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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的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受到文艺界和科学界的欢迎。文学领域出现一批真实书写社会生活、正视现实矛盾的作品。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一文，指出：“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要通过整风，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指示欢迎党外人士提意见，以帮助党内整风。各级党政机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意见，欢迎“鸣”“放”。在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提出大量有益建议的同时，少数右派分子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权挑战。”由此揭开文艺界反右派的序幕。
在“双百方针”时期，文艺界发表了许多重要理论文章。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妨害文学现实主义发挥的教条主义提出了批判，肯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批判功能，同时对只顾政治宣传的文艺作品提出了委婉的批评。钟惦棐在《电影的锣鼓》中尖锐地指出电影与观众的欣赏脱节，行政管理上官僚作风严重，干涉过多，题材上将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工农兵电影”。钱谷融在《论“文学是人学”》中指出文学的目的是写人，不是将人作为工具去反映现实。这里的人不是整个人类的“人”，也不是某个阶级的“人”，而是具体的、个别的人。在描写人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按照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来描写人、对待人。阶级性是从具体的人身上概括出来的，而不是具体的人按照阶级性来制造的。作家的创作不应该从抽象的阶级性出发，而是从感性的活生生的人出发，这样才能创造出典型。刘绍棠在《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中对当时的文艺现象提出了一些大胆的意见。他指出文坛上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在于教条主义者机械地、守旧地、片面地、夸大地执行了毛泽东指导新中国成立前文艺运动的策略性理论。要求文学艺术作品非常及时地为政策方针服务，其实违反了唯物论的基本原则。因为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它只有在生活中的事物已经发生和存在以后才能反映。在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上，刘绍棠指出当前应以“提高”为主。他认为创作题材虽有主从之分，即以工人农民的题材为主，以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的题材为从，但最终决定作品价值的，不是题材和主题的重大与否，而是作品艺术形象表现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感染力。在思想改造方面，刘绍棠认为要采用说服的办法，而不能用压服的方法。其他探讨当时文艺现状的理论文章还有陈涌的《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周勃的《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巴人的《论人情》、黄秋耘的《刺在哪里？》、于晴的《文艺批评的歧路》、唐挚的《繁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蔡田的《现实主义，还是公式主义？》等文章，这些发表于“双百方针”期间的论文对当时文坛中的问题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