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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7月22日，第三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指出文学艺术工作者要通过文艺武器提高全国人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提高全国人民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大会的召开正值国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后果使“单干风”有回潮倾向。国际上，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对中国的“三面红旗”提出了批评。同年6月24—26日，两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发生争论。7月16日，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撕毁中苏签订的合同和协定，一个月内撤走全部苏联专家。正是在国内外复杂的情势下，加强社会主义教育，防止国家变资变修，成为国家领导人警醒的话题。1962年9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进一步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论断。此后，在全国城乡开展了长达三年之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文艺界则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反对阶级调和，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革命传统教育”“忆苦思甜教育”“问五老访四史教育”等成为时代潮流。1964年6月5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19个省、市、自治区的28个剧团参加，演出了《芦荡火种》《红灯记》《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洪湖赤卫队》等37个剧目。6月30日，《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社论《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7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该社论，由此揭开了“社会主义文化革命”（非政治意义上的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毛泽东也对文艺界“非工农兵方向、非社会主义方向”进行了批评。7月2日，中央决定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负责领导文艺界整风事宜，开始对意识形态领域所谓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1964年8月对影片《早春二月》展开批判，认为其美化剥削，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阶级调和；1964年《文艺报》第8、9期合刊对邵荃麟曾支持的“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等展开批判，认为其掩盖阶级斗争，排斥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其本质是资本主义的文学主张；1965年《人民日报》批判电影《林家铺子》，认为其掩盖阶级剥削，抹煞阶级矛盾。《早春二月》《谢瑶环》《李慧娘》《林家铺子》《红日》《兵临城下》等众多优秀作品被打成“毒草”。
综上所述，“十七年”时期文艺界发生了五次全国性的“大辩论，大批判”（周扬语），政治批判逐渐取代严谨科学的学术探讨，对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的发展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置身于“十七年”特定的历史场域中，现代作家集的编选出版也呈现相应的历史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