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于历史的风云际会,代表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人民的为人民而艺术的路线成为时代的宠儿,正是在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的衷心支持下,这种乾坤转换的政权更迭才有发生的可能。而只有继续强化为人民的艺术路线,才能夯实以工农大众为主人翁的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基础。正是从确保战争胜利及政权建立的高度出发,郭沫若界定新中国文艺为代表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人民的为人民的文艺。这和毛泽东《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从文艺活动应采取的运作策略上看,当时中国尚有南方、大西南、大西北等广大国土有待解放,未解放地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41%,占全国总城市人口45%,所以应继续加强团结,巩固文艺战役上广泛的统一战线。许多自由派倾向作家诸如巴金、老舍、俞平伯、戴望舒、萧乾、丰子恺、冯沅君、陆侃如和通俗文艺大家张恨水顺利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巴金、俞平伯还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为了团结全国一切爱国的民主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留有待解放区名额8人,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戏剧工作者协会、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音乐工作者协会、美术工作者协会、舞蹈工作者协会等组织机构的全国委员会则分别留有待解放区名额2—12人不等。
1949年7月4日和5日,茅盾和周扬在大会上分别作十年来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区革命文艺运动和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这其实是阐释郭沫若总报告的两个分报告。茅盾检讨了国统区的文艺创作,周扬则示范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后解放区成功的文艺实践。茅盾的报告中说国统区的作家不熟悉工农兵,不知道工农兵为伟大时代的创造者,所以他们的作品中不能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与主要斗争,表现在具体的创作上就是“非本质论”“主观论”“人道主义感伤论”及“个人主义”“庸俗抗战恋爱论”“颓废主义”等有害倾向的蔓延。周扬的报告则论述了解放区作家在实践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后,出现了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工农兵自发的群众性的文艺活动也空前活跃。正是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对照,新中国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文艺路线得到了强化。1949年7月6日,周恩来做政治报告,他强调了文艺作为战斗部门在解放战争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倡导文艺为人民服务,“我们从新区来的朋友,过去限于环境,不可能深入广大的群众,但今天的情况变了,有了深入群众的机会了。总之,应该首先去熟悉工农兵,因为工农兵是人民的主体” 。这里的新区,即指原属国统区的新解放区,周恩来将他们称为朋友,这是一个颇耐人寻味的称谓,既肯定他们在统一战线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也对他们饱含期待。当天下午七点二十分,毛泽东突然莅临会场,全场欢声雷动。毛泽东在简短讲话中说:“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
正是在新中国大局已定的情况下,第一次文代会才能胜利召开并制定出对文艺界有奠基意义的规约章程。相比于民国时段文学注重世俗生活情趣与审美品味不同,新中国“十七年”文学强调文学的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性质,“在新的时代看来,社会历史的不同性质的交替,不仅意味着人民生活的进步和新生,同时也意味着文化发展在阶级属性上的某种中断和面临的新的起点” 。布尔迪厄在《实践理论纲要》中说:“一种特殊类型的环境所构成的结构……产生出习性,即持久的气质系统,这些已形成的结构会作为建构性的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s)而发挥作用,即作为实践和表征的产生和结构化的原则而起作用。” 新中国以《讲话》为核心的话语形成系统建构出“十七年”特有的话语气质,而这些气质显然能生产出与之相匹配的文学内容与样式。
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揭橥了新中国文学的序幕,大会不仅明确了新中国文学的性质及方向,而且成立了领导文艺工作的全国性组织团体。在当时报到代表统计表上,我们可以看到大会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与会代表的年轻化倾向,40岁以下的文艺家人数占报到统计人数的73. 9%,35岁以下的文艺家人数占53%;二是文艺门类中戏剧艺术彰显强势姿态。从事戏剧业务的文艺工作者多达267人,占报到统计人数的41. 5%,而从事文学业务的工作者有213人,占报到统计人数的33%。前者一方面说明第一次文代会重视文艺年轻力量的培养,从组织保障上为后续力量的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也说明第一次文代会在重视吸纳年龄较大的资深作家的同时,也重视吸纳年龄较轻并无大的文学实绩的文艺工作宣传者及组织者。后者说明作为大众艺术代表的戏剧更受人民欢迎。从宣传效能上看,直观的视听艺术比间接的表意符号更容易让人接受。新中国成立前工农大众主体大多为文盲半文盲的现实限制了他们对文学的接受,他们往往受传统戏曲濡染而更乐于接受这种直观的视听艺术门类。作为一种间接的表意符号艺术,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对接受者的文化素质提出了要求,在绝大多数工农大众主体文化程度较低的现实情况下,文代会制定的注重普及与提高、普及第一的工作策略无疑是正确的(参见下表)。
第一次文代会报到代表统计表
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