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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都塞在论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 Etat）时说，国家机器包括两类：一类是代表镇压性国家机器的机构；一类是代表那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机构。前者属于公共领域，包括政府、行政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而后者绝大多数是私人领域的组成部分，诸如教会、党派、工会、家庭、某些学校、大多数报纸、各种文化投机事业等，与前者主要通过法律和政令来行事不同，后者主要通过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个中介来“行事”。阿尔都塞明确地说：“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在掌握政权的同时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在这套机器中行使其领导权的话，那么它的政权就不会持久。”
他举例强调这一点：“列宁忧心忡忡地惦念着教育（及其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革命化，只是为了让已经夺取国家政权的苏维埃无产阶级能够保证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向社会主义过渡。”
毛泽东也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是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新中国成立前夕，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各地军管会相继接管国民党官办的出版社及所属印刷厂。对于私营出版社则采取登记监督、发放营业许可证的管理办法。在新中国成立后两三年内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随着政治宣传工作的发展需要，公私出版社均获得一定的发展。1953年，国家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私营出版社逐渐减少，到1956年底完成对私营出版社的社会主义改造，私营出版社成为历史。现将20世纪50年代初期公私出版社统计列表如下：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配合政府机关、部队顺利接管城市工作，以北京、上海、沈阳、武汉等大城市为中心，许多出版社、报社、书店纷纷印制宣传新中国意识形态的文艺丛书，诸如北京的文艺建设丛书、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青年文艺丛书、收获文艺丛书、解放军文艺丛书；上海的文艺创作丛书、劳动文艺丛书、人民文学丛刊、新中国文艺丛书、群益文艺丛书、文艺复兴丛书、文化工作社丛书；沈阳的东北文艺小丛书、青年学习小丛书；武汉的长江文艺丛书、大众文丛、部队文艺丛书等。私营出版社对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建构做过一定贡献，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及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决定了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出版业的发展必将受到限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社和新成立的出版社将成为出版业的领导力量，人民文学出版社正是在此契机中成立的。
新中国私营出版社社徽管窥。此期间的私营出版社包括上海出版公司、海燕书店、良友、北新、平明、开明、新潮等，为数众多，后来大多为国营出版社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