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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9月23日，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当时中国正处于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提出要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会的精神也要求文艺工作者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鼓舞广大人民。大会的主题报告是周扬的《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茅盾、邵荃麟分别做了《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的报告。茅盾在报告中指出作家应根据时代精神“以艺术的力量推进社会主义的改造工作，要以社会主义思想去教育、改造千百万人民，用新型人物的高尚品质和英雄气概去鼓舞他们前进的勇气和信心”
。因此作家创作应更理想化，更典型。
第二次文代会召开前的4月下旬到6月下旬，“中国作协创委会组织北京的作家、批评家和各部门的领导干部，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学习，并就四个专题进行讨论，这四个专题是‘从马、恩、列、斯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及对文艺的指示来认识现实主义的发展’，‘关于典型和创造人物的问题’，‘关于文学的党性、人民性问题’，‘关于目前文学创作上的问题’，每个专题内都指定发言人组织发言和讨论”
。大会主题报告起草人由周扬替换了力图总结教训的冯雪峰。“第二次文代会，中央高层主要想解决的，是建国后文学艺术向什么方向走的问题。”“相对1949年以来较为宽松的文艺环境来说，第二次文代会以后，文艺的自主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一举一动，都要从政治的视角打量和审思。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文艺开始沿着毛泽东构建的方向悄然转身，一直延伸到‘文革’时期趋于极端的文艺路线。”
1954年9月，山东大学《文史哲》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论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李、蓝二人作为“年轻的《红楼梦》爱好者”对俞平伯的红学观提出了诸多批评。他们认为俞平伯的研究从抽象的“色空”概念出发，拘泥于烦琐考据的窠臼，违背了原著现实主义倾向性，贬低了作品的民族性和人民性。该文主要借鉴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及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文艺观，着重发掘《红楼梦》中反封建专制因素，也从原著中找到了一些令人信服的史料证据。对于百科全书式的《红楼梦》，读者的解读本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李、蓝的文章最初发表时，发生了一些波折，后来在《文艺报》转载时，主编冯雪峰的按语也有暧昧之处。毛泽东一向推崇并深谙《红楼梦》，在读了李希凡、蓝翎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后，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并将此信传给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文艺界领军人物传阅。毛泽东在信中说无产阶级大人物对“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加以阻拦，却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1954年12月8日，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做出《关于〈文艺报〉的决议》，改组《文艺报》的编辑机构。主编冯雪峰被解职，检讨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全国文艺界掀起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而不是让胡适派烦琐的考证、牵强的索引去诱导青年钻“故纸堆”，回避现实。对《红楼梦简论》中的所谓“反现实主义”唯心观的批判是用马列主义统领文化界思想的一次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