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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博
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各国交流活动空前频繁，多种形式的翻译作品已经深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之中，翻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文努提（Lawrence Venuti）1995年在他的《译者的隐身》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异化和归化的概念。殊不知一个多世纪以前，著名文学家鲁迅早已在此问题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且从清末盛行的“顺而不信”翻译思想中摆脱出来，提出了“硬译”理论。
清末翻译家严复所提的“信、达、雅”三字为译界公认的翻译标准，而翻译具体的实施方法则常以“直译”“意译”两法概括。为了更清晰地说明各种翻译方法的类别，可以根据译作翻译与著述编写比例的大小、译者主观介入意识的强弱，以及译文与原文之间表层形式的相似性、深层意义的契合度为标准，概括如下：
1.译述：翻译加著述。原文的翻译与译者的著述交相辉映、合二为一。这种方法沿用原作的人物、情节、观点，按照目标语言国家的读者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进行再创作，原文在篇章层面上已经面目全非，译者兼任翻译、作家二职。
2.编译：翻译加编写。以一个或者多个文本为基础，参考相关背景资料，在翻译原文的基础上重新编辑编写。和“译述”方法比较，编译译者不做过多的发挥，但为方便目标语言读者阅读，原文结构、形式往往不复存在。
3.意译：翻译过程中的改动与调整保持在句子与句群层面上，根据目标语言读者的习惯与文化背景做出调整，译文读起来通顺流畅。比如郭沫若的译诗中出现“造化”，许渊冲将“死亡”译成“魂归离恨天”，傅雷译文中出现“御林军”“二爷”这类词汇，用文言风格的句子翻译报纸讣告，等等。在保证“信”“达”的基础上追求“雅”，讲究译文形神兼备。
4.直译：以逐字翻译为主。避免使用目标语言色彩浓重的习语、俗语等，保持目标语言可读性的同时尽量保持原作句子风貌。兼顾“信”“达”，绝不追求“雅”，不刻意讲求神韵。
5.硬译：句式结构大体参照原文，尽可能逐字翻译，实在无法变通时采用以句子为单位的译法。“宁信而不顺”，以忠实原文形意为第一要旨，可以牺牲译作的流畅通顺程度，往往为了体现原文风貌而出现译文佶屈聱牙、难以索解的情况。
6.死译：彻底的逐字翻译、一一对应，语法结构照搬原文，完全按照源语言机械地转码而成。
清朝末年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宗旨的洋务运动促进了大量外国书刊典籍进入中国，掀起了一个翻译高潮。当时翻译界普遍推崇的理念就是“宁顺而不信”，极度推崇“达”“雅”，对“信”看得很淡。即把译述和编译作为翻译的主要手段。这种翻译理念的盛行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第一，洋务运动初期的翻译模式是外国传教士
口译或者撰写草稿，然后由文笔畅达的中国人记录或者修改。长期在中国担任翻译的英国传教士傅兰雅
这样描述：“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但在当时，无论中西双方，既是专业人士又是译者的人凤毛麟角。众所周知的翻译大家林纾不通外文，依靠魏易的合作才译出多部书籍。虽然中国逐渐派出留学生，谙熟外文的中国人日益增加，但情况的改善依然有限，鲁迅曾经在文章中提及自己年轻时在不十分通晓日文的情况下，就急于翻译的往事。所以当时的翻译实际情况是，译者对原文的很多句子未必明白，只管囫囵翻译，实在译不出来就依据上下文编造，或者索性跳过去。而且，相当数量的科技科普文章涉及各个学科知识，译者与读者双方都不具备这些在发达国家相对普及的知识，翻译的难度可想而知，采取编译方法恐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第二，当时中国很多翻译作品译自日本，一方面由于中日毗邻，中国留学生人数较多，另一方面日文与中文有很多相通之处，有些词汇可以直接取自日文，省时省力。然而，明治初年的很多日本译者喜欢改变原作主题、结构、人物，对原文增删，把原作进行改写和缩写，被称作“豪杰译”。中国学者对日文译本的翻译又导致对原文的“二次不忠”。第三，清末翻译的政治目的很强，把翻译外国作品视作救国手段，所以有时会对原作内容增删配合政治需要。比如，梁启超在翻译日本小说家柴四郎的作品《佳人奇遇》时，就删除了抨击清朝暴虐统治残害国民的段落。第四，由于长期闭关锁国，中国读者对域外文化了解有限，如果不进行一定的改动，读者难以理解书中内容。第五，若所译书籍销量大，利润随之水涨船高，翻译自然会迎合读者的口味，对原文做出改动。第六，清朝以“天朝上国”自居，其他国家都属“蛮夷之地”。可是鸦片战争之后屡次受辱，与外国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读者无形中对某些西方元素有抗拒情绪，本土化译文让读者从情感上更加容易接受。加之部分译者仍守文化上的优越，自觉修改之后优于原作。所以当时编译大行其道也属大势所趋。
再者，严复提出的“信”与以现代翻译理念的“信”意义不同。严复追求的是“译文取明深意”“意义不倍本义”；梁启超认为，“凡译书者，当使人深知其意，苟其意靡失，虽取文而删增之，颠倒之，未为害也”；林纾也有相似的观点，“存其旨而易其辞，本义并不亡失”。由此可见当时的“信”指的是尊重原文作者写作主旨，保留原作精神，而不必拘泥于原文的遣词造句、谋篇、风格，和现代翻译界所说的字句层面忠实于原文意思不同。而且严复表示，如果译文不通顺畅达，读者不懂，那么“译犹不译”，所以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达”比“信”重要，译文宁可“顺而不信”，编译则是最符合这种翻译理念的具体操作方法。
鲁迅在青年时代对严复、林纾等翻译家非常推崇，更是翻译小说的忠实读者。加之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在书籍翻译的道路上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大多数译书都得以出版。其译述小说《斯巴达之魂》在日本弘文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中产生巨大反响，同一时期编译的《中国矿产志》被列为清政府中学堂参考书，而且清政府农工商部令各省矿产界和商界购买此书。而且此时的鲁迅坚信洋务运动的思想可以救国救民，引进他国知识，吸收归化，为己所用才是正途。因此，以上因素让鲁迅在翻译初期遵循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顺而不信”思想指导。
然而，鲁迅的翻译理念随着国内外形势的转变而逐渐发生变化。1906年章太炎以“革命党之骁将”的身份来到日本，大受留学生欢迎。鲁迅与章太炎逐渐相识，并参加了章太炎的“国学讲习班”特别班，即每周星期天上午在章太炎家中学习《说文解字》《庄子》《楚辞》《尔雅义疏》《文心雕龙》《汉书》等课程。章太炎批评了只重翻译风格的“文质”，不区分翻译文体与创作问题的差异。并且指出了严复《天演论》文体过分注重音韵节奏，八股文味道十足的缺点。在章太炎的指导之下，周氏兄弟（即周树人、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得以完成，从此鲁迅的翻译与创作文风转向“朴讷”，与清末主导的“雅洁”翻译之风相对。鲁迅由此逐渐摆脱了洋务派翻译家的影响，探寻属于自己的翻译之路，即从文字到风格的各个层面尽量保留原汁原味的“硬译”。
翻译的“朴讷”之风并非始自鲁迅，在唐朝翻译佛经时就采取了“信而不顺”的原则，译作质朴，译文甚至难以索解。而且古时采取尊重原文的译法，很多人名、用法都直接采取音译梵语的方法，这样的译法可以回溯倒推原文的面貌，鲁迅对此有过文章论述，并列举出一些例子，比如南北朝人把印度人的名字译成“阿难陀”“实叉难陀”“鸠摩罗什婆”……反之，如果一位追求“顺”，符合本国读者语言习惯，甚至把人名都本土化，有时反而会引起不便甚至谬误，鲁迅在作品中也举出过因为音译造成错误的例子：“……而中国却是更没有注意到，所以去年Kropotkin死去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上海《时报》便用日俄战争时旅顺败将Kuropatkin的照相，把这位无治主义老英雄的面目来顶替了……”鲁迅的“硬译”是在尊重原文，充分保证“信”的基础上的，比如原文说的是‘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硬译出来稍显不顺；可是如果改作‘日落山阴’，虽然更加朗朗上口，可是原文强调的重点发生了变化，原意以山为主，改了就变成太阳为主了，行文意义上有悖于原作。
采用“硬译”的方法，鲁迅有另一番关于国家存亡的考虑。因为鲁迅始终认为一个国家的盛衰与该国的语言文字息息相关，中国的民族危机原因之一就是汉语的衰微，尤其是文言文，根本无法满足现代文明国家对所使用语言的基本要求，古时候各个国家能够掌握文字的只是少数人，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科学的进步，发达国家的文字使用已经普及起来，国民知识层次的提高自然促成了国家发展。可是在当时的中国能识字的人仍然很少，能够写文章的更加寥寥无几。而且当时所使用的文言文的音、义都是古时流传下来的，已经与当时的社会脱节，而且有文化修养的国民与不能使用文字的国民难以相互沟通，国家缺乏凝聚力。所以，当时中国语言文字的落后造成了民族精神的颓废，对文字的改造就是对民族灵魂的重塑，白话文的使用与推广意义重大。鲁迅的文学创作与翻译工作很大程度上是致力于废除文言文、推广白话文基础之上。鲁迅觉得汉字不够精密，反映的思维方式不准确，这就需要从外文中引进新的表的方式，改造汉语，正如鲁迅本人所言：“…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对于“硬译”的可行性，鲁迅也做过深入地考虑，从中国古代与其他国家吸纳外来语和外国的文法的先例中获得启发。借用其他语言的语法改造本国语言，在日本已经获得了成功。而且在中国也一样有诸多通过硬译方法引入外来语的先例。鲁迅指出，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之后，人们逐渐习惯，便纳入了汉语体系。靴，狮子，葡萄，萝卜，佛，伊犁等汉语词汇原来也是直接引入的外来语。在一九二五年创造的‘罢工’一词，尽管是新词，但其使用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对此表示接受，最终成为汉语的正规词语，可见通过外力改造语言的方法是可行的。鲁迅曾经批评国人的惰性，不愿意让自己适应新事物，更愿意让新事物适应自己的旧习惯。国人只有经过痛苦地付出，尝试“不顺”的新事物才会抛弃不合理的旧规则。“硬译”是一种革新民族思维的工具，可以帮助国人通过语言的改变学习西方缜密的思维方式，用外来语的词句和语法充实汉语，借以促进汉语发展，改变国人思维方式，间接促进民族的觉醒。如果只图顺畅，就失去了接触新思想、新文字形式的思考过程。这与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弃医从文，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一脉相承。
另一方面，鲁迅没有主张一切文章都要“硬译”，所有读者都要接受“硬译”的译文，应该有的放矢，根据不同类型读者，因“人”制宜。对于那些不识字的民众应该给予图画、演讲、戏剧等直观的艺术形式；对于粗通文字的读者，应该给予中国作家创作的作品和编译、意译等本土气息浓厚的作品；对于受教育程度很高的读者，则可以给予“硬译”而得的作品，让他们费一点力气来消化，从而引进外来词汇。
尽管鲁迅本人认为“硬译”对于汉语乃至中国意义重大，可是他也并没有盲目地推崇。因为鲁迅清楚意识到这种翻译方法必然导致相当数量的失败案例，然而大浪淘沙、泥沙俱下，随着时间的流逝真正有生命力的硬译会自然保留下来，被消化吸收，传承下去，而不合适的硬译将如同渣滓一样沉入水底，最终消失。
一方面，鲁迅翻译思想的变化反映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面对外来文化态度的转变：清朝末年洋务运动中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其实质是希望在保留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基础上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在保证清朝统治的前提下从技术层面引进外国先进成果使国家强盛。在鲁迅译作中的表现就是为保证符合中国本地读者的阅读习惯，所采取的“顺而不信”的翻译方针。而后随着清朝的灭亡，民国的建立，洋务派相对保守的救国思想的缺点显现出来，当时社会上出现希望中国“全盘西化”的呼声。忧国忧民的鲁迅亲身经历了华夏大地备受欺凌的时代，因此，他希望直接接受西方先进的理念，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可以把引进语言作为媒介，达到强国强民的目的，其译作指导思想因此转变成“信而不顺”的硬译。
另一方面，鲁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意识形态不断构建自身的文化身份，其翻译思想与文化身份相对应：鲁迅早期在翻译界崭露头角的时候属于拥护清朝末年洋务运动思想的开明封建文人，希望清廷通过自上而下的循序渐进的变革是中国强大，其思想方式与叙事方法都属于文人士大夫的风格。而在残酷的事实面前鲁迅不得不痛定思痛寻找新的救国之路，其文化身份发生变化，逐渐变成民主革命人士，主张从文字思想上唤醒国民，彻底打破旧制度的桎梏，对旧的文言文提出挑战，大力推行新文化运动，希望引进全新的语言系统改变国人的陈旧思想理念。由此，其翻译思想随着自己的文化身份变化而变化，根据自己对救国理念理解的变化而变化，从初期的“顺而不信”自然而然地走向最终的“信而不顺”。
［1］龚其峰.《隐身的“异化”——严复译作研究新探》［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第9卷第4期，2009年7月.
［2］高黎平.《晚清翻译机构与在华美国传教士》［J］.《德州学院学报》，第21卷第1期，2005年2月.
［3］黄健.《章太炎与鲁迅早期思想之比较》［J］.《浙江大学学报》，第1卷第2期，1987年9月.
［4］李寄.《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文体论》［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5］鲁迅.《鲁迅全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6］李望华.《鲁迅翻译思想嬗变与身份建构》［J］.《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10卷第2期，2012年4月
［7］孙静，杨宁伟.《解读“豪杰译”》［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总第125期）.
［8］武锐.《翻译理论探索》［M］.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
［9］肖石英.《现代汉语句法异化及翻译体问题》［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第2卷第1期，2010年2月.
［10］张芸.《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与西方文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11］王小兵.《“削鼻剜眼”与“异国情调”——鲁迅翻译策略选择的新视角》［J］.《甘肃高师学报》2007年第12卷第1期.
［12］樽本照雄，岳新，译.《关于鲁迅的〈斯巴达之魂〉》［J］.《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6期.
［13］张佩秋，刘琦琦.《跨文化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问题》［J］.《浙江科技学院学报》，第19卷第4期，200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