进屋，就被抓来开会；第三个叫何长福，年仅17岁，是一个正在上学念书的学生。
日军命令何吉昌等3人到公路南边去。由于路基高，何吉昌一下没有爬上去，马上挨了一顿皮鞭。3个人被押过公路，日军又叫他们往玉米地里走。这时，何吉昌回头问：“让我干啥去呀？”日军凶狠地说，“开路开路的”。进了玉米地，日军命3人跪下。此时，3人心知要遭毒手，正想寻机逃脱。还没行动，只听日军一声呼哨，3只大狼狗蹿下公路，扑向他们3人。狼狗在日军唆使下，对何吉昌、张景辛、何长福狂撕乱咬，惨叫声声，让马路沟里被围的群众不寒而栗。很快3个受害者在挣扎、惨叫声中，身上的衣服被狼狗一条条撕碎了，皮肉也被一口口咬烂了……正在此时，天上哗哗地下起大雨。路北道沟里的人们低垂着头，不忍再看乡亲们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残害。
当何吉昌3人几乎被咬得半死时，一声哨子响，日军又冲着3人开了枪。3个无辜的回族同胞，就这样受尽折磨之后被日本侵略者残酷地开枪杀害了！万恶的日本侵略者，他们杀害的回族同胞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是还在念书的学生，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这一天及接下来的几天里，北坞这冀东最大的回族村沉浸在悲愤的痛哭和送葬的氛围之中。全村回族群众为死难者举行了回族习俗的葬礼仪式，集体送葬。人们把这一天牢记在心中。每年的这一天和其他宗教节日都举行全村的祈祷仪式和游坟，怀念遇难者，教育下一代，永远不忘1943年7月21日这个悲惨沉痛的日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北坞村犯下的滔天罪行，欠下的一笔永远不可勾销的血债。
南寺头村清真寺惨案纪实
南寺头村，位于大厂县城西北10华里处，村西头有座古老的清真寺。村北距夏垫镇5华里。南寺头因距夏垫较近，属于敌占区，但村南就是抗日堡垒村，侵华日军与抗日政权双方在这一带形成了“拉锯式”的斗争形势。白天，日军派汉奸、特务到此强迫推行“保甲制”，派粮、派款、抓人、打人，横征暴敛，无所不为；夜间，抗日工作者在回民队的配合下，展开抗日宣传工作，教育、鼓舞广大群众与侵略者作顽强的斗争。村里的许多回族青壮年纷纷走上杀敌的前线或投身抗日工作。群众也积极为抗日政府送情报、筹措枪支弹药、掩护抗日干部、抗粮抗捐，同日伪、汉奸作顽强的斗争。日本侵略者对这里的回族人民十分仇视，伺机镇压和报复。
1943年11月的一天，夏垫的日军突然通知南寺头村民，要在11月23日这天来村开全村大会，15岁以上的男人全要参加。同时强调，凡是外出在40华里以内做事的人都必须叫回来，40华里以外的要有证明信。南寺头的群众预感到灾难即将来临。当时的南寺头清真寺历史悠久，规模宏大，日军要把全村人集中到那里去开会。大家知道他们惨无人道，在开会之前把寺内一切能用于对人施刑的用具都藏了起来，并想了一些应付日军的对策，还把一些村干部及家属、抗日军属全隐蔽起来。
11月23日这天，为了避免日军、汉奸挨户搜查抢粮，迫害百姓，大家一早都由各保甲长带着集中到了清真寺大殿南侧，除去开出证明信事先躲避的人外，有三四百名群众集聚在这里。
早晨8时左右，驻扎在夏垫的日军小队长桐口，带着十三四个日本兵和50多个汉奸、特务，携带两挺机枪闯入南寺头村，直扑清真寺。在肃穆森然的清真寺内，敌人在大殿南侧把群众包围起来，十几个伪军爬上了清真寺的寺顶高亭和四周的高房顶上。然后命令群众一排一排面朝北对着大殿坐在地上，为防群众暴动，在群众前边摆了一张八仙桌子，桌上架起一挺机枪，另一挺机枪架在群众身后，张开机头，枪口直对着群众。四周的日伪汉奸也荷枪实弹，面对着手无寸铁的百姓。当时形势十分恐怖，大有剑拔弩张之势。日军小队长桐口，站在群众面前凶神恶煞般地嘀里嘟噜地说了一通什么，翻译官张牙舞爪地翻成了中国话。他说南寺头村藏着枪，凡有30亩地的户都有一杆，必须统统交出来。又说，村里有八路，要大家说出来谁是八路等。但他咋唬半天，没有一个人吭声。因为当时的枪支大部分都交给了回民队，剩下的早被汉奸们反复盘查搜走了，敌人要枪实际上是为杀人找借口。问谁是八路，群众更不能告诉敌人，何况抗日政府人员早已全部隐蔽起来。
日军看大家不说话，就让一个叫唐得生的伪警长，拿出一个名单来，一个一个地点名，叫谁名字谁出来，只要一说没有，日伪汉奸上去就打，打完一顿再由一个日军和一个汉奸押着，到寺东侧的沐浴室、南北讲堂去灌凉水。
第一个被叫出来的是杨茂杰。叫出来没问几句，一个汉奸根据日军的命令，从地上找到一根刚刚劈开的准备用来点火烧水的大木柴，抡起来没头没脑就打，一口气打了三四十下，打得杨茂杰鼻青脸肿，鲜血淋漓。接着又被日军、汉奸架到淋浴室去灌凉水。
会场上，继续接着往外叫人，叫一个打一个，用木柴打，用皮带抽，还用枪筒戳，然后照样押去灌凉水。一时间，会场上打人声和痛苦的叫喊声交织在一起，更加深了恐怖气氛。就这样，杨文海、杨学正、杨茂臣、杨瑞龙、杨普林、杨井宽、贺得明、金大龙、毛六等无辜的群众，都遭毒打，并被押走。就连60多岁教书的毛老先生，也被一个日军拉出来，左右开弓打了几十个耳光，打得满嘴淌血。60多岁的杨瑞龙老人，被一个汉奸拉出人群，用枪口往身上杵，一下被戳了好几个跟头。狠毒的日本侵略者在寺内找不到绳子，把阿訇头上缠的礼拜时戴的白色的缠头巾抢下来，勒人脖子，往门框上吊，等没气儿了再放下来，缓过气来再往上吊。
最残忍的酷刑是“灌凉水”。沐浴室和讲堂，原本是回族人民过宗教生活时沐浴更衣和学习教规教法的场所。日军把被打的人们押到这儿之后，一个一个用3道麻绳仰面绑在板凳上，拿茶壶灌凉水（因群众为防备日伪汉奸，把铁壶全藏了起来）。他们先用湿毛巾捂住被灌者的鼻子，趁张嘴呼吸时往嘴里灌水。有的找不到毛巾就直接往鼻子里灌。被灌者因为脖子上、腰上、脚上都绑着，无法挣扎。这样直到把人灌得肚子鼓鼓胀起，然后，日军再穿着带钉的大皮鞋到被灌者的肚子上去踩。再从嘴里把水挤出来，挤完了再灌。就这样，一个个平民百姓被折腾得死去活来。
更为残酷的是，他们把人连灌带踩弄得半死，还抬到火炉上面去烤，夹起炉子内的红煤球往人身上乱烫，发出嘶嘶啦啦的声音，再加上惨叫声，让人听了撕心裂肺、毛骨悚然。一个日军想用烧红的通条施刑，他见找不到（已被事先藏起来了），就把打水用的桶拿来，拆下桶梁，砸直，做成通条，烧红往人身上烫。这些万恶的日本侵略者，把回族人民沐浴洁身、礼拜的清真寺当成残害人民的行刑室。这些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用非人刑罚，把一名名无辜的群众，残害、整治得死去活来，奄奄一息。
在日军施刑过程中，回族青年杨学正被灌水整得半死以后，又被敌人放到火上烤，用红煤球、红通条把全身烫得焦烂不堪。最后一个比野兽还要残忍的日军，又把那根烧红的通条从肛门插入腹内，一声惨叫，这个无辜青年当场死去。杨学正死后，还被日本侵略军拖拉到会场上，以此恫吓大家。桐口朝坐在前边的回族青年杨景俊身上狠踢两脚说：“你的，去看看他，死了没有。”杨景俊无奈到跟前看时，只见杨学正身上全被鬼子烫黑了，实在令人难以目睹，杨景俊因恐惧和悲愤顿时瘫在地上。
这一天里，日军把南寺头村清真寺变成了人间地狱。无论屋外的吊打，还是屋内的灌、烤、烫，他们都用尽了非人的手段，施暴于无辜的回族群众，整整折腾了七八个小时。大约下午4时许，一个年岁不大的日军（据说是个队长），突然把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回族青年杨文海从沐浴室里拉出来。此时，杨文海的胳膊已被打折，下巴也被打掉。那个日军凶狠地把杨文海拖到会场的西侧，在群众几百双眼睛怒视之下，“啪啪”两枪把其打死。会场上悲愤惊恐的群众情不自禁地发起了一阵骚动。而兽性大发的日本侵略军似乎已经疯狂般地杀红了眼睛。只听日军小队长桐口向屋里大声喊道：“屋里灌水的，统统地用开水灌。”然后，又回头对群众直接用中国话嚎叫一声：“你们地，看到了吧！已经毙死一个，枪的不交，你们和他一样，统统地枪毙！”
那架在群众前后两挺机枪的日军射手，一听到桐口嚎叫，立刻把身子挺直，手握扳机，只等桐口一个手势，罪恶的子弹便将扫向几百群众，一场大屠杀已成千钧一发之势！
正在这紧急关头，“啪啪”从东南方向传来两声枪响。在清真寺顶上站岗的一个警备队的伪军，不知是良心发现，还是惧怕这一大屠杀将直接影响自己的“后路”，忽然向下边大喊了一声：“报告太君，北面人群奔跑，黑烟滚滚，像有情况。”鬼子桐口一听，立刻大惊失色，他担心是回民队去端他的老窝，立刻下令撤，带着全部日伪军仓皇地向夏垫方向鼠窜而去。
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震惊一时的南寺头清真寺惨案。在这一惨案中，南寺头的无辜群众，被打、被灌、被各种手段折磨的达60多人。其中杨普林、杨茂杰等十几个人当时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后经大家抢救才活了下来。杨学正、杨文海2人却被敌人当场杀害。
这一惨案，激起了回族人民的极大愤慨。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不仅杀害了回族同胞，而且侮辱了回族人民的信仰。清真寺作为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人民心目中“清净”“纯真”之圣地，都被这些强盗们肆意践踏，日本侵略军把这一古老的建筑当成了他们的行刑室和杀人场所。敌人的暴行不但没有吓倒南寺头村的回、汉族人民，更激发了他们的抗战热情。不久，一批回、汉族青年，为了给死难、遭害的亲人们报仇雪恨，为早日打垮日本侵略者，毅然走上了抗战杀敌的战场，加入了回民队。南寺头村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民族武装的配合下，展开了更广泛的抗日活动。
大厂回民队自诞生以来，党和人民对这支回族武装十分关怀，视如珍宝，寄予了厚望。
1942年9月14日，日本侵略军“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开始了。日军7个连队，伪满洲军4个团和伪治安军19个团共64000千余人，对冀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梳篦清剿”，迫使八路军主力和地方干部撤出丰玉遵、丰滦迁等基本区，转移到长城、张家口以北，进行外线作战。这一时期，大厂地区形势也异常紧张，敌人天天“扫荡”“清乡”，抓民夫、挖壕沟、修碉堡，并强令各村建立“剿共自卫团”，还网罗、收买汉奸搞谍报、滚报，刺探抗日军民活动情况。敌人这些毒辣政策的实施，使抗日军民面临的斗争环境达到了极其艰难的境地。
冀东军分区为了保存回民队这支民族地方武装力量，指示回民队转移到北部山区。
1943年2月，他们接到上级指示，到平谷县的上下白羊受训。军分区首长抽调了富有战斗经验的干部战士训练回民队。他们在那里学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学习了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也学会了一些抗日歌曲，使他们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都得到很大提高。4月初，为了使回民队进一步接受实际锻炼，军分区又指示他们向热南青龙县的茅山根据地转移。让二区队在那里负责帮助训练。二区队政委谭志成热情地接见了他们，高度赞扬了他们坚毅顽强的革命精神，并代表党委向他们提出了殷切希望。他风趣地说：“你们是少数民族武装，你们到这里不但不让你们参加战斗，我们还要保护你们，因为你们这十几个人，就如同一只大母鸡，人民还指望你们下蛋哪。”回民队战士听了这些话感到无比温暖。在这里又经过两个多月的训练，他们的军事素质和军事技术又得到进一步提高。
回民队经过军训后，斗志很旺，多次向军分区请战，要求参加消灭日本侵略军的战斗。军分区党委根据回民队的现实情况，决定让他们参加一些小的战斗，也好在实战中得到锻炼。
4月下旬的一天，回民队接到上级的指示，要在石匣、曹鲁口一带截粮，为恢复基本区的部队提供给养。这是个艰巨而又有重大意义的任务。当时日军正在这一地区强迫百姓把大批粮食运往据点和城镇。在恢复基本区战役展开后，日军的主要兵力是用来对付八路军，抢粮和押运粮食的只是小股日军和伪军。这个情况上级领导了解得很清楚，要回民队完成截粮任务是有把握的。回民队接到任务后，个个摩拳擦掌，队长何凤如立即带队伍出发，埋伏在截粮地点。战士们进入阵地后不久，就看到了敌人的运粮队。粮食用100多头小毛驴驮着，由3个日军和五六个伪军押送。敌人用鞭子抽打着运粮的百姓，催促快走。百姓手无寸铁，强压怒火，只得在牲口身上出气，打得毛驴直蹦。这时，回民队埋伏着的十几个人立即商量好谁打哪个日军，瞄准目标后，一声令下，几声枪响，日军倒地。回民队队员们展开冲锋，伪军被活捉。运粮的百姓跑来和回民队员们握手，并帮助战士把粮食运了回来。就这样，回民队在几天内截粮两万多斤，受到了军分区的表扬。
回民队完成截粮任务后，按上级的指示转移到了平谷县的大辛寨宿营。一天傍晚，忽然得到群众的报告，说有一辆大马车从寨东来，是日军给西边据点送东西的，有10个日军押送，要经过这个村。队长派一个战士侦察，说情况属实。回民队迅速在村西街口一个小庙旁埋伏好。天黑后，日军的大车进了村，刚到村头小庙，队长何凤如一声令下，战士们的十几颗手榴弹立刻在日军群里爆炸，敌人被炸得死的死伤的伤，想要逃跑的又挨了一枪。马车上的3匹马一受惊，大车也被刮翻了。队员们立即从埋伏着的高台上冲了下来，把受伤且负隅顽抗的日军打死。这次战斗进行不到半小时，就消灭日军10人，得到4条三八大盖枪和一车军用物资。
1943年6月，八路军分东中西三路突破敌长城封锁线，进入基本区作战，形势日渐好转。军分区指示二区队和回民队由平谷南下，对日军进行一次突然袭击，攻得要猛，打得要狠，拔除一些守敌薄弱的据点。特别是在大厂一带，要狠狠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鼓舞群众斗志，为回民队开展活动创造有利条件。6月上旬，天气很热，部队正投入战斗，没来得及换单衣，战士们只好把棉衣内的棉花掏出，卷在背包内，穿着棉衣外套，在急行军时常常是汗流浃背。一路上边走边打，像秋风扫落叶般，沿途打下了胜屯、高楼、马起乏、冯兰庄、彭府等9个敌据点。使日伪军闻风丧胆。几个月的对敌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人民群众见子弟兵打了胜仗，个个欢天喜地，都热情地欢迎和慰劳自己的亲人。为赞扬二区队和回民队，群众编唱了这样的民歌：“鹰儿高，兔子蠢。回民队，打日本。二区队，真能干，打死鬼子一大片。”
恢复基本区的斗争结束以后，二区队回军分区，回民队则留下来开展抗日活动。过去日本侵略者在这一带烧杀抢掠、抓丁要粮，百姓受尽了欺辱。今天，群众见回民队回来了，真如重见天日，万分高兴。大厂地区的群众见自己的队伍回来了，人人欢欣鼓舞。出现了一片军爱民、民拥军的生动景象。回民队教导员纪心泉，抓住这个时机，领导回民队抓紧扩军、训练等工作。在纪心泉的组织下，几个回民村都建立了扩军小组。小组人员由群众推荐产生。扩军小组负责介绍优秀的青壮年参加回民队。如：大马庄村的安景辉、黄起顺被选为扩军小组成员以后，先后动员了二十几名青年参军入伍。南寺头、霍各庄、杨辛庄等几个回民村，几十名青年也先后参加了回民队。妻送郎、父送子参加回民队的动人事迹村村皆有。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回民队发展到了60多人。
回民队不仅吸收基本群众参军，还特别注意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共同抗日，积极争取何臣参加革命工作。何臣是通县于家府村人，回族。日军进关后，经常抓丁抢粮，再加上地主豪绅的压迫，弄得他无路可走。于是他组织了几个穷哥们，搞劫富济贫的活动，被当地的豪绅们称之为土匪。后来有了枪，发展到近百人的队伍。他们经常藏在暗处用自己的好枪法，打击出来糟蹋百姓的日伪军，同时还不断偷袭敌人据点，使得日伪军都很怕他们。当时，日军看中了何臣，妄想以高宫厚禄收买他，被何臣拒绝了。出于朴素的救国之心，他对别人说：“宁当‘三儿’（抢劫者）不当官，跑野不进。”他坚决表示：至死不当卖国贼。气得日军对他没办法，便千方百计讨伐他们，通过一次又一次“围剿”，想把这支地方武装消灭。
回民队知道这个情况后，就派人和他联系，并做思想工作，使他明白，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是抗日的队伍，邀请他加入到回民队这支抗日民族队伍中来，共同抗日。何臣听了如梦初醒，拿定主意，决心跟着共产党、八路军走。10月中旬，他带领十几个人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回民队。军分区首长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接见了何臣，对他毅然参加回民队表示热烈欢迎。分区首长知道他有一定的指挥才能，为了表示党对他的信任，任命他为回民队大队长，任命何凤如为副大队长，王以仁为教导员（他不久调离由纪心泉接任）。何臣带来的战士大都是神枪手，再加上回民队原有十几名神枪手，他们杀敌勇敢顽强，使得回民队神威大振，成了一支精锐的抗日队伍。至此，回民队发展到80多人。
这时期，八路军主力十一、十二、十三团和7个区队在两个多月内，作战87次，攻克据点22个，歼敌2330多人。大部分基本区得到了恢复，根据地已有22个联合县政府。从1943年8、9月间到年底，回民队在夏垫、燕郊、李旗庄一线活动，经常截汽车、打埋伏，消灭从据点出来抢粮、抓人的小股伪军。10月底的一天，夏垫日军小队长桐口带着七八十人到刘河村活动。这是桐口经常到的地方。回民队知道这一情况后，就在村南一条沟里设伏，当桐口的队伍耀武扬威地走进伏击圈后，一束束手榴弹甩进敌群，机枪、步枪又一起开火，敌人来不及反抗就被打死一片，除桐口和几个日军拼死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歼。回民队缴获了很多武器弹药。缴获的武器弹药除一部分上缴外，其余都武装了自己。这时回民队已拥有机枪4挺，掷弹筒2门，其他枪支弹药也比较精良、充足。
1944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经过艰难的“战略相持”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冀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关于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大力发展抗日武装，由分散隐蔽活动发展到集中公开活动。并且一直保持对日伪军的进攻态势，频繁出击，攻点克碉，使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得到恢复和发展。
冀东地、县委和军分区在抓好主力团队和县区武装建设的同时，还下力量抓了民兵建设。恢复区的每个村庄都建立了民兵组织。而且随着抗日斗争形势的好转，民兵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数量不断增加。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加强对抗日群众武装的领导，敌后抗日根据地于1944年夏秋之际相继成立了地、县、区、村人民武装委员会（简称“武委会”）。并下达指示，指出民兵的性质是在自卫队基础上，依据群众的政治觉悟，在自愿的原则下建立的、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不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主要的任务是武装斗争，袭击敌人，保卫群众的切身利益。负责民兵工作的主要部门是各级武委会，隶属于上级武委会和本级党委及政府双重领导。
冀东三河、香河、大厂地区的各级武委会也于1944年夏秋恢复或成立。此后，随着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扩大，群众武装日益活跃起来。县、区武委会成立后，民兵工作迅速发展。村民兵组织逐渐落实，各村都成立了武委会，主任大多由民兵队长兼任。在敌占区或游击区，武委会虽暂未建立，但在各级党政组织和地方武装支持下，有些抗日人民武装和群众组织逐渐恢复起来。在对敌斗争中，民兵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站岗放哨、侦察敌情、传递信件是民兵的日常任务。民兵更重要的任务是带领群众破坏敌人交通，配合主力部队和县区武装的军事活动。
1944年10月的一天，夏垫据点的日军一个小队40人，在100多名伪军配合下到八百户村“清乡”，日军的一名流动哨窜到了窄坡村。这个消息通过地方联终员传到谢町村后，该村民兵庞奎元（预备党员）立刻去找党支部书记董万章，计划干掉这个日本兵。正巧碰上董万忠（董万章之兄），他们2人一起去找董万章。这时董万章已闻讯赶来，经过3人共同商量，到窄坡村联系了在家休息的脱产干部尹亮，4个人很快统一了意见，决定活捉这个日本兵。他们得知日本兵在大庙里。大庙分前后两层殿，日本兵正在后殿休息。董万章拿着一个茶碗，首先走进大殿，日本兵一见，立刻端起刺刀要杀董万章。董万章连忙摆手指着茶碗解释说：“太君，不要动手，我是来伺候太君来了。”日本兵见来人不像八路，就放下武器。董万章就势坐在他的身旁，他和日本兵闲聊。董万章见他已被稳住了，就拍拍自己的肚子问：“太君，是不是饿了？我给你找点东西吃吧！”日本兵伸出大拇指表示同意。
董万章走出后殿和正在前殿等候的庞奎元、董万忠、尹亮说：“鬼子要吃饭，我们有了活捉他的机会，但鬼子全副武装，我们赤手空拳，要办好这件事必须谨慎、勇敢。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来不得半点马虎。”听了老董的话，庞奎元等人都表示：干吧！为民除害，死也甘心。紧接着4个人商量活捉日本兵的办法。由一个人在日本兵身边周旋，抓住时机搂住他，发出信号，然后4个人一齐上手。办法有了，4个人分别去给日本兵找吃的。不一会儿，熟鸡蛋和一只活母鸡都找来了，董万章拿着鸡蛋走到日本兵跟前。其他人在殿外以宰鸡、做饭为名，等候信号。董万章剥好一个鸡蛋给日本兵吃，还说：“一会儿还要给太君炖鸡呢！”第一个鸡蛋吃完了，正要吃第2个，忽听门外鸡叫，董万章手指外面的人说：“看你们多笨，连鸡也宰不好！”日本兵也向外望去。刹那间，董万章猛用双臂搂住日本兵，同时发出了“哼”的一声。庞奎元等人立即冲到殿内，把日本兵按倒，先摘下了他的两个手雷和几颗手榴弹，又去夺他的枪。日本兵拼命抵抗，胳膊夹着枪死不松开。庞奎元对尹亮说：“用你手里的绳子套他的脖子！”绳子套好后，尹亮往前扯，庞奎元、董万章抓枪往后拽，一叫号子，把日本兵的枪拿过来了，4个人一齐动手把他捆了起来，当即动身送交抗日政府。类似这样民兵与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的事迹在大厂地区不断涌现。
在恢复基本区的严酷斗争环境里，抗日政府的必胜决心和回民队的发展壮大，极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他们紧密团结在抗日政府的周围，不管敌人“清乡”多么残酷，生活条件多么艰苦，仍一心一意参加抗日斗争。他们为保护干部，保护八路军，保护抗日政府，保卫根据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在斗争中经受考验形成的抗日堡垒户，他们不怕被敌人列上“赤匪分子”的黑名单，不怕被敌人列为“清乡”“扫荡”的重点，勇敢地承担了接待抗日干部，照顾伤员，收藏鞋袜，掩护粮款和文件的艰巨任务。他们机智地躲避着敌人的搜捕，成为抗日干部和抗日武装在敌占区坚持斗争的坚强堡垒。
1944年初，大厂西部地区被开辟后，西关村成了区里干部和八路军经常出没的堡垒村。村长肖景三，对区干部和八路军开展的抗日宣传工作深表拥护，并逐渐懂得了一些抗日道理，积极为抗日政府工作。其妻王桂芹，在丈夫的影响下，也热情地为抗日做工作。1943年9月，道南武工队政委纪心泉在攻打大厂据点时负伤，立即被转送到西关村堡垒户肖景三家。王桂芹热情地配合丈夫伺候伤员，她每天默默地做饭，不是包饺子就是擀面条，尽力让伤员吃好。同时，还不时到村外放哨观察动静，直到纪政委安全转移。
肖景三家不但经常有八路军和干部来往吃住，还经常为区政府隐藏一些粮款和枪支。1943年冬的一天上午，村外突然响起了枪声，敌人又来“扫荡”了。当时他家正隐藏着一批区里征收来的“边区票子”。王桂芹非常着急。她知道敌人一来，家里又要被翻个底朝上。区里的钱必须找个保险的地方藏起来。她忽然想起住在村北头的娘家目标小。便把钱用一个包袱包起来跑出家门。这时群众都在往村南的潮白河方向疏散。王桂芹却不顾危险往村北跑。直到把钱藏在娘家的小缸底下，才向村外跑去。敌人“扫荡”过后，他们家虽被抢劫一空，但区里的款子却保住了。
大厂镇北的金庄村，在抗战时期有“小盘山”之称，是大厂地区的堡垒村之一。村里的保长金俊涛家，也是抗日人员落脚之地。当时区里干部徐进、李尚武、彭子刚等常在他家隐蔽办公。
金俊涛家坐落在金庄村的东南角，出门便是鲍邱河北岸。他家前后共有3所房子，地形又较好，所以不仅抗日干部到这儿隐避，区小队的战士们有时也在他家宿营。金俊涛的妻子金胡氏，待抗日干部胜似亲人，无论来人多少，她都一样热情招待。每当同志们在她家宿营，她和丈夫一个村南，一个村北为大家放哨。
1943年8月的一天上午，经常在金俊涛家落脚办公的县委干部徐进，把一份县里干部名单收藏在他家的坯垛里，并在临走时派金俊涛给区干部去送一封急信。中午，村外突然响起枪声，金胡氏刚要往村外跑，又想起了坯垛里的密件。她急忙回到院里，又将藏文件的坯垛上压了几层坯。当敌人进村搜查时，她为了保护这个密件没有离开家。一会儿大门被砸开了，十几个敌人涌了进来。他们一直冲到屋里，到处乱翻，并把有用的东西全都抱到院里。敌人在屋里翻了一阵以后，又到院子里翻。有两个汉奸朝坯垛走去，并一层一层地往下搬坯。这下金胡氏可着急了，她站在院子里的衣物前生气地大声喊叫，“这点东西都在这儿，你们还翻什么！”一下把敌人引过来了。他们把刺刀架在她的脖子上，凶恶地叫道，“八路哪去了，你家为八路藏了什么，不说就挑死你！”面对敌人的恫吓，她心里反倒踏实了，灵机一动，机智地应付走了敌人，保住了文件。
在抗战时期，像肖景三、金俊涛这样的抗日堡垒户，全区有40多个，像王桂芹、金胡氏这样的抗日群众更是数不胜数，他们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抗日政府的周围，配合党组织做了大量的抗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