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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罕见地以整版刊发《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文，由此掀起声势浩大的对“胡风集团”的批判。5月24日、6月10日，《人民日报》又分别刊发《关于胡风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批判不断升级。
新中国成立前，胡风派与中共文化人有过争论，其“主观论”“生活斗争论”在某种程度上阻碍着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贯彻执行。1944年底到1945年初，参加过延安文艺整风的何其芳、刘白羽根据讲话精神，在重庆召开座谈会，对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进行批评。1948年，在香港工作的邵荃麟、林默涵、胡绳等以《大众文艺丛刊》为阵地，对胡风派进行批判。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对胡风派的批评并未停止。1950年4月，《人民日报》人民文艺专栏对胡风派成员阿垅“歪曲和伪造马克思主义”提出批评。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舒芜发表在《长江日报》上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舒芜在文中检讨了《论主观》的错误。《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一方面对胡风小集团对抗知识分子改造提出批判，另一方面也对舒芜的自我批评表示欢迎。1953年1月30日，《文艺报》第二期上发表林默涵《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第二天，《人民日报》加上按语转载了。按语指出胡风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这种文艺思想“因为在一些‘左’的、‘马列主义’的词句掩盖之下，对于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有迷惑作用，因此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批判”。而林默涵的这篇文章则“从一些基本问题上揭露了胡风的文艺思想的实质，指出这种文艺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根本区别”。紧接着林默涵的批判后，1953年《文艺报》第三期发表何其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一文，也是专门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1954年《文艺报》第12号上发表侯金镜《评路翎的三篇小说》，认为《洼地上的“战役”》《战士的心》《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对部队的政治生活作了歪曲描写，在部队中产生不良影响。胡风于同年7月向党中央提交三十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他首先检讨了自己的自由主义错误，然后对林默涵和何其芳“混乱的主观主义和庸俗的机械论”提出反批评，指出统治整个文艺战线的其实是“歪曲毛泽东理论的宗派主义者”。以周扬同志为中心的宗派主义者在文坛上“用行政命令制造威信”，只有“清算宗派主义，恢复党的正确领导”，文艺事业才能繁荣发展。胡风同时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新中国的文艺事业提出诸多建议与设想。
1954年胡风两次在“批判《红楼梦研究》运动”中的高调发言及尖锐的《万言书》，在当时环境下，当然不为所允，胡风及胡风分子被定性为“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
。所谓的“胡风分子”及“骨干成员”的出版物均被收缴，其在改变众多文人命运的同时，也深远地影响了当代文学的格局与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