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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始，并没有国家级的专业文学出版社，有关文学的书籍主要由三类出版社完成。一类为国家级综合性的出版发行单位新华书店；一类为国家级非文学专业出版社，比如工人出版社；最多的一类为地方出版社及私营出版社。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华东人民出版社、开明书店、北新书局、上海杂志公司、中华书局、群益出版社、平明出版社、上海出版公司、文化工作社、新群出版社、劳动出版社，北京的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武汉的中南人民出版社、武汉通俗图书出版社，香港的新少年出版社、求实出版社，广州的人间书屋、沈阳的通俗文艺出版社等均是当时较为知名的文艺书籍出版社。
1950年底，当时文化部艺术局下设有一个编审处，“具体工作是编印《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新文学丛书》和《苏联文学丛书》，分别交新华书店、三联书店、开明书店出版。但因呼应不灵，周扬便有意要成立一个文学出版社，隶属文化部，就命沙可夫（办公厅主任）和蒋天佐（编审处主任）负责筹组”
。而当蒋天佐到出版总署商谈成立人民文学出版社时，正逢出版总署部署出版专业化以利分工合作的良机。1950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在京、津出版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出版事业中的公私关系和分工合作问题》，报告指出要合理调整出版业中的公私关系，对于私营出版业，则“在国营的出版业领导下，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使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报告同时指出要实行发行和出版分工及出版专业化。新华书店专营发行，停止出版。要成立书刊贸易公司，代理各公私出版社的发行工作，而新华书店的出版职能则交给专业的国家出版社，“出版总署在最近时期内，将建立人民出版社，作为国营出版机关，代表国家出版政治文件性著作及一般的时事政治读物，除了现有工人出版社、青年出版社、科学技术出版社和专业国际问题书刊的世界知识社之外，今后将分开创立人民教育出版社、地图出版社、辞书出版社等等。”出版总署成立专业出版社，“是使出版事业逐步走上有计划有步骤的道路”，以避免各出版社之间为了抢占资源而出现“重复及不良竞争”。正是基于国家出版总署出版专业化的构想，文化部拟创建专业的文学出版社的方案获得通过。双方决定由文化部、出版总署双重领导成立一个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化部将艺术局下设编审处的人员全数调入出版社，出版总署将三联书店一部分人调入，同时文化部也公开招考一批青年参加出版社。
总计约有40余人。195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宣告成立。
〔创刊于1949年9月25日的《文艺报》出版发行折射出国家出版社的变迁，首先由新华书店出版兼发行（位于北京北新华街甲一号），后改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社址在北京东总布胡同十号），新华书店发行（总店在北京延寿寺街刘家大门），最后由新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社址在北京东四头条胡同5号），其出版社名称书写字体也由毛泽东改成了鲁迅。〕
在1951年3月25日《文艺报》第三卷第十一期上，刊载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一九五0工作总结及一九五一的工作计划》一文，在工作计划部分提到要协助筹建文学出版社，可见人文社的成立也得到全国文联的支持。1951年4月25日《人民日报》上刊载一则有关《文艺报》第四卷第二期的广告
，在出版社一栏标明该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艺报》创刊至第四卷第一期之前，曾先后由新华书店和人民出版社出版。从第四卷第一期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也是人文社第一次在全国最重要的媒介上亮相。1951年6月23日，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签署营业执照。当时人文社的地址为北京东四头条胡同5号，1958年1月迁入朝内大街166号。
〔左图为刊载于1951年4月25日《人民日报》的一则广告：“《文艺报》第四卷第二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图为1958年9月由王任叔负责编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年出版规划草案（1958—1962）》，时值大跃进，该草案也设计了远景规划：苦战三五年后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出版社之一，使出版社作品在丰富鲁迅和高尔基传统的基础上，出现社会主义时代的屈原、杜甫、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书籍形式要有独特的民族风格，装帧设计和印刷质量，三年内要超过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右图为位于朝内大街166号的原人文社社址。〕
人文社是新中国的第一家国家级的专业文学出版社，此后成立的国家级文学出版社诸如时代文艺出版社、通俗读物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在当时的影响均不及人文社。人文社成为国家级出版社中的“皇冠出版社”，在文学出版领域居于最重要的地位。据1958年9月由时任人文社主要领导的王任叔负责编制的《五年出版规划草案（1958—1962）》一书介绍，“七年来，我社共出书1571种；干部方面，从97人增长到1957年底的280多人。与我社有约稿和出书的著译者，1957年即达1863人，其中基本著译者，有640人以上”
。而在具体的出版业务上，出版物涵盖中国现代文学（包括五四文学、当代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外国古典名著、苏联及兄弟国家的文学作品、文艺理论等诸多方面。从发行来看，人文社的业绩也是很可观的。“印数从五万册到一百多万册的古典名著和现代优秀作品，约占总出版物品种25％以上。”
人文社取得的以上成绩显然与人文社的出版实力、出版理念及人文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关系密切。
据曾任出版总署署长的胡愈之回忆：“周总理打电话给我讲，‘叫冯雪峰做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但待遇要比普通社长高一点，工资要高一点，要给他一辆私人用小汽车。’”
可见，授命冯雪峰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是中央领导之意，这也说明人文社受到高层的支持，其享受的“高于普通社长”的待遇也是对这位参加过长征的老党员的充分肯定。尽管冯雪峰对出版社的上级领导机关中的某些成员不满意，对在其领导之下工作有些踌躇，他还是于1951年7月将家眷从上海迁到北京，不准备回上海，要安心在人文社工作。据鲁迅著作编刊社成员王士菁回忆说：“胡乔木（当时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愈之（当时是出版总署署长）、邵荃麟等同志都希望他到北京工作，所以他‘不能不去了’。”
冯雪峰到人文社时，还将1950年10月成立于上海的“鲁迅著作编刊社”成员也一起带来，其中包括孙用、林辰、杨霁云、王士菁、杨立平、殷维汉、王珩等人，并成立人文社“鲁迅著作编辑室”。
作为现代文学著名作家、鲁迅先生的学生及朋友，冯雪峰以其特有的眼光与魄力对人文社的创建做出了奠基贡献。他首先充实提升了编辑部，先后调来王任叔、聂绀弩、楼适夷、严辰、舒芜、牛汉等知名学者。在出版理念上制定了“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八字方针，将出版面涵盖宽广的人类优秀文艺作品。与一般地方级出版社和大众通俗文艺出版社不同，人文社注重“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强调图书的质量与品位，将服务对象界定为知识界中有一定文学素养的读者。曾任人文社副社长的徐觉民回忆：“在五十年代的几年中……现代文学方面，《鲁迅全集》以外，先后出版了《茅盾文集》《沫若文集》《巴金文集》等各十余卷，还印了《叶圣陶文集》数卷和《郑振铎文集》两卷。至于‘五四’以来作家的选集，出版了近五十种左右……读书界和出版社的同志往往回忆起这一段光景，常称之为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黄金时代。这因为不仅出版物势如汹涌，重要的是质量高，基本上都具有流传价值。”
而这些成绩的取得，显然是冯雪峰卓越的远见及人文社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