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21世纪以来，从现代作家集编选的视角考察新中国文学场域建构成为学术研究路径之一。某种意义上说，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文学是国家主体在文学生产上有计划有组织地参与预设与建构的文学，这种预设与建构不仅体现在作协及各分会的建立、重要作品的组稿制度上，也体现在诸如《鲁迅全集》《沫若文集》《茅盾文集》及众多作家集的编选上。新中国“十七年”出版的现代作家集（全集、文集、选集）大多在原版上经过作者、编者的修订，做了改收、避收、注收的处理。而在现当代文学的教材编定与文学史书写中，有关此方面的研究还未引起足够重视。有的教材将“十七年”现代文学作家修改本与新中国成立前初刊（版）本、新时期作家最终修订本混为一谈。有的文学史对“十七年”出版的现代作家集有意回避，只字不提，或浮光掠影，一笔带过，这些都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本书在广泛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回历史发生的文学场域，结合“十七年”作家序跋、编者出版说明、“十七年”《文艺报》及《人民日报》文艺副刊、新时期以来作家日记、回忆录等相关史料，借鉴西方学者葛兰西、福柯、伊格尔顿、热奈特、布尔迪厄等的理论，将“十七年”版本与初刊（版）本进行汇校，梳理出“十七年”现代作家集的修改规律及脉向，钩沉出其修改背后的意识形态、话语规范、社会心理等诸多原因，整体宏观地把握“十七年”现代作家集的编选情况。从研究的操作性与可行性出发，本书重点选择新中国第一家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作家集作为考察对象，其涵盖范围包括“十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文学作家全集、文集、选集。为了论述的集中，人文社出版的某些现代作家的作品单行本不在考察范围之内。

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成立，“十七年”该社共出版一部全集（《鲁迅全集》）；七部文集（分别为《瞿秋白文集》《沫若文集》《茅盾文集》《巴金文集》《叶圣陶文集》《郑振铎文集》《靳以文集》，其中后三部文集曾一度中断）；七十余部选集（出过选集的作家分别为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艾青、丁玲、赵树理、沙汀、夏衍、艾芜、吴组缃、田间、瞿秋白、柔石、殷夫、应修人、潘漠华、叶紫、蒋光慈、郁达夫、朱自清、闻一多、胡也频、许地山、萧红、冰心、洪深、魏金枝、叶圣陶、唐弢、田汉、聂绀弩、丁西林、吴祖光、靳以、袁水拍、冯至、陈白尘、欧阳予倩、臧克家、阳翰笙、何其芳、戴望舒、汪静之、废名、杨振声、王统照、丰子恺、刘大白、刘半农、于伶、宋之的、草明、周立波等人）。

“十七年”现代作家集文本修订一方面来自作者的自觉，另一方面来自编辑话语的中介互动。具体表征在现代作家集的编选上，如对《鲁迅全集》中涉及托洛茨基，在《鲁迅译文集》中对厨川白村的文艺论文、鹤见祐辅的随笔、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的批判，《茅盾文集》中对女性描写的洁化处理，《冯至诗文选集》中对所谓受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影响的《十四行诗》的全部删去，《废名小说选》中刻意强调作品中的“斗争”精神，《蕙的风》中汪静之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热情改写其旧作等。

上述现代作家集编选中的修订，既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关（许多作家按照《讲话》精神在序跋中做出深刻自省，以表明自己思想改造的进步），也与历次政治化的文学运动有关（诸如对影片《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反右斗争以及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后至1966年间开展的所谓“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等五次大的文艺改造运动）。这些文艺运动深刻影响了作家对旧作的修改。本书通过现代作家集中作者序跋、编者出版说明的提示来汇校初刊（版）本，在精读代表作及泛读普通作品相结合的基础上，汇校出修改的主要内容。本书探寻“十七年”现代作家集出版与文艺政策及文艺规训的关系，研究现代作家集在打造文学经典上的努力，探讨“十七年”文学的“话语气质”与“语言习性”，从审美配置的视阈考察“工农兵美学”的反“无功利”特征及历史局限。

现代作家集的编选在复杂的历史变革和新的文学创作规范背景下形成，编选中的异动代表了当时编著者的艺术水平、思想修养和读者的期待视野以及文化语境的需求。研究者需要重估“十七年”现代作家集的价值，要用一种历史的同情态度去理解那一代作家以及文本的内在价值。置身于“十七年”特定的历史场域中，现代文学的异动显然有其功能应用的合理性与塑造新国民的建设性，对现代作家集的编选作出客观历史的审视，吸取其经验教训，有益于新时期新世纪文学场域生态建设的健康正常发展。

总体来说，“十七年”人文版现代作家集的编选名单根据作家的革命资历、历史地位来甄选，分别确定入选全集、文集、选集的作家名单，在作家集的出版时间顺序上也有较为严格的界定，由此促进了新中国文学场域秩序的成型。综观“十七年”人文版现代作家集的异动情况，总体上出于两大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维护新中国革命斗争合法化、历史化和经典化的意识形态修改；另一方面是为建构民族共同体的规范汉语而进行的语言修改。前者包括对工农革命、底层劳动者、爱情及性等方面描写的修改，后者则包括将文言改为白话、方言改为普通话及个别语句上精益求精的润色修改。

本书共分五个部分来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交代了新中国文学的发生及与民国文学迥异的新质规定，同时梳理了影响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五次文艺规训。第二部分介绍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创建情况，交代了人文社的创建与定位，客观论述了人文社在打造文学经典上的努力。第三部分考察了《鲁迅全集》及《鲁迅译文集》的编选情况，钩沉《鲁迅全集》中涉及意识形态而删改的情况，探寻人文社编辑部批评鲁迅部分译文的原因，同时从《鲁迅全集》的5884个注释中考察其意识形态导向，对鲁迅书信删减的考察还原了当时文艺界权力场的纷争。第四部分考察了人文社版现代作家文集的编选情况，分别对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巴金、叶圣陶、郑振铎、靳以等七人文集中的改收、避收、注收、新收等方面做了考察，论述其修改的原因及规律，同时从序跋的角度探寻了编著者与意识形态互动的编选策略。第五部分考察了人文版现代作家选集的编选情况，通过对沙汀、夏衍、艾芜、老舍、曹禺、冰心、废名、沈从文、戴望舒、田汉、闻一多、朱自清等76部作家选集的考察，大致梳理出作品中主要的修改情况，并结合有关篇目进行了“以点带面”的重点解读，同时根据作家的序跋和传略介绍了编选中的意识形态考量及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倡导与崇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规模文学编选工程体现了出版社编辑与现代作家联手建构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焦渴努力，其内在的张力具有丰厚的历史认识意义。

2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