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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博
起初，人们只把翻译看作一种语言层次之间的变换活动，认为翻译仅仅是从一国语言转换成另一国语言的活动。但随着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对翻译本质认识的逐步加深，人们意识到翻译是促进文化交流的载体。所谓的“文化交流”就是理解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的同时输出本民族文化。因为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文化，语言属于文化的一部分，正是文化的多样性才让各民族、国家之间产生了彼此不理解的情况。翻译的出现正是为了消除这种隔阂。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两种语言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欧美国家信奉基督教，相关词汇、习惯用语、谚语等渗透到语言的方方面面。Holy communion中文译成“圣餐”，可什么是圣餐呢？圣餐是天主教堂做礼拜时的一种仪式，神父把一小块饼和放入信徒口中，其起源是《圣经》中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时把饼和葡萄酒分给众门徒，称这是自己的血肉。中国读者对《圣经》不熟悉，即使看到“圣餐”二字也很难理解背后的含义。英语中还有“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as poor as thechurch mouse”“go to hell”之类与基督教文明紧密相关的习语。基督教文化和《圣经》在西方文明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深入到人们的思维习惯、语言表达、词汇意义等各个方面。同理，中国作为一个受佛教、道教影响深刻的国家，语言中存在很多具有本土特色的言语。牛津大学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s）在翻译《红楼梦》的时候，把“阿弥陀佛”翻译成“God bless my soul”。阿弥陀佛又称无量寿佛、无量清净佛，用基督教中的“god”翻译容易让读者误以为中国人也信奉上帝，削减了中国文化内涵。此外，不同文化熏染下的人们对同样的事物所承载的意义与隐喻色彩有非常不同的理解。在中国，玉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与高尚的道德情操合为一体，人们往往寓德于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句话代表了中华民族“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气节。唐代诗人王昌龄写出过“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千古绝句，表现了诗人如美玉一般的高洁情怀。关于玉的成语更是举不胜举：冰清玉洁、粉妆玉琢、金科玉律、瑕不掩瑜、如花似玉、琼浆玉液、玉宇琼楼、金玉良言、守身如玉、抛砖引玉……最著名的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更是以“玉”为两位主人公命名：通过“宝玉”“黛玉”的名字可见作者想这两个人物倾注了很深的情感。在美国纽约大学中国古典文学教师王良志1927年翻译出版的《红楼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王际真1929年翻译出版的《红楼梦》中，“黛玉”都被翻译成了“black jade”，乍一看译文符合原文意义，基本没有问题，可实际造成的结果可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因为玉石在英语国家并没有类似的文化含义，而且“jade”一词在英语中除了“玉”之外还有“a disreputable woman，a flirtatious girl”的意思，即“放荡的女人、喜欢卖弄风情的年轻女子”。Black Jade的引申义就是a loose woman of dark skin：“肤色黝黑的荡妇”。与原文可谓南辕北辙。可见，跨文化交流的实际情况是：不同国家民族的人们往往采用完全不同的形式表达同样的意思。比如在中国、美国、法国等很多国家，头部左右摇晃表示的意思是“不”“否定”“不行”，而同样的姿势在印度则表示“是”“同意”“可以”。在中国，“黄色电影”指含有色情内容的影片，而用英语表达同样的意思则要用“blue movie”（蓝色电影）一词，法语则用“filmrose”（玫瑰色电影、桃色电影）。
在翻译的过程中，为了跨越上述文化差异的鸿沟，译者必然会采取不同文化策略，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靠近源语言或者目标语言的语言形式、使用习惯和文化传统。意大利裔美国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于1995年出版的《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一书中，总结了这两种趋势，并且为之命名，明确提出了“异化”（Foreignization）与“归化”（Domestication）两个概念：异化即“尽可能不扰乱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也就是“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语言和文化差异”；归化即“尽可能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也就是用符合目标语言的习惯和文化传统的等值概念进行翻译。
采取异化翻译策略时，译者可以不受目标语言的传统习惯限制，在适当的情况下采取不十分流畅的语言风格，保留源语言的特点和独特的文化色彩，目标语言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虽然有时会有生涩拗口的感觉，但同时能够感受到源语言带来的别样体验和异国文化。异化翻译的目的是为了读者更多地了解异域文化，所以在目标语言的译文中大量保留了源语言的使用习惯和表达方式。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看来，异化翻译有助于保护源语言的文化特征，有助于保持文化多样性。目前翻译实践中有相当数量的异化翻译。比如英国作家J.K.罗琳的魔幻小说《哈利波特》的“muggle”在中文译本被翻译成“麻瓜”，指的是“不懂魔法的普通人”。小说作者为了展示一个常人难以想象、和现实完全不同的魔法世界，创造了许多英语中原来没有的词汇，“muggle”仅是其中之一。中国译本采取异化翻译的策略，保留了音译，同样创造出汉语中本不存在的“麻瓜”一词，要比用归化策略把该词翻译成“凡人”“常人”特色更加鲜明，让读者眼前一亮的同时，暗示了这个故事发生在一切不合常理的奇异魔法世界中，更加忠实地表达了作者的原意。具有浓厚华夏韵味的美国动画电影《功夫熊猫》故事发生在虚拟的古代中国，“师父”“乌龟”都保留了汉语读音，而没有对美国观众用归化策略译成“master”“turtle”。这样的异化翻译策略成功地保持了原汁原味，让观众切实感受到了所叙述故事的东方情调。而且电影的主人公是一只熊猫，这种中国特有的动物更加强化了故事的华夏风格。
异化翻译本身的确有助于保持文化多样性，同时又会促进语言文化的融合，使得语言和文化趋同，让世界各地的人们彼此更加易于交流。汉语中的外来语现象就是最明显的佐证：年轻人把上年纪的女性称为“欧巴桑”，“可爱”说成“卡哇伊”，“高手”说成“达人”，“心机重、奸诈”说成“腹黑”；“摆造型”说成“摆pose”，“展示”说成“秀”，“潇洒而又特立独行”说成“酷”，还有“扑克”“模特”“克隆”“拷贝”“派对”“主页”“软件”“硬件”“黑客”“闪客”等外来语。另外，当今英汉双语“嫁接词”和直接采用英文词的情况越来越常见，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比如VIP包房、IP电话、IT业、AA制、e时代、Windows、CEO、WTO……以上外来词进入汉语时间相对比较短，其中一部分新词只在年轻人之间和网络上广泛使用，而汉语中有很多外来词已经深入人心，人们应用这些词的时候习以为常，完全感觉不到它们来自异域，比如在中国古代翻译佛经的时候创造的一些词语：实际、唯心、正宗、忏悔、因缘、真谛、法门、世界、觉悟、刹那、正当、烦恼、出现、方便、相对、绝对、知识、涅槃、大千世界等等。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一些的词语，诸如“鳄鱼的眼泪”（crocodile's tears）、“武装到牙齿”（be armed to the teeth）、蓝图（blue print）、“象牙塔”（tower ofivory）、“蜜月”（honey moon）、“冷战”（cold war）、“黑市”（blackmarket）、“黄金时代”（golden age）等，这些由“异化”策略翻译而来的词语成为汉语有机整体不可或缺的部分，丰富了汉语语言。
翻译的异化策略和归划策略孰优孰劣，实在难以评论。实际上很少有一部翻译作品完全采取其中一种策略而置另一种策略于不顾的。两种翻译文化策略并不是一对矛盾，合理地配合使用能够得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作用。在翻译中偏重其中一种翻译策略，抑或双管齐下，需要有多方面的考虑，诸如：翻译某具体作品的目的、读者或观众的知识水平以及对源语言文化的认知程度等。
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信息流通量空前巨大，流通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各个国家民族之间彼此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各民族的隔阂逐渐缩小，从整体上看，异化策略在全球化进程中似乎占据了优势地位，而异化的结果又导致广义上的归化—原本是异族的语言、文法、习俗为本族接受、容纳、吸收，最终转化成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鲁迅先生提倡的通过硬译法改造汉语的理念实际上已经在当代社会中得以应用，汉语经过外来文化的渗透与自身演化，和鲁迅时代的汉语相比已经大相径庭，而且这一渐变进程仍将继续。从目前全球化的势头看来，语言文化彼此交流融合的速度应该还会更加迅速，在全球大融合过程中一些民族的语言文化或许会部分消失，甚至完全消亡，同时外族的语言文化渗入，逐渐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肉相连、水乳交融的境地，整合成全新的文化。或许将来世界各国终于彻底融为一体，用同一种语言交谈，分享同一种文化，到那时对翻译的研究也只能归入历史学的范畴之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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