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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工农大众从未成为文学的主人，在并不占有社会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现实条件下，他们自己的创作或者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在民间流传，或者被某些文人及统治集团记录整理，而文人在有关工农大众题材的书写中大多只是以旁观者身份来观察考量，他们从未真正与工农大众相结合。
事实上，进入民国以来，受五四启蒙思潮影响，新文学知识分子以严肃的立场书写普通民众，但新文学针对的读者群主要是都市中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它在普通工农民众中的影响微乎其微。有的理论家批评新文艺形式是“畸形发展的都市的产物，所以对于畸形发展的大学教授、银行经理、舞女、政客以及其他‘小布尔’的表现是不错的，然而拿来传达人民大众的说话、心理，就出了毛病”
。瞿秋白也认为：“中国的大众是有文艺生活，当然，工人和贫民并不念徐志摩等类的新诗，他们也不看新式白话小说，以及俏皮的优雅的新式独幕剧……城市的贫民工人看的是火烧红莲市等类的大戏和影戏，如此之类的连环图画、七侠五义、说岳、征东征西，他们听得到的是茶馆里的说书，旷场上的猢狲戏、变戏法、西洋景……小唱宣卷。”
赵树理曾说他将自己喜爱的新文学书刊推荐给农民朋友，把《阿Q正传》读给父亲听，可惜他们都不能接受，这使赵树理清醒地认识到以少数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文学与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之间有着深深的隔膜。
所以赵树理开始文学创作时，首先考虑的是他的故事要老百姓听得懂。综上所述，历史上的工农大众在主流社会形态中并未真正建立起自己的文学，他们或者被代言，或者以非主流形式在民间流传自己的文学。由于生活情趣、语言习惯、传统濡染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普通工农民众对文学有自己的偏好与理解，他们往往并不认可知识分子的言说方式。老舍曾说：“用字造句，一定要注意。像有些新字和句实在为大众所不懂的。例如：‘老舍的眼光投了一个弧形，心中起了微茫的伤感’，就连初中程度的学生恐怕也不见得十分了解。”
老舍在此不乏幽默地对知识分子脱离大众的语言提出了委婉的批评。何容在《怎样使文章下乡》中对如何使文学的语言通俗化曾做过生动描述，他说：“‘话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他们（大众）一看就对味儿；开首就来一句‘轰！轰！轰！……一阵猛烈的炮声’，字倒并不难认，只是叫乡下人一看，摸不着头脑，不愿意再往下看。在词句方面也是一样，开了仗就是开了仗，不必说‘开始了武装斗争’，等着敌人来了就狠狠地揍他，不必说‘期待着敌人的来临而予以重大打击’。”
匪夷所思的是，在1949年的上海，在现代性都市生活中被长期排斥在外的底层工农民众成为时代聚焦点，他们开始占据各种时尚媒介的封面，成为商品获得消费保证的另类“他者”。
这是《春秋》1949年1月10日、3月10日、3月25日出版的第六卷一月号、第三期、第四期封面。最右边图为《春秋》第三期的扉页目录。以上封面扉页图案设计显然有共性：在都市生活中被长期排斥在外的底层工农民众成为时代聚焦点，曾被忽视的人民大众成为可以改变历史发展的动力，理所当然成为大众传媒关注的对象。一月号的封面上一对爷孙模样的人互相对视着，老者推着独轮车，身穿破棉袄，头戴棉帽，近旁的树枝在萧瑟的寒冬掉光了枯叶，但老者却打着赤脚，在严寒中瑟缩着。孙子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望着爷爷，好似聆听着什么，在应该读书的年龄却出来干苦力谋生，他的神情也好似在抗议这非人道的生活。图中爷孙俩的生活处境令人揪心。第三期的封面木刻命名为“上学去”，一位年轻的母亲低头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本启蒙小学课本，细看课本上有“大家上学去”几个大字，字下有一所匾额为“树人小学”的插图。她以羡慕的眼神看着图中的学校，完全忘记了背在背后的婴儿，婴儿用粗布条绑在母亲后背上，他裸身蜷缩着，睡得正香，图中的母亲是期盼着自己在新社会能有上学的机会呢，还是渴望自己的孩子能有机会上学，我们不得而知，但“大家上学去”无疑是当时底层民众的梦想。第四期的封面木刻命名为“割草童”，一位农村少年屈腿赤脚坐在地上休息，裤管卷到膝盖以上，他的背后有一个硕大的盛草的编织背篓，少年敞开短袖对襟，手扶着镰刀，眼睛俯视着前方。该木刻刊载在曾经享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似乎有些吊诡，完全与都市现代性无任何关联的“他者”显赫地占据着消费时尚的前沿，成为市民争相购买的消费保障，事实上也昭示着一种新的话语形式得以确定。福柯认为对象总是存在于某个关系的复杂网络条件中，这些关系建立在机制、经济和社会过程，行为的形式、标准的序列，技术，分类的类型和特征化的方式之间，从1949年《春秋》封面话语言说方式的转换我们不难看出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建构和新质话语的诞生。正如《春秋》1949年第三期“编辑室”栏目所言：“当一切都在向前进步，向自由、民主、光荣迈进的时候；当一切丑恶的、萎退的黑暗面整个地奔溃的时候，不能与时代俱进的自然被遗忘和丢弃。文化部门面临这伟大的时代，其工作更形紧张、严肃与重要了”，“我们战战兢兢地努力地改进，相信我们的工作是具有意义的”。社会的变更带来整个复杂结构图谱的迁移导致话语言说的转换，人民大众成为时代生活的主旋律，“与时代俱进”的客观要求与“战战兢兢地努力地改进”的主观实践使得文学真的展现出一种与传统市民情趣和审美习性迥异的特质：“这个世纪是人民的世纪；所以我们必得宣扬人民的声音。我们企图培植起真真的人民文艺。这一份工作希望农工大众和我们合作，希望各个角落里的人民写出他们血泪、热汗的生活报告。”书写人民的文艺成为时代最强音。为此，《春秋》从该期起新辟《人民大众生活报告》专栏，首次刊发6篇作品，涉及公务员生活、剧人生活、学校生活、学生生活等诸多方面。在该期的扉页目录上，也出现人民大众簇拥着走向街头的插画。在随后的第四期上，《人民大众生活报告》专栏刊发作品2篇，涉及农村生活、银行生活，或许觉得稿件较少，《春秋》编辑部特在栏目后发表一则启事：“这是人民大众的时代，我们应该知道全国各角人民的生活状况，在这不平凡的环境中将有多少不平凡的可歌泣、可悲喜的生活和遭遇，本刊特辟“生活报告”一栏，这应该是读者的园地，希望你们，将自己的生活、遭遇，非局外人能知道的种种的情形，在三四千字左右（材料丰富者例外）毫无掩饰地报告我们，让我们转告全中国人民。”由此观之，该栏目有新闻纪实的性质，目的是第一时间告知发生在乾坤转换时代人民的悲喜生活，值得注意的是，该栏目的参与者和读者都是平凡的普通人，其书写的语言也朴实大众化，这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新中国成立后民众（非作家）主导文学的范式（诸如1958年“大跃进”民歌创作运动）。人民成为创作主体，而不只是历史长河中被书写的对象，这或许是人民文艺的最本真要求，以此观之，《春秋》栏目的开设有里程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