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的经典规范的打造

1949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而撰写的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该文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专政。而人民的具体内容则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与参与者，理所当然要享受革命的胜利果实。而对一切革命的反对派（即非人民者）则要实行专政。由此可见，人民不仅是一个历史概念，更是一个政治概念，新中国关于人民的定义与定位昭示了国家的性质及发展走向。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曾在《光明日报》上解释为什么要叫“人民文学出版社”：“1949年开国的时候，《共同纲领》是代表宪法的根本大法。《共同纲领》关于文教政策的一章里，就有一条提出‘要发展人民出版事业’。这就是个总方针，说明我们的出版事业是为人民服务的事业。陆定一部长在1949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闭幕词中更明确地说：‘我们的出版事业要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同时也为知识分子和学生服务。’这个总方针不仅指出了我们的出版事业的根本性质，并且指出了我们的出版事业的发展方向。后来国营出版社一个一个成立起来，社名上都有‘人民’两个字。加上这两个字大有意思，大有道理，可以让人家从这些出版社的名称上领会这些出版社的实质。为人民的出版社，只有人民解放了的新中国才可能成立起来。” 王任叔在论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定位时说：“一方面我们的出版社是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也是作家们的共同事业；另一方面出版社和作家的关系是建筑在为人民服务、保卫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这个唯一的基础之上的。这样我们文学的出版事业必然能够随着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共同前进。”

人民是新中国的主人，“人民”的概念不仅标示着权威的舆论导向，也衍生成经典规范的打造者、制订者。诸如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均为各自出版行业中最大最具实力的机构，事实上也成为该行业经典规范的制订者。而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文学出版界的翘楚，其打造经典的身份确立显然与该社的地位、出版旨要以及社长风格密切相关。

1949年7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一文，该文语言通俗平易，语调侃侃而谈，雄辩有力的论述给人亲和踏实感。毛泽东首先从远景上阐释了一条真理：“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这才符合辩证法。随后，毛泽东论述了中国人筚路蓝缕寻求救国救民的历程，共产党人找到马列主义才使得这一理想最终实现。指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斗争策略，“中立是伪装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必须坚决“倒向社会主义一边”。“我们要做生意”，“我们也要国际援助”。最后，毛泽东幽默地说，正如“可爱的先生们”所言，我们是“独裁”的，“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我们“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给予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对于反动派，“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只有这样，革命才不会失败，人民才不会遭殃，国家才不会灭亡。该版《人民日报》上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照片，为新中国宣传标准照，此照片多次出现在媒体宣传的国家重大事件时间节点上，诸如政协会议的召开闭幕、中苏建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首次会议召开等。

1957年5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出版界的内部矛盾需要解决》一文，这是在全党整风鼓励“大鸣大放”中反映出的问题之一。该文指出目前出版界过分强调专业分工，形成“只此一家，别无分设”的情况，不利于出版社之间的互相竞赛与竞争。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包办出版业的情况提出委婉的批评。同时也指出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过于强势，其十二年规划中把所有的外国文学名著都列入计划，并且网罗了所有知名的翻译家，当时知名的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因为优秀的读物要先让人文社出。客观审视这篇“鸣放”，我们不难发现集中国家体制内诸多优势因素的人文社事实上在文学出版界居于顶端位置。“在与其他出版社之间的分工问题上占据明显优势，并获得了更好的文学资源。” 在文化部1957年5月召开的文艺作家座谈会上，吴祖光就反映上海新文艺的稿费比人民文学出版社低一半。王中青在回忆赵树理的文章《太行人民的儿子》中也有类似介绍，有一次赵树理在北京马家庙胡同的新居招待他，“我又问起他的新作《三里湾》印了多少册，收入一定不小。他说：‘我要是为了收入多，就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了，现在送到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是为了销行广，只要广大农民能看到这本书，我是不顾及稿费多少的！’” 据中青社的编辑黄伊回忆：“50年代中期，人家并不怎么看得起中国青年出版社，一直把我们当作第二流的出版社。本来，总政文化部已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解放军文艺丛书”。但是，当我们得知他们还想另外再编一些丛书交给中国青年出版社时，我虽然明知他们不打算将最好的作品给我们，还是跟他们签了合同，忍气吞声发了三四本一般性的书稿。” 由此可见，在同属中央一级的国家出版社之间，由于出版社的实力名气等因素的差异而存在等级关系，人文社则在等级关系中明显处于优势，这为其打造经典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客观条件。1956年2月27日至3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出席会议的除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外，还有一部分作家和各省、市文艺工作负责人。人文社负责人王任叔在大会上也发了言。他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版社不是某些艺术爱好相接近的朋友集体或同仁性质的事业，而是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不允许存在资本家对作家的“收买”和“豢养”关系，民国时期市场主导的买卖文稿制度、利用朋友感情私相授受情况应该杜绝。同时他也委婉地指出了人文社的缺点，包括大会代表在会上批评的“掌柜坐柜台”思想、组稿工作不全面、对社会力量信任不足、对读者迫切需要不够敏锐等。王任叔关于缺点的论述佐证了人文社“一家独尊”的文艺界出版老大地位：挂着国家的招牌，出版社没有积极约稿组稿，许多作家反而要主动送稿上门。他最后总结一定要统筹社会各方面力量，做好计划选题，拟定好远景规划，在“五四”文学的编选方面，“在我们的规划中希望七年以内做好五四至建国时期的文学全面编选工作，包括代表作家的全集、文集、选集和单行本；包括按时期按类别编选的总集；包括文艺理论的参考资料” 。按此计划，至迟到1963年，人文社可以编讫出版全套现代作家集。

1952年7月15日，出版总署制订了中央一级各出版社的专业分工，规定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国家的文学书籍出版机构，它的任务是：（1）编辑出版现代中国的文学作品；（2）编辑出版文艺理论和文学史；（3）编选出版五四以来的重要文学作品；（4）编选出版优秀的通俗文学读物和民间文学作品等。 由此可见，五四以来重要的现代文学作家作品集一直是人文社的出版重点。1959年9月5日，文化部为了进一步明确出版社的分工，加强出版社之间的协作，调整了文学、戏剧、青年、儿童、美术、文物出版社的出书任务，规定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主要任务是：选拔出版当代中国优秀文学作品（作品须经过2—3年的社会考验，有些还应经过原作者修改提高）；选拔和出版有较高水平的文艺理论、文艺研究和文学史著作；整理编选中国各兄弟民族的优秀传统作品；整理出版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整理出版最重要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等。 相比1952年的专业分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此阶段更重视当代文学的建设，这是为配合文学大跃进和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文学成果巡礼而制订的，是当时政治工作的需要，同时也强调了要整理出版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品，以满足高校、科研院所及社会的需求。作为出版现代作家集的重要平台，人文社的出版旨要保证了现代文学经典打造的产生，使得“‘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创作情况大体上展现了出来，为今后进一步更为系统地整理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

从人文社首任社长冯雪峰的角度来考察，冯雪峰是经典生产的最终决策者。人文社“社内采取党委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行政集体领导机构为社务委员会，由社长、总编辑、编辑组组长、部室主任、青年团负责人、工会负责人组成。社务委员会下设编辑会议、生产会议和行政会议等；负责处理全社日常工作。”“在社长、总编辑领导下，设六个编辑组和一室：1.新创作组；2.五四文学（包括鲁迅著作）组；3.中国古典文学组；4.苏联、东欧文学组；5.亚非文学组；6.欧美文学组；7.编务室（下设资料科及宣传联络干事若干人）负责宣传、联络、资料供应以及其他编辑行政工作。”“在社长领导下，设：一、生产部，负责书籍的出版、发行工作。下设计划财务科、出版科（包括美术设计）、校对科、材料科、发行科、排版所。二、办公室，办公室设人事干事、秘书干事、打印组和管理科。” 从以上人文社的组织概况说明中，我们不难看出，身兼社长、总编辑的冯雪峰在社内处于名副其实的主要领导地位，他对出版物的选题有终审权。据曾任出版总署署长的胡愈之回忆：“人民文学出版社搞得很不错，雪峰有眼光，有魄力，出版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书籍，也拒绝了不少‘有来头’的不够出版水平的书稿。” 有一回，“时任诗歌散文组组长的牛汉，把一个编辑编的一本某现代诗人的诗选，送交给冯雪峰签名，冯雪峰接过稿子，啪地扔到了地上，说：‘他也就三四十年代有那么两首好诗，再就没什么好的了！’” 正是冯雪峰耿介正直的性格及对文本价值和艺术质量的追求，使人文社在现代作家集的出版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留下了不少有流传价值的经典文本。 UByoaq9n3Kby/UgtnfnuQcnTthnGV1hHjtOvJq0GOWkEhTbnZzWIwsHMHy5FXk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