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宋学智
1952年，赵少侯在《翻译通报》第7期上发表了《评傅雷译〈高老头〉》。赵少侯是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也是法国文学翻译家。傅雷在那时已通过其名译《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欧也妮·葛朗台》和《贝姨》等作品，赢得了中国千万读者的口碑，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化战线上做出巨大贡献的重要人物之一。他通过一部部名译展现出来的精湛的匠心和卓越的造诣，在读书界和文艺界确立了自己崇高的地位。所以，赵少侯的文章自然首先让我们关注到两个方面：一，赵氏说了什么？二，他又是怎么说的？
关于内容，赵氏主要选取了傅译《高老头》中的六个“具体例子”一一做了点评。其中三个例子对傅译做了点赞；三个例子对傅译提出质疑。随后，赵氏还从“技巧方面”简要地列举出一些短句译例，划分为“值得我们学习”和“不免”“损害了译文忠实性”的两类。再来说赵氏的行文语气。他是这样开始评说的：“傅雷先生的译品，一般地说，都是文从字顺，流畅可诵……；本书因为是译者修改过的重译本，晓畅犀利更是它的显著优点”。点赞的三个例子暂可不说，我们先从三个质疑的例子来看，赵氏在对第一个例子质疑后随即表示：“不知译者以为如何”；他对于第二个质疑的例子，在结束时说明：“是否正确，希望译者以及读者加以讨论”。对于第三个质疑的例子，赵氏最后也承认，傅雷的翻译“原则上还是无可非议的，因为译一部四百余页的书，也是无法处处字斟句酌的”。可以看出，赵氏全文都表现出一种谨慎的言辞和商榷的口吻。“总的来说，译者加意追求的是‘神似’而不是‘形似’……，但这不等于说他在‘形似’方面就毫不讲究”；“译者之所以不注意这些小节，说句公道话，却不是粗枝大叶不负责任的表现”（赵少侯，1952：11-13）。尽管文章如此措辞谨慎，但对一个已经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的翻译大家率先提出质疑，仍然显示出作者的勇气。然而，这种勇气在换了批评对象后，又变成了一种毫不在乎的不客气了。
同一年稍前，在《翻译通报》第3期上，赵少侯发表了《评穆木天译〈从兄蓬斯〉》。赵氏起先以假设的语气批评说，“如果工作态度不够认真，译文不够忠实，不够清楚，那么，如此大量地粗制滥造的译品不但影响了读者对于巴尔扎克的认识，其所造成的物质、精神的损害也是不容忽视的”；随后，他真的“不客气地说，这是一本很难令人满意的译本”；并且划分出四项错误加以批评：佶屈聱牙、意义晦涩；死译原文成语；意义与原文相反或不符；任意创造只有自己懂的词（赵少侯，1952：19-21）。
还是同一年，在《翻译通报》第4期上，赵氏又发表了《评高名凯译〈三十岁的女人〉中译本》。高名凯当时已经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汉语语法学家，不但精通法语，还是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最早译者之一。他与王力、吕叔湘三人的汉语语法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然而赵少侯却没有了对待傅雷的那种慎言，文章开门见山，一斧子就劈了下来：
“这是一部典型的粗制滥造的译本。我用法文本对照地读了一百页，可以负责地说，这一百页里几乎没有一页没有错误。这些错误包括：误译、曲译、硬译、笔误、字句的误置等等情况；至于创造新的怪异词汇，把原文译成中国字而信手堆成难懂、或竟不懂的语句则更是一页数见的常事。有些错误，以译者中外文的修养、和语文的专门知识来说，本是可以避免的，但由于译者的草率马虎，竟没有避免”（赵少侯，1952：14）。
国内曾有学者对赵氏批傅不大认同，似乎冒犯了大家，但读读这些严厉的字句想想，他对傅雷已经很是“手下留情”了。赵氏仍然通过具体的译例，指出高译“草率”“简直无法想象”；对于比较难懂的原文“穿凿附会”；“不肯仔细推敲的情况”“屡见不鲜”；还有不少“佶屈聱牙的例子”（赵少侯，1952：14-15），等等。赵氏的评论等于彻底否定了高译《三十岁的女人》中译本。
1952年，巴尔扎克作品在中国的三位主要译家同时被赵少侯请到了批评的前台。三者中，穆译最早，约十来部；高译当时最多，约二十部；傅译当时不多，出版的只有《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和《亚尔倍·萨伐龙》，但少而精，异军突起。程代熙在介绍《巴尔扎克在中国》的史料中，权威性地指出，“在翻译介绍巴尔扎克的作品方面，态度严肃认真、译笔生动流畅，在读者中影响较大的，要推傅雷”（程代熙，1979：87）。所以，就连赵少侯也直言不讳地比较指出：“读过高名凯、穆木天两先生译的巴尔扎克的小说，再来读傅雷先生的译本，实在有爬出步步荆棘的幽谷走上康庄大道的感觉。因为再也碰不到疙疙瘩瘩、弯弯扭扭的句子，再也遇不见稀奇古怪费人猜想的词汇了”（赵少侯，1952：11）。然而对于赵氏的伴随着点赞的慎言微词，傅雷也似乎并不买账。
穆木天在同一期赵文对他的评论之后，就作了答复。《翻译通报》给予穆氏提前阅读赵文的优先待遇，可以说明，曾经创造社成员的穆氏也是一个法国文学的重要的翻译家、研究家和知名学者。但他并没有做过多的辩解，答复信开头就说：“赵少侯同志关于我译的《从兄蓬斯》的批评，我大致同意。同时，我还希望他能更深入，更全面地，检查我的译文。我也希望别的同志帮我校订；……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想把已译过的巴尔扎克作品再校订一遍……”。在答复信的最后，他说：“在翻译这些书的时候，我自以为还是认真的。绝没有想过自己是粗制滥造。但，客观上形成了粗制滥造，是应当由我负责的”（穆木天，1952：21-23）。在随后第4期《翻译通报》上，穆木天还结合当时的“三反”运动，更深刻地做了自我批评：“在翻译巴尔扎克时，个人主义思想还是很强的。在选题上，主要反映在《从兄蓬斯》和《绝对之探求》那几篇上……。对于翻译语言的运用……，以为巴尔扎克的作品，译得生硬些，风格更对，而脱离了读者”（穆木天，1952：5-6）。总之，他虚心地接受了赵氏的“不客气”的批评。
高名凯也在赵氏发表评论文的同一期《翻译通报》上，对自己“翻译《巴尔扎克小说集》所犯的官僚主义作风的错误”，“向全国的翻译界和读者们做（了）一个检讨”。他承认翻译巴尔扎克是他的“谋生之道”，此外，还有一个想“要当中国的巴尔扎克”的“不纯动机”。他“计算一下，《巴尔扎克全集》的译文至少有两千万言，不采取‘急就’的办法就不能够完成任务，也就不能够成为伟人，因此就拿最快的速度来进行翻译”。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翻译态度是不严肃的”。他最后表示，“计划将来有工夫的时候要把我从前所出版的十几部《巴尔扎克小说集》重新加以修订，来补救我以往所犯的错误”（高名凯，1952：4）。高名凯主攻的是语言学和汉语语法研究，还翻译出版了多部外国语言学专著，这种情况下翻译巴尔扎克作品，只能是他的副业。早在1949年翻译出版的巴氏《杜尔的教士》的《译序》中，他就这样写道：
“这几年来，因为生活的颠沛，颇做了一些行外的事情。《巴尔扎克小说集》的翻译就是其中的一种。回想1941年冬天，我和燕京大学遭受同样的命运，其狼狈的情况实在是难以笔述。后来我受中法汉学研究所的聘请，担任研究员的职务。那时候，物价已渐高涨，汉学研究所给我的报酬实在没有法子让我维持最低的生活。然而‘不合适’的工作又不愿意接受，几乎没有一天不在经济的压迫之下。幸亏我的朋友俞鸿模先生和陈伯流先生约我为上海的书店翻译《巴尔扎克小说集》。于是，这外行的工作也就只好担任下来了。那时候，我的《汉语语法论》已经脱稿，所以每日到所工作六小时之后，回家时还能抽出时间来翻译，平均每日译出四五千字”（译序1）。
高名凯坦诚了几点：翻译是他“行外的事情”，他也是在做“外行的工作”；因为经济窘困而翻译；日均译四五千字。而据宋奇考，傅雷“每日平均也只不过译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字”（转罗新璋，1984：545）。所以，无怪乎赵少侯对他的批评十分辛辣。对于巴尔扎克的一句原文“Je ferme lesyeux sur ses intrigues”，高译为“我闭着眼睛去瞧他的秘密行为”。赵氏纠正为“我装作没有看见他的鬼把戏”。赵氏对高译的批评很有主观臆测的成分，这是他对傅雷绝不敢有的。但他对高氏的主观臆测似乎又很是那么回事。他连讽带刺地臆测高氏的翻译过程如下：译者“等不到看完整句就落了笔。所以一看见‘Je ferme les yeux’马上在纸上写出‘我闭着眼睛’；往下一看，还有‘sur ses intrigues’三个字，于是又添上了‘瞧他的秘密行为’。他已忘记，一秒钟以前在‘眼睛’前边所写的‘闭着’两个字。于是就让侯爵夫人闭着眼睛去瞧东西了”（赵少侯，1952：14）。
两年后，傅雷在致宋奇的信中提到了赵氏对他的评论，“赵少侯前年评我译的《高老头》，照他的批评文字看，似乎法文还不坏，中文也很通；不过字里行间，看得出人是很笨的”。傅雷也反评他道：“去年他译了一本四万余字的现代小说，叫作《海的沉默》，不但从头至尾错得可以，而且许许多多篇幅，他根本没懂。甚至有‘一个门’、‘喝我早晨一杯奶’这一类的怪句子”（傅雷，2006：591）。
那么，赵氏具体点评了什么呢？我们先看三个质疑的例子。其中之一，法文是“Son châle à franges maigres et pleurardes semblait couvrir un squelettetant les formes qu‘il cachait étaient anguleuses”，赵文里的傅译是：“身体只剩一把骨头、穗子零零落落像眼泪一般的披着，仿佛就披在一副枯骨上面”。赵氏的点评是：“既是穗子，说它披着就不如说垂着好”（赵少侯，1952：11）；此外法文tant及maigre“也未译出”。笔者核查傅译，发现赵氏看走了眼，傅译实为：“身体只剩一把骨头，穗子零零落落像眼泪一般的披肩，仿佛就披在一副枯骨上面”（重译本：15）。赵氏把“披肩”看成了“披着”，也把一个逗号抄成了顿号。其中之二，赵氏认为，傅雷把法文“...l’un de cesRatons parisiens qui ne connaissent même pas leurs Bertrands”译成“做了傀儡而始终不知牵线的是谁”，忽略了《火中取栗》中的两位人物拉东（猫）和培尔特朗（猴子），不如译成“做了拉东而始终不知道谁是培尔特朗”或者“做了火中取栗的猫，还不知道叫他取栗的猴是谁”，这样对内容和形式都有照顾，“既使读者了解到原意，同时也让读者知道原著表达思想的原来形式”，当然若取第一种译法“必须加注”。其中之三，赵氏认为，傅雷把法文“on l’a mis à toute sauce depuis une heure”译成“一个钟点以来，只听见他的事儿”，是“失之于太自由，没有充分传达出原文的形式，也没有把原文的风趣传达出来”。当然，赵氏也通过与穆木天的“把人搞得糊涂死了”的译文的比较，指出“傅雷先生的译文与原文的精神是符合的”。关于这个例子，赵氏首先指出傅雷把“messieurs，laissez donc le Père Goriot，（et ne nous enfaites plus manger）”译成“诸位不能丢开高老头（让我们清净一下）”？这是“正说反译的一个好例子”（赵少侯，1952：12-13）。其实他又看走了眼，傅雷译文是“能不能丢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傅雷在1963年第三次翻译《高老头》时，对后两个受到质疑的译句没做修改。
再看三个点赞的例子。其中之一，虽然赵氏认为傅译“恰当有力”，傅雷1963年第三次翻译时，还是把两个分句连了起来，由“古的太太和伏盖太太，只恨字典上咒骂的字眼太少”变成“古的太太和伏盖太太只恨字典上咒骂的字眼太少”（再译本：363）。其中之二，赵氏认为，傅雷把法文“Elleétait jolie par juxtaposition”译成“她的好看并非靠什么眉清目秀，而是由于五官四肢配搭得巧”，因译者增加了“并非靠什么眉清目秀”这个短句，而“把她所以美的特殊缘由烘托得更醒目，更完全符合原文的精神”（赵少侯，1952：11）。然而，傅雷在第三次翻译《高老头》时，竟改成了“她的好看是由于五官四肢搭配得巧”（傅雷，2002：362），这是赵氏评析中“照字面”的译法。第三个点赞例子的最后一句，当时傅雷译为“他……在油漆之下发现了原来的木料”。但傅雷在第三次翻译修改过程中，还是依照法文“Ilaperçut...le bois，sous le vernis”调整为“他……在油漆之下发现了木料”（傅雷，2002：446）。从三个点赞的译例看傅雷的改动，可以说，傅雷并不在乎赵少侯的好评。你认为是妙译的典范，我再次翻译时觉得它欠佳，照样修改。
不久之后，发生了又一场纠纷。1955年4月，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的《于絮尔·弥罗埃》同样遇到赵少侯的审读。赵氏肯定了傅译“是认真的，忠实的，对原文的理解力也是极其深刻的”，但同时也指出，“惟译者的译文风格，似乎已稍稍落后于时代。最突出的地方，即喜欢用中国的陈词，这种陈词在中文读起来十分顺口，而对法文的原意不免发生夸大、缩小或加添枝叶的毛病；……傅雷先生的译笔自成一家，若由编辑部提意见请他修改，不惟他不同意，事实上也有困难”。赵少侯提出，“关于他的译笔及似是而非的译法，……请领导决定”（转傅雷，2006：649）。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的楼适夷做了批复：“傅雷译文，总的说，品格是高的，能传神，不拘泥逐字逐句，应该承认这种译文的风格”（转傅雷，2006：649）。作为傅雷的老友，楼适夷慎重地请傅雷的好友钱钟书再来审读，不料钱的意见，傅雷也难接受，还向钱“开火”，使钱陷入纠纷与尴尬（金梅，1993：236-237）。楼适夷决定请语言学家叶圣陶从中文角度提提意见，叶老次年二月回复：“这部译稿是我细心看的，词语方面并无不妥适处。看了一遍，仅仅做这么一句话的报告，似乎太简单，可是要详细地说，也没有什么可说了”（转傅雷，2006：649）。至此，有关《于絮尔·弥罗埃》的纠纷案尘埃落定，译本于1956年11月出版。
本文认为，赵少侯在批评原则上，做到了一分为二，即便在批评质疑中也有肯定的某个侧面。他在《再谈翻译批评》一文中提出，翻译批评应该“褒贬并重”（赵少侯，1952：18）。也看得出来，他很希望自己的观点和评说是客观的。而对某个具体案例，即便只有批评，也总是用一种商榷的口吻，措辞尤其谨慎。在批评方法上，他使用了比较法。全文有四处列出穆译来作比较，无论是点赞还是质疑傅译，都有此法的运用，这就使得他的见解在两种译文的比较中更易被认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的翻译观念在今天看来，也不落后。他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也仍然值得我们去深思，既涉及内容与形式，也涉及归化与异化这些根本性的问题。赵文开篇褒扬了傅译的优长，随后话锋一转道：读者“却又另外有了一种不大放心的地方，……那便是这样流利自然的译笔是否仍能完全忠实于原文？是不是为了追求中译文的通顺畅达，有时也多少牺牲了原文的形式”？例如，在第二个质疑的例子上，赵氏认为，“译者只译其内在的精神而遗弃了它的外表形式”，而这外表形式涉及《火中取栗》的寓言故事。译文如果对形式和内容“双方兼顾”的话，还能“附带地起了丰富中国语言的作用”。在第三个质疑的例子上，他认为傅雷没有译出manger（＝ eat）和sauce在句中的双关含义，“因为说话的时候，他们正预备吃饭”。译文应当让“读者除了得到和读傅译文一样的认识而外，同时更领会到原文的风趣”。所以，文章最后赵氏提出自己的观点：“用中国旧小说里的句法来译外国小说，好处是明白流畅，文字不会佶屈聱牙。但也有一个毛病，那就是把一切异国的东西都装在旧的形式里，读者对新的事物既不能有一种精确的认识，也无从窥见外国文表达情感、叙述故事的曲折笔法。所以使用这种方法是需要有节制的”（赵少侯，1952：11-13）。赵文在60多年前针对后两个译例提出的问题，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很有探讨价值的。
当然，赵文也有缺陷。第一，他对傅译两处看走了眼，造成自己的评论失去了事实评藉，这种粗疏也影响到自己希求的客观性。第二，他质疑的力度反映了当时的认知体系和学术研究的状况，只注意到原文外表形式对丰富中国语言的作用，而不能有意识地站在文化层面明确指出语言形式下的文化韵味、文化内涵和翻译活动的文化目的和文化得失。第三，赵氏虽能看出问题，但自己的论说也存在漏洞。如在第三个质疑的例子中，说巴尔扎克用了manger和sauce两个词，是选择了“两句成语”，而实则只与一个法语成语“mettre qn à toutes les sauces（以各种方法使用某人）”有关。
那么，我们又怎样看待傅雷的反应呢？本文认为，傅雷不会因为自己的性子烈、脾气暴就放弃了“学问第一，艺术第一，真理第一”的生命追求和“真理至上”的立身原则（傅雷28；344）。否则，他后来不会说“1957年前译的都已看不上眼”，“眼光比从前又高出许多”（傅雷，2006：357），也不会在1963年第三次翻译《高老头》了。虚心接受批评的人后来并没有真的重新修改或校订，当时不买账的人后来真的又修改了。所以，傅雷致宋奇信中提及此事时，所表现的不买账甚至不在乎的样子，可能只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文人的表象常态，而实际上，他在第三次翻译《高老头》时，偏偏选中赵氏并不十分看好的一句“照字面”的译文“她的好看是由于五官四肢搭配得巧”，正可说明，他认真比较了几种译法，慎重地思考过赵氏的意见。当然，这也说明，他与赵氏有着不同的翻译原则和审美标准，所以，傅雷不会以赵氏的优劣评判为转移，而始终按照自己的价值尺度来表达作品中的艺术。赵氏指出tant的“作用”以及maigre（细小）的意思没有译出，在傅雷看来，恐怕“见仁见智”，而未做回应。相反，赵氏大加赞赏的译句，傅雷当改则改。傅雷说过：“我自己常常发觉译的东西过了几个月就不满意；往往当时感到得意的段落，隔一些时候就觉得平淡得很，甚至于糟糕得很。当然，也有很多情形，人家对我的批评与我自己的批评并不对头；人家指出的，我不认为是毛病；自己认为毛病的，人家却并未指出”（傅雷，2006：289）。同样的情况还有，赵少侯指出：傅雷为了“过分求神似，过分求译文的通顺”，“常常把他在旧小说里得来的许多句法和词汇应用在译文里面”（赵少侯，1952：13）。傅雷却觉得，“为了翻译，仍需熟读旧小说，尤其是《红楼梦》”（傅雷，2006：586）。傅雷在致宋奇和傅聪的信中，对此有充分阐述，此处从略。但可以肯定，傅雷也认为，“把原文的地方性完全抹煞（杀），把外国人变了中国人岂不笑话！”（傅雷，2006：575）。总之，傅雷的改与不改，既反映了他的审美品位和艺术眼光，也反映了他的严肃认真的工作状态。
赵氏质疑的后两个译例，涉及出发语的文化韵味和出发语特有的双关趣味，实质上涉及翻译中异的元素的转换问题。在人类的思想和文化普遍地相互开放并一路发展而来的今天，在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得到了长足发展的今天，对这样的问题应当说，我们想必已取得共识，即尽可能地让目的语民族了解出发语民族的奇观异景，了解异域民族异样的视角、异样的视野、异样的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以期不断丰富自己的语言表达形式、自己的文化蓄积、自己的情感世界和审美世界。单从这后两个译例看，傅雷的翻译是可以改进的，傅雷归化倾向的翻译对中国读者有溺爱之嫌。翻译活动最终是把外国文学归化入译语民族阅读宝库的行为，但这种归化行为不等于在技的层面只能采取归化的手法。把外国特有的知识文化归化为我们共有的知识文化，需要我们尽量保留外来的异，有了异，才有外国文学文化的奇光异彩，这样也才能实质性地扩充、丰富我们的文化宝库。傅雷虽然自称在理智上是“纯粹东方人”，在感情上又是“极像西方人”，对西方文化不但有开放的胸襟，还有吸收、消化的行动，但他也说过：“越研究西方文化，越感到中国文化之美，而且更适合我的个性”（傅雷，2006：382；430）。或许这种文化立场正是他倾向归化翻译策略的深层原因。
然而，异化与归化这对矛盾在此还没有完全解决。赵氏提出了策略上的问题，不等于说他就令人满意地解决了实践中的问题。例如，他把法文“...l’un de ces Ratons parisiens qui ne connaissent même pas leurs Bertrands”译成“做了拉东而始终不知道谁是培尔特朗”或者“做了火中取栗的猫，还不知道叫他取栗的猴是谁”，就是机械地套用了傅雷译文的格式。傀儡不知牵线的是谁这句话是可以成立的，但拉东不知谁是培尔特朗，就与“我们熟知的《火中取栗》的故事”矛盾了，因为拉东与培尔特朗是相识的。所以，如果译成“一个甚至连自己的对手培尔特朗都不了解的（巴黎）拉东”似乎与原文更贴切。同样，他质疑傅译后拿出的又一句译文“一点钟以来，哪种酱油里都有高老头的味儿”（on l’a mis à toute sauce depuis une heure）也不妥，因为不是高老头的味儿进入到每种酱油里了（sauce此处也应译为“调味汁”，酱油只是调味汁里的一种），而是每种调味汁都在高老头（这道菜）上浇过了、洒过了，每一种味道吃“高老头”的方法都尝过了。所以，如果译成“什么味道的高老头我们都尝过了”或“什么调味汁都在他身上用过了”似乎与原文意思更相符。我们的这样两句“异化”的翻译，或许具有不走样的文化意象。
［1］巴尔扎克.高老头［M］.傅雷，重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1.
［2］巴尔扎克.高老头［M］.傅雷，再译.傅雷全集第1卷［C］.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3］巴尔扎克.杜尔的教士［M］.高名凯，译.上海：海燕书店，1949.
［4］程代熙.巴尔扎克在中国［J］.读书，1979（7）：86-92.
［5］傅雷.傅雷文集·书信卷［C］.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
［6］高名凯.我在翻译中的官僚主义作风［J］.翻译通报，1952（4）：4.
［7］金梅.傅雷传［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
［8］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9］穆木天.穆木天同志的答复［J］.翻译通报，1952（3）：21-23.
［10］穆木天.我对翻译界“三反”运动的初步认识［J］.翻译通报，1952（4）：5-6.
［11］赵少侯.评傅雷译《高老头》［J］.翻译通报，1952（7）：11-13.
［12］赵少侯.评穆木天译《从兄蓬斯》［J］.翻译通报，1952（3）：19-21.
［13］赵少侯.评高名凯译《三十岁的女人》中译本［J］.翻译通报，1952（4）：14-15.
［14］赵少侯.再谈翻译批评［J］.翻译通报，1952（5）：18-20.