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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标志着新中国文学的诞生，这也是一般意义上当代文学的起点，它奠定了新中国文学的秩序，大会成立的组织机构在一段时期内成为文学场域的权力中心，对新中国文学话语进行认可与评价。195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决定指出：“今天大陆上的战争已经结束，我们的党已经领导着全国的政权，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而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而这样的后果就是“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各地文艺刊物纷起响应，开展了广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1950年5月28日，《人民日报》转载《改进我们的工作——〈人民文艺〉第一卷编辑工作的检讨》一文。8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说说唱唱》编委会所做的检讨。中共中央的决定推动了文艺刊物的自我检查工作，使各地文艺刊物更加注重文艺思想，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去组织迅速反映政治需要的稿件，更加努力地贯彻宣传《讲话》精神。1950年5月25日，《文艺报》第二卷第五期上开辟“批评与检讨”专栏，对路翎的《女工赵梅英》和经赵树理编辑发表的《金锁》进行批评。由此掀起如何正确书写工农形象的讨论。前者描写一个受旧社会浸染的女工，在共产党的教育下，从一个故意捣乱破坏工厂纪律的工人变成一个有思想觉悟的进步女工。后者中的金锁，本是一个乞丐，农忙时帮人打短工，他先和绰号“白蝴蝶”的破鞋发生暧昧关系，后又帮曹五爷当长工，曹五爷设计奸污了金锁妻，金锁妻找曹五爷报仇时被打死，金锁也被打走，后来金锁当了八路军的连长，新中国成立后回到村子斗倒地主曹五爷。这篇小说的前部脱胎于《阿Q正传》，后部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尾巴则是加上去的。当时的批评者认为这两篇小说其实是在丑化工人、农民。张明东在《评〈女工赵梅英〉》中认为，赵梅英其实是穿着工人衣服的小资产阶级人物。“她是小康人家的女儿，又漂亮，又有些聪明，以后在生活的打击下几乎变成一个下流的女人了，但仍然是不知道天高地厚，自高自大的。”“她是懦弱而虚荣的，无论吃了多大的亏，只要男人给她做一件花衣服，她就满足了。”
这些缺点与当时工人阶级领导形象形成鲜明反差。评论还认为，赵梅英的“转变”没有思想基础，是刹那间的突然“转变”，而且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缺乏真实感。一方面对人物的社会出身、个性特点缺乏本质认识；另一方面随意糅合人物内心反差性的情感，给人造成神经质的印象。路翎自以为能充分表现人物内心丰富情感的“主观战斗精神”在这儿遭到接受者的调侃，这说明接受语境已发生时代性嬗变，一种新的审美标准正在形成。同理，当时对《金锁》的批评也认为作者描写主人公敌友不分，侮辱了农民。作者把“城市里最没出息的流氓性格，加以夸张后，硬加到一个农民身上，而写成了一个不现实的、被歪曲了的人物”
，尽管赵树理在《〈金锁〉发表前后》中对此进行了辩护，认为批评者将农民理想化了。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前破产农民的谋生之道往往就是“赚”“乞”“偷”“抢”“诈”，现在看来，赵树理的辩护无疑是有生活基础的，但在当时却不被接受。“当翻天覆地划时代的大革命高潮卷起来的时代，描写革命动力之一的农民‘是应该写成正直的，有骨气的，敢于反抗的’（《文艺报》编者注语）正面的光明人物，而绝不应该绘制一个已经过了时的阿Q式的‘金锁’”。
这其实是以革命胜利后的要求来拔高新中国成立前农民的革命性，用“理想化”过滤农民身上的“落后性”，但在“十七年场域”中，理想化的写作成了当时的主导话语。文艺工作者要无条件顺应这种主导话语，以便文艺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周扬在政务院第八十一次政务会议上报告1950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时说：“过去一年，中央文化部的工作中一个比较最严重的缺点是对全国文化艺术工作的思想政策领导不够，这种缺点的形成，主要由于在思想上没有足够认识文化部的工作是一个思想的工作，而将过多的精力放在一般行政事务上，以致形成某种程度的事务主义作风。”
周扬在政务会议上的总结一方面响应中央关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政策精神，另一方面也强调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倡导文艺家要提高认识，顺应时代主导话语，以便创作更好地为政策服务。
如果1950年开展的文艺刊物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更多属于学术辩论的范畴，那么1951年对《武训传》的批判则掀起政治批判的先例。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该文将北京、天津、上海三地发表的歌颂武训的文章按照题目、作者、发表报刊及日期的方式列出不完全目录。毛泽东在社论中指出：“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包括《光明日报》《新民报》《天津日报》《进步日报》《大公报》《文汇报》《大众电影》在内的知名报刊受到点名批评。在批判了武训的投降主义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文化界思想混乱，部分共产党员受到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侵蚀，不懂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历史发展规律。
其实早在1949年5月15日，《人民日报》曾发表《武训先生的故事》一文，该文虽然也对武训看出了旧制度的黑暗，却并没有想到找一个革命的办法去改变这种制度的思想进行了批评，但对他行乞办贫童学校的义举是赞扬的，对他做牛做马的一生是同情的。时隔两年后，《人民日报》的态度有了根本性逆转，将义丐为穷人办学的故事上纲上线到带有根本性质的向旧制度投降的高度，导演和编剧孙瑜在《人民日报》上检讨。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因为给李士钊编的《武训画传》写过题词，也在《人民日报》上检讨自己的错误。与检讨相配合，《人民日报》发表多篇批判文章，全国各地报刊也纷纷响应。自此，文艺批判成为读者的一种自觉反馈方式，他们纷纷争当文艺哨兵，为实践文艺的政治功能服务。诸如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中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批判，对影片《关连长》中人道主义和矮化英雄倾向的批判，大多不是从生活现实出发，而是从政治功效的角度去考量。
为了清除文艺工作中所谓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倾向，1951年11月17日，全国文联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召开。大会检讨了当前文艺工作状况，指出文艺工作落后于现实发展，不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的要求。大会认为“文艺工作的这种落后的思想根源，就是忽视思想，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迎合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倾向”
。而为了战胜这种倾向，必须进行整风学习。大会决定，首先在北京文艺界组织整风学习，然后利用其经验在全国文艺界普遍展开整风学习运动。11月24日，北京文艺界举行学习动员大会，胡乔木、周扬分别做报告。胡乔木指出文艺要充分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使文艺成为工人阶级的战斗的武器，应该用工人阶级的思想来教育民众。周扬检讨了由于领导上的放松或放弃毛泽东同志的文艺路线，使文艺界思想战线上产生思想界限不清的混乱现象。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在某些机关中居于领导地位，没有反对《武训传》的制作、放映和对《武训传》的赞扬。与会代表丁玲、欧阳予倩、老舍、李广田等也发言表态，支持整风学习，改造思想改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